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逻辑框架———基于农民工城镇化的视角

农民工由于经济资本薄弱、社会资本赤贫、文化资本欠缺,在城镇化进程中脱贫乏力,进而导致经济融合不力、身份融合困顿、心理融合受阻,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并转型新市民。职业教育作为精准扶贫的有效方式,通过发挥补偿性和发展性功能,能帮助农民工改善就业、扩充社会关系网络和认同城市文明,在缩小物质贫困、消解能力贫困和消弭精神贫困方面有着巨大价值。为此,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价值,必须精准“分析需求”,优化扶贫供给;精准“协同帮扶”,增强扶贫合力;精准“治理督评”,保障扶贫效能。     

环渝连片特困区精准扶贫效益评价及增进策略———基于 SEM 模型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注重扶贫效果、评估扶贫效益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与创新路径。研究选取环渝六大集中连片贫困区(渝东北、鄂西北、渝东南、湘西北、川东南、黔西北)近600户贫困家庭进行问卷调研,突破既往关注宏观政策规制与扶贫主体行为的研究偏好,构建涵括公众期望、政策适应性、扶贫精准性、价值感知、扶贫绩效等五大方面的扶贫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对结构方程的指标信度、结构效度、模型优化拟合,并通过路径系数与中介效应来测算区域间精准扶贫效益及分值排名。研究认为目前针对性满足受众需求的扶贫供给成为阻滞扶贫效益的关键因素,同时也亟需改进扶贫政策适应性与精准性管理在扶贫对象价值感知层面的中间效应来提升扶贫效益满意度。     

农村贫困治理的范式转型与未来路径——兼议产业精准扶贫的推进路径

农村贫困治理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国家治理范式的演进,农村贫困治理将实现政府主导范式经由市场主导范式向公共治理范式转型。当前,主流的政府主导范式和市场主导范式在理论上遭遇到解释力不足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了精准扶贫不精准、久扶不脱贫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在形式上表现为过度依赖市场主导范式所产生的“开发”与“扶贫”之间的张力,在实质上表现为贫困治理过程中基于市场逻辑的效率、基于扶贫逻辑的公平、基于公共治理的参与等多元价值冲突。因此,推动农村贫困治理范式转型和产业精准扶贫目标实现,有效整合多元逻辑和多元价值是关键。具体路径应以公共价值为目标,实现对多元价值的整合;以平台构建为支持,促进多元主体协同;以公共能力建设为条件,支撑多元行为逻辑整合。     

精准扶贫中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精准扶贫是30年来扶贫治理的经验总结,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4个环节,从“漫灌式”转向“滴管式”,注重“靶向治疗”,使贫困资源聚焦贫困人口,保障扶贫政策精准落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落实精准脱贫需要在社区治理结构与治理基础上,依靠社区治理主体的配合进行。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有利于贫困社区整体转型,更影响着精准扶贫的实施及其效果。基于陕南F村的实地调研,以精准扶贫为背景,分析政策实施过程中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在贫困社区治理中遭遇的实践困境,进而探讨通过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有效落地的可行性。通过倡导参与式贫困治理、构建弹性治理结构、完善动态治理机制、强化社区治理技术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最终落实精准扶贫的4个环节,实现“六个精准”。     

乡村治理转型与农村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为当前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提出了新的战略,也成为脱贫攻坚阶段国家的一项政治任务,在乡村治理的转型过程中如何使精准扶贫与农村社会的政治生态相适应已成为决定农村减贫成效的决定性因素。鉴于此,本研究从乡村治理中治理方式、治理主体、治理社会环境、治理单元、治理动力等方面的转型来阐述对于农村精准扶贫的影响。面对转型的影响,必须进一步提高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加强对于扶贫资源的监管,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推广网格化的精准扶贫治理模式,大力提高贫困村专项扶贫资金额度,从而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精准扶贫的人权诉求、社会阻力及实现路径

为了彻底消除贫困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对新的经济形势与贫困态势,党和国家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消除贫困已成为世界人权的优先事项。消除贫困、发展权利、幸福权利是精准扶贫的三维人权诉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贫困多样性、农村社会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等是消除贫困的社会阻力。为此,可以通过发展国民经济、建立公正制度、健全精准识别机制以及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等途径,促使精准扶贫战略的人权诉求实现。     

