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合回改革的几点思考

当前世界力量对比即国际权力状况确实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作为国际权力体现的联合国机构适应这种变化进行改革是必然的和必要的。但总体看,这种变化属于量变性质,尚未发生质变;处于渐变阶段,没有发生突变。因此,联合国的改革主要涉及其安理会改革,尚不到必须对联合国权力核心结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构成进行变动的阶段。事实上,联合国高级别名人小组提供的安理会改革方案也承认原有国际权力结构并没有被颠覆,因而保留现有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而不同意增加拥有否决权的国家数目。这是对现有联合国核心权力架构的肯定。     

日本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能否如愿？

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有代表性、权威性、影响力和规模最大的国际组织,几乎所有的独立国家均为联合国的成员国。将政治大国明确定为国家目标的日本,对联合国可谓“一往情深”,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更是情有独钟。2004年和2005年是联合国的“改革年”,日本已再次提出申请,要求将自己吸收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以联合国改革为目标进行探讨的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咨询委员会于2004年11月30日上午公布了写有改革具体方案的报告。对于作为报告最大焦点的安理会扩大问题,咨委会提出了两个方案:“新增6个常任理事国”以及…     

联合国改革任重而道远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曾宣布2004年为联合国改革年,并设想在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庆典之前,至少推出一个初步的改革方案。但由于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的改革牵涉到各国的战略利益,注定了这将是一场复杂的改革,并将引发幕前幕后各种政治利益的博弈,改革成果难以预料。     

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半岛紧张局势再添变数

2013年2月12日,国际社会忧虑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朝鲜进行了第三次地下核试验。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国防科学部门当天在朝鲜北部地下核试验场成功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对此,联合国与朝核问题各方均在当日对朝鲜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进行核试验予以谴责。安理会当天上午召开紧急闭门会议,就朝鲜第三次核试验问题进行紧急磋商。朝鲜核试验严重违反了安理会1718号决议、1874号决议和     

联合国改革中的大国利益掣肘

今年3月2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向第5g届联大提交了一份题为《更大自由:为人人共享安全、发展和人权而奋斗》的报告,由此拉开了联合国改革的序幕。与以往那些无关痛痒的“外科手术”式改革不同,此次改革将触及安理会及其他的联合国重要机构,恐怕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内科手术”。安南称之为“联合国历史上最艰难的改革”。     

埃及与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关系

埃及是联合国51个创始成员国之一，自联合国成立之日起，埃及就积极支持联合国的各项工作。虽然联合国在维护埃及和阿拉伯国家利益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总的来说，作用有限。埃及希望联合国及其安理会进行改革，加强其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     

国际权力基础与伊拉克战争

本文考察国际权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基础及其变化,并提出,各国围绕国际权力竞争的背后是各国围绕国际权力基础的竞争,国际权力基础随着时代不断发生变迁。作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变量,国际权力基础反映出国际政治单位之间所享有的国际权力差异。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国际社会见证了数次国际权力基础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权力的基础是常规武器水平;冷战期间核武器成为了新的基础;冷战结束后,各国之间的竞争围绕着综合国力展开;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后,国际权力基础又变迁为国家独立行动能力。     

国际权力基础与伊拉克战争

本文考察国际权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基础及其变化,并提出,各国围绕国际权力竞争的背后是各国围绕国际权力基础的竞争,国际权力基础随着时代不断发生变迁。作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变量,国际权力基础反映出国际政治单位之间所享有的国际权力差异。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国际社会见证了数次国际权力基础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权力的基础是常规武器水平;冷战期间核武器成为了新的基础;冷战结束后,各国之间的竞争围绕着综合国力展开;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后,国际权力基础又变迁为国家独立行动能力。     

安理会五国巅峰聚首的公关故事

2000年9月7日，正在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法国总统希拉克、俄罗斯总统普京、英国首相布莱尔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美国纽约华尔道夫饭店举行了联合国成立55年以来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以下简称“五常”）首脑的首次会晤。     

我国发展新阶段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社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一些新兴经济体率先走出危机,拉动国际经济开始复苏,而西亚、北非众多国家如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发生持续政治动荡,甚至导致国家权力易位。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在成功地抵御和渡过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进入一个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总体特征表现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政治格局总体稳定、社会问题多发凸显。这种新的阶段性特征有巨大社会变迁的深刻社会背景,也促使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成为我国发展的新的核心议题。     

