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在新时期的发展———以乡村小说创作为例

新时期作家在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基础上,对这一经典叙事进行了深化与拓展。深化与拓展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揭示“贫穷文化”对农民活力的扼杀和对其人格的扭曲,观照国民的驯顺、麻木、保守等精神痼疾。第二个方向是考察农民文化人格在特定政治语境中的畸变与异化,既考察特定的政治文化所致的奴性,又观照主奴根性的“主性”所致的文化人格缺陷。第三个方向是审视传统农民文化人格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不适应性,这种审视有两个重点：一是考察小农意识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显露出来的种种局限,展示小农文化心理导致的文化人格缺陷;二是揭示落后农民对现代经济社会的隔膜,凸显他们在现代生产关系面前的“现代愚昧”,进而否定传统农民文化人格。新的思想资源、新的社会问题和文学自身发展等诸多因素,促成了该领域传统叙事模式的转型。     

论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与文化立场

从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创作中的文化动因出发,从文学与文化的层面,探讨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所形成的新的世界主义,可以发现纳博科夫的创作目的在于寻求一种人类理想化的存在空间,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其创作的文化立场和世界主义倾向。多元文化背景使纳博科夫能够结合自身流亡经历,更好地展现后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错位问题与身份认同危机,从而具备了世界性的文学视野和民族文化站位中的超然立场。因此,将世界主义视角引入纳博科夫研究,将有助于理解跨民族、跨文化文学交往过程中的“他性”和“差异”。     

改造人力资本促进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政策建议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管理完善进程中,解决好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实要求。“新常态”下,中国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斩断困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死结,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迫切需要着力布局和推进体现时代发展内涵的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战略。本文立足新时期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从人力资本积累的现实格局揭示了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面临的主要障碍,并据此提出了改造农村人力资本实现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政策措施。     

叙事谜题:再论口述历史与心灵考古

说口述历史是新史料,甚或新史学,都不错,也非全对。口述历史是对个人记忆的采访记录和开发利用,问口述历史“是”什么,不如问个人记忆中“有”什么、采访人要“采”什么、受访人“说”什么。个人记忆里有生命知觉、成长经验、文化习得、专业知识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有史料或史学资讯,还有丰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信息资源。只不过,个人记忆的百科全书,通常是无分卷、无章节、无编目且内容混沌模糊、信息真伪难辨且多断简残篇,加之口述人由于社会压力、文化禁忌、隐私顾虑、知识局限、叙事习惯等多种原因,或不说,或少说,或敷衍了事,甚至言不由衷,采访及其所得都需要进行心灵考古研究。心灵考古需要心理学、传播学、语言学、叙事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及生理学知识技能,并回馈诸学科以丰富数据和信息,增进人性理解和人学(science of men)知识。口述历史之心灵考古,有巨大的探索空间。     

“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

具有当代科学意义的“巴蜀文化”,于抗战时期由卫聚贤提出。但“巴蜀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形成和确立的标志,则是《说文月刊》两期“巴蜀文化专号”的出版。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是“巴蜀文化”概念发展最明显和丰富多彩的时期,川渝两地出现分流：四川出现由“巴蜀文化”向“古蜀文明”和“巴蜀文明”的提升和拓展,而重庆则出现从“巴蜀文化”“巴文化”向“巴渝文化”的嬗变。“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既顺应了学术发展的趋势,也适应了特定历史时期(抗战、三峡文物抢救保护)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文化概念的创新,意义非凡,不仅直接推动了学术的发展繁荣,更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文化源泉。     

重估五四反对派:从林纾的 “反动文本”《荆生》《妖梦》谈起

重新认知“五四反对派”的正面价值是全面理解“五四”的题中应有之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次与新青年交锋的林纾,是被文学史固化乃至丑化的“反对派”,其小说《荆生》和《妖梦》更是新文学史上的经典“反动文本”。实际上,这两部小说乃是林纾的游戏笔墨,体现了林纾“好谐谑”的性格面相,也呈现出中国传统笔记小说“资谈助”的特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严肃“小说”。这两部小说由小报上的“游戏文字”升级为新文化战场上的“反动文本”,成为五四新青年批判林纾的关键一击。重回历史现场,考察这一“反动文本”的历史生成过程,有益于深化对“五四”的全面认知。     