制度逆变、策略性妥协与非均衡治理——基于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于贫困识别过程中村民争当贫困户、非均衡的项目实施及“任务式”扶贫产业开发,导致了农村精准扶贫的制度逆变及村民“气”的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通过博弈情景下的政策变通、村庄政治生活的选择性平衡及日常治理中的“做工作”等路径,建构了精准扶贫场域下村庄矛盾调处的策略性机制。由于治理主体之间连带性制衡关系的异化及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非对称性,农村精准扶贫呈现非均衡性治理的悖论。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过程中,需要建构“均衡性治理”的制度体系,推进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出减贫效应的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基于新疆 2001-2015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全国贫困人口多集中于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扶贫一直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及难点, 脱贫攻坚是决胜全面小康的现实需求更是战略举措。研究基于2001-2015年的地区级面板数据, 利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 考察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出与减缓贫困间的非线性空间联系, 估计了教育财政支出减缓贫困中的空间溢出效应, 并探讨了减贫过程中的门槛特征, 稳固民族地区可持续减贫的理念。研究发现:教育财政支出对于贫困减缓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并呈现出非线性特征, 说明了教育财政支出强度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非均衡分布的原因; 各地区教育财政支出对于减贫的作用差异显著, 存在门槛效应。     

“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逻辑

“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是农村贫困现代化治理的实践载体之一,通过梳理“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体系的内涵,分析其可行性,阐释互联网+背景下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应然性,并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互联网+精准扶贫”的新模式。基于此,通过重构贫困区“互联网+农业”格局,“互联网+农业”精准扶贫归入主流扶贫体系,建立信任机制,强化贫困地区“互联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创建多元的增值服务平台等多元化治理路径,以获得“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逻辑。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精准扶贫对策研究

我国的贫困治理政策正在发生深刻转变,落实精准扶贫将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现精准识别、满足多元需求、发展内生动力的扶贫任务十分艰巨。基于对精准扶贫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提出了经济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对策:借助公益组织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构建扶贫对象动态管理机制,创新扶贫治理机制,实现多元化贫困治理,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创新精准扶贫管理模式等。     

支出型贫困视角下农村社会救助扶贫效果研究

贫困问题的界定决定贫困问题的治理方式。我国对贫困的界定和测量都是以收入为标准,然而,考察当前农村贫困可知,由于重大疾病、子女教育、突发事件等原因形成的支出型贫困越来越多的成为导致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由此,针对支出型贫困的社会救助项目如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是提高精准扶贫效果的关键。本文以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FGT贫困测量指数对农村社会救助的扶贫效果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扶贫效果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在于针对支出型贫困的救助项目尚未得到重视。因此,为提高社会救助对精准扶贫的效果,今后农村社会救助需进一步提高低保水平、有针对性地对支出型贫困进行救助、建立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等。     

后扶贫时代教育贫困治理的价值逻辑、行动框架与路径选择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教育贫困是后扶贫时代亟待治理的关键问题。在后扶贫时代,教育贫困治理的价值逻辑主要体现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追求、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方面。后扶贫时代教育贫困治理的框架可从治理目标、治理理念、治理视角、治理方式和治理机制等维度进行搭建,在行动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志智双扶,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积极作用;在路径上不断加强教育经费可持续性投入、增强文化治理建设、构建教育扶贫长效机制、实现贫困治理精准化及构筑多元主体协同式参与,继续为全球贫困治理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农村贫困老年人精准脱贫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安徽省六安市为例

作为贫困人口占全省1/7的安徽省六安市面临着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六安市贫困老年人占全市贫困人口的比例接近40%,且农村贫困老年人的贫困问题更为严重。在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以每年3%速度增长的背景下,针对农村贫困老年人的精准扶贫就具有了特殊而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六安市针对农村贫困老年人实施了包括健康扶贫在内的一系列扶贫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扶贫效果,但在精准扶贫措施上依然存在着不小的提升空间。课题组在广泛调研和深入分析后认为,采取细化健康扶贫条款、设立针对性的产业扶贫项目、发展适合贫困老年人的电商扶贫项目、推广“家风+扶贫”模式等措施,来增强农村贫困老年人扶贫政策的精准性。     