单位成员的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单位组织中依赖结构的主观层面

中国城市社会中的单位组织,其实质是国家进行政治统治的“组织化”形式和工具。它将政权的权力和财产的权力结合起来,依靠国家在行政权力和财产权力上的垄断地位,使得个人服从和依赖于它。中国社会20年来所发生的社会转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统治结构,个人对单位组织的依赖性越来越多地带有了交易性的特征,但是,基本的统治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国家、单位组织和个人仍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单向依赖结构(布鲁斯,1989)。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的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对他们在单位组织的依赖性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满意度和相…     

G8到G20的演变解读国际经济秩序

本文通过对国际经济机制的演变过程，分析了国际经济秩序发生的变化，最后指出了中国在这种国际经济秩序变化的动态过程中该如何应对。     

联合国改革缘何举步维艰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的改革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2005年3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正式向联大提交了联合国改革报告,呼吁各国一揽子接受有关发展、安全、人权和联合国机构改革等方面的改革建议,并希望在9月联合国各成员国首脑峰会上对此进行表决。这样,一场围绕联合国安理会     

数控车工实习教学改革

目前笔者学校正处于飞速发展阶段,由于学生的素质、师资力量、教学硬件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更好地适应理论实习一体化教学的要求,根据学校数控专业现有教学计划及教学现状,需要调整现有教学计划,改革现有教学模式。     

四县农民政治参与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进行了伟大的经济体制改革,广大农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走在了前列。经济改革的成果是使广大农村从过去封闭的集体制经济状态逐步走向相对自主的市场经济状态。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集体和私营工业的出现与繁荣、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广大农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都是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成果。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农村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一些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出现,加快了这种变化的速度(陈吉元等,1993;陆学艺,1991;Ｏ’Ｂｒｉｅｎ,1994…     

发展是解决中阿一切问题的金钥匙

<正>当前的世界正处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阶段,人类社会在变,自然界也在变,世界体系、国际格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文明秩序等等都在变。变化是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大变局则是指这种变化的程度、力度和速度,很大很强很快。世界各国现下都得站在战略高度、用历史发展眼光,把握时势,识别真伪,主动施策,应对驾驭,并藉此去化解挑战与危机,谋得和平与发展,从而造福各国人民。这些日子联合国正在开会,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区域警务工作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区域警务合作的时代背景．是区域警务合作的主要内容、发展的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更是是对处于一定历史阶段中的警务合作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起规定作用的客观事物的因素。因此，公安警务改革实践背景下，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和把握区域警务的工作，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增强各地区公安和群众的密切联系，促进警务工作有效开展。促进和谐社区建设，保证地方长治久安都有着积极重要最用。     

全球化时代的日本国家战略及其调整动向

日本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成为经济强国之后,就开始了在国际上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谋求某种国际政治权力的努力。进入新世纪之后,日本更是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借助“朝鲜核问题”和联合国改革之机,全面启动“政治赶超”战略。可以说,中日之间当前的冲突只不过是日本国家战略在亚太地区的一种区域反响,相信随着日本的“政治赶超”战略进一步实施及国际政治诉求的进一步上升,日本对国际政治格局与亚太地区造成的冲击将会越来越大。     

国际经济形势、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国际合作

结构调整是中国近年来经济改革的主题。但自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的政策重点不得不转移到应对危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中国已经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结构调整势必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中国的结构转型也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国际经济环境影响着中国内部结构调整，而内部结构调整也必须考虑到国际经济环境。在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情况下，对中国的调整策略进行深入分析。     

全球结构性改革与自贸区开放试验

当前全球结构性改革和治理体系重构处于关键时期,新一代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正在加速形成,谋求实现更高水平的市场准入,焦点从传统的边界措施拓展到边界内措施.这些趋势将对中国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国应审时度势,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自贸试验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试验田,下阶段应在更高层次对标国际经贸规则,聚焦若干核心制度和基础性制度,以更大勇气推进开放试验,积极推进一揽子措施的压力测试,为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