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

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高涨,尤以政局稳定、文化承平的北宋中后期为最。折射在诗歌中,即是诗中突出的自我意识。在宋诗代表人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笔下,诗中之“我”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自我意识最强者当推苏轼。苏轼在诗歌世界中的自我构建所彰显出的自我意识之强,超乎当时后世的诸多诗人,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轼自我意识高扬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他的诗歌文本中有大量标识自我身份的自称。诗歌自称是诗人“自我”在诗歌中的审美投射,在苏轼诗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一致的情况下,苏轼作为性格丰富的地方官长和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所彰显的自我意识;二是苏轼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不一致的情况下,诗人对理想“自我”的构建、追寻、回归与超越。宋代以号自称的文化潮流,表现出士大夫以第三人称的“他者”视野完成自我的检视,从而追求社会的认同。与欧阳修、惠洪、杨万里、陆游等其他士大夫相比,苏轼在自我检视中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这在宋代士大夫身上是十分罕见的。     

“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思考

“中国制造2025”对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必须以对职业教育范畴的重新界定和学科地位的重新定位为基础才能有所突破。以职业教育的内涵、范畴及地位为切入点,分析我国目前职业教育发展的尴尬处境,及其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不适配的现状,提出新时期对学科地位转型升级的建议,助力升级“中国制造”为“优质制造”。     

从刘宋拟乐府书写范式的转型看士庶乐府之分流———兼论此种拟作范式转型之社会动力

刘宋时期出现了拟作汉魏旧题乐府的新高潮,历来评论均认为模拟太甚,艺术价值不高。其实,时人拟乐府的书写范式发生了转型,针对断裂的文学传统,除陆机外,还纳入汉晋乐府、汉大赋和古诗,甚至晋宋山水、行旅诗等“记忆、文本片段”,使之成为多层、重叠的“杂而不越”的复合行文结构,保证了文本在跨历史的共识中被阅读,使之在诗学重构中获得“新的生命”。此种新型拟乐府反映了当时士族乐府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成为主流文学样式。以鲍照为代表的庶族拟乐府努力贴近此种主流,同时也保留了一定的庶族本色,由此导致了士庶乐府之分流。此种拟作范式的转型、士庶乐府之分流的社会内在动力也无疑来源于当时的社会分层。     

对新文化运动的再思考——从“五四”后期的梁漱溟说起

五四精神并非仅仅体现为反传统,而应归结为五四文化转型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推进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进程中所共有的民族责任感和文化批判精神。“五四”后期的梁漱溟就已经跳出文化问题上欧化与东化之争的圈子,以一种文化多元论的眼光来处理中、西、印文化间的关系,也实际是处理世界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现实问题。这对于我们今天步入“新时代”有着积极的启迪意义。     

武侠类型知识体系与武侠小说研究模型———以还珠楼主武侠小说为核心

目前的武侠小说研究,存在着类型学上的困境。由武侠意识形态、武侠形式建构、武侠专门知识三个子系统所构成的“武侠知识体系”,作为一种研究模型,在还珠楼主小说中得到了突出的展现。1932年在天津开始武侠小说创作的还珠楼主,迅速超越了1920年代南向北赵的创作模式,初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武侠小说类型知识体系,他以“第二世界”为核心从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实践论诸方面建立起了武侠意识形态子系统,以奇观叙事为核心的成长体验、正义迷局、奇观异境形成了人物中心、事件中心、场景中心的武侠形式建构子系统,以武功法宝和江湖世界建构了武侠专门知识子系统。还珠楼主长达20年的武侠小说创作,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为武侠小说类型知识体系的生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试析中国女性作家叙事声音的转变和发展

通过对“五四”运动时期与改革开放后女性作家的比较分析，阐释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女性作家叙事声音的转变和发展。认为其转变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女性作家叙事声音的中心从追求社会的认同和男女平等的权利转变为对自身特性的关注；第二，女性作家在叙事时，有意识的突破传统男性观念，开始冷静客观地建构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第三，女性作家的叙事声音中加入了大量的“身体”内容并与女性的特殊心理相结合，形成了对女性的全方位描述。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逻辑框架———基于农民工城镇化的视角