新时代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治理路径

新时代扶贫开发方式创新转变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实现路径。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实践困境主要表现在精准识别偏离、精准帮扶错位、精准管理缺位和与之相关的精准考核不完善等4个方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和文化深度性贫困以及政策执行主体面临双重压力、公共品供给错位、市场失灵的政府缺位等国家治理不足等。为此，在脱贫攻坚的最关键阶段，需要重点聚焦深度性贫困问题，从完善精准管理机制，提升帮扶政策精准度；强化力量集成，提升基层扶贫治理能力和水平；激发扶贫对象内生动力，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积极性等方面增强精准扶贫力度，有效实现精准扶贫的常态化，确保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的顺利实现。     

精准扶贫视阈下农村文化扶贫体系构建与路径优化——基于T镇的案例研究

随着我国农村扶贫由粗放式转向精准式,文化扶贫也日益受到社会重视,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是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扶贫方式的强化与升级。通过对湖北省T镇的案例分析,对现阶段我国文化扶贫实践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农村公共文化扶贫实际效益较低,基层实践与国家政策目标发生偏离;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缺乏对象的精准识别,服务供给没有针对性;农村公共文化资源没有实现精准帮扶,资源配置逻辑离散化,文化扶贫功能负荷较小;文化服务供给缺乏有效的内外监督与考核机制,治理能力弱化,忽视文化扶贫的效益评价。优化文化扶贫路径,要提供有针对性的文化服务项目,实现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和水平。     

代际支持、干群互动与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

运用2016年陕西省农村贫困居民的调查数据,通过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贫困居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贫困居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水平较低;代际支持、干群互动、对精准扶贫政策的了解以及精准扶贫项目参与都显著地提升了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并且这些因素对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有着很高的预测效果;此外社会人口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所能解释的满意度的方差比例极小。针对这些发现,提出了加强与贫困农民互动、促进贫困家庭的和谐和交流、加大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宣传和解读以及进一步加强精准扶贫项目的落实等对策建议。     

改造人力资本促进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政策建议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管理完善进程中,解决好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实要求。“新常态”下,中国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斩断困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死结,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迫切需要着力布局和推进体现时代发展内涵的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战略。本文立足新时期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从人力资本积累的现实格局揭示了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面临的主要障碍,并据此提出了改造农村人力资本实现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政策措施。     

增材制造技术在陶瓷制备中的应用

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农村相对贫困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和多元,其中以个人发展能力不足为主的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部环境通过内因加重贫困发生概率。在后扶贫时代,治理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可以从全局出发选择包容性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的三支柱治理策略,构建一套稳定、有效、可持续的新型综合扶贫治理体系和一套具有动态性、可调整性的长效治理机制,并从益贫性产业发展、创业就业扶持体系建设、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扶贫、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方面精准施策。     

精准扶贫的生成逻辑、内涵阐释与理论意义——基于习近平关于扶贫重要论述的研究

在解决贫困这一人类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千年难题过程中,精准扶贫方法论体系对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从社会制度条件和推进实施层面给出了极具时代性的拓新。从习近平关于扶贫的科学论述入手,基于其以人民为中心的扶贫战略的价值取向,理顺精准扶贫的生成逻辑及内涵阐释。明晰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不仅帮助我国建立了科学的贫困治理与促进发展的理论逻辑和运作模式,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而且还突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扶贫的制度优势,拓展了摆脱贫困的方法论要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及物性的几个核心问题及其认知阐释

历经传统语法、转换生成语法、系统功能语法等视角的研究,学界对及物性有了许多重要认识,但及物性的定义、判断标准及其与语言使用的关系等核心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以认知语法理论为视角对及物性做出新的界定,提出及物性的认知语义判断参数,并讨论语言使用特别是认知识解对于及物性的影响,不仅可以对上述核心问题做出新的阐释,而且能够拓展及物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利于更清楚地认识及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