农民工由于经济资本薄弱、社会资本赤贫、文化资本欠缺,在城镇化进程中脱贫乏力,进而导致经济融合不力、身份融合困顿、心理融合受阻,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并转型新市民。职业教育作为精准扶贫的有效方式,通过发挥补偿性和发展性功能,能帮助农民工改善就业、扩充社会关系网络和认同城市文明,在缩小物质贫困、消解能力贫困和消弭精神贫困方面有着巨大价值。为此,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价值,必须精准“分析需求”,优化扶贫供给;精准“协同帮扶”,增强扶贫合力;精准“治理督评”,保障扶贫效能。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与主要缺陷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明确提出要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超越和替代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中国有可能率先在世界上实现并引领生态文明;明确提出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应当与时俱进,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生态文明社会应坚持以共同福祉为目标的经济模式等。其主要理论缺陷则在于自称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宣称经典马克思主义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有独断之嫌且言过其实;仅仅把怀特海过程哲学当作自己的哲学基础有失偏狭,也失去了唯物史观的强力支撑;指责马克思不加修改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决定论历史观,不符合事实;坚持用有机教育等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既要借鉴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思想,也要特别注意克服其理论上的严重缺陷。     

职教变革的过程本质:创生“新常态”职业人

针对职业教育本质研究中静态分析方法论局限,反思职业教育演变史可知,职业教育变革的本质在于不断创生新型职业人。在职业人培养过程中,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其注入了新的培养目标和课程等新因素,由此引发职业教育育人过程本质的变化,创生出适应社会新常态的新型职业人。新常态下的职业人所生成的结构要素,是由科技发展、政治制度和文化变革与职教系统的反作用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宏观上,政府根据社会新常态下行业和市场的外在要求,出台系列政策,引导职教系统有所选择地创造出市场急需的新专业和课程等系列新事件,从而不断引起职业教育阶段状态的本质变化。微观上,教育行政、师生等具体人,又通过主动选择培养“职业人”的素质结构,创生出满足社会新常态和个人需要的“具体职业人”。当前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与微观职教系统主体选择性的相互作用,需要以普职融通的职教过程变革方式,创生出新常态下富有创新精神的大批中高端职业人。     

民族分娩的阵痛 时代分明的蜕变──论葛琴小说创作的悲剧主题及其流变

“五四”时期以文化启蒙为标志的中国现代小说创作发展到三十年．代，由于社会和历史等多种因素的介入，以及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系于一发的现实危机，深深地激励了大批进步的左翼作家，使他们普遍地产生出极其强烈的悲剧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葛琴，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193     

从“王抑庵入阁”之争看明人对阁臣标准认识的变化

明朝内阁初创时期,阁臣成分复杂,除解缙、三杨等人外,还有一些次级阁臣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内阁事宜,王直即是其中之一。王直入阁既没有殿阁大学士的头衔,也没有奉明确的“入阁办事”诏谕,因此后世史家往往不将其视为阁臣。万历时人沈德符撰《王抑庵入阁》对此加以考辨。其实,明代内阁及阁臣的身份、地位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后世史家以身处时代之状况推及以前,所以对于特殊时期的一些事例,把握难免有失偏颇。     

湖北高校学报之窗

陆耀东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０２年第１期撰文《“五四”时期的鲁迅与传统文化》指出，“五四”时期的鲁迅，在家庭中，作为长子、长兄，在教育部，作为分管文化工作的官员，其言行大多未逾传统文化规范。作为大学教师，他在教学和学术活动中的“反传统”，主要表现为：敢于赞许文学中的创新和在研究中敢于发表创见。作为作家、思想家的鲁迅，则激烈地“反传统”，这是时代的需要，是文化急剧转型的必需，是创建新文化的必需。他的“反传统”内涵，在社会制度、封建等级观念、政教观念方面，主要是“破除”；在文艺等方面，…     

西汉长安的都城美学与物态哲学

在古代中国,都城作为文明的容器,也是政治理想和哲学观念的物态呈现。西汉的政治与哲学均自有特色,这种特色烙印于长安。首先,长安随着政治理念和政治路线的变化,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都城意象的转变。前期以宣示权威为主,追求“壮丽以重威”的美学风格;后期则通过一系列的礼制化改造,将一个世俗而物欲的都城转型为一个更体现礼制原则的都城。第二,西汉哲学虽短于思辨,但长于想象,融入阴阳五行的儒学和神仙方术、谶纬学说等一起提供了“鬼神术数”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下,长安成为天命的暗示和能通阴阳消息的神圣都城。总之,长安作为西汉政治与哲学的物态呈现,从根本上讲都是在为其政权提供不同向度的合法性证明。     

文化夹缝中的现代“怨女”——论现代女性作家笔下的母女冲突

在“五四”女性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怨女”形象。这种形象的出现,是因为在新的文化转型时期,现代新女性陷入了“慈母之爱”与“情人之爱”的纠葛与冲突之中。由于母女之间特殊的血缘和文化上的关联,现代新女性在文化冲突中无法清晰地对自身的文化处境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