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主政官员个体特征、成长轨迹与腐败的关联性研究——基于近20年的150个腐败案例

文章基于县域的特殊情境，突破传统静态分析架构，重塑县域分析框架，探寻县域主政官员腐败的内在机理。通过梳理150个县域主政官员腐败案例，形成落马县域官员完备的变量体系，进而深入探究县委书记、县长腐败的内在机理。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个体特征上，官员的学历、资历与腐败金额具有正相关性，部分有家庭成员参与腐败的官员更容易产生严重的腐败；落马方式中，中央巡视组监督效果大于纪委查处及群众监督，省委巡视组监督效果相对最弱；任职经历中，腐败金额与“贫困县”“秘书”经历无显著的线性关系，但与“教师”经历有显著的线性关系，腐败金额与任职时长无显著的线性关系。     

“听鼓者”对晚清地方吏治的消极影响及其原因

“听鼓者”是晚清官绅对有官职而无实缺的地方候补官员的一种形象称呼。在晚清，“听鼓者”的数量大大超过了社会需求，其质量也难以适应社会需要。候补官员的大量存在及其不良行为对晚清地方吏治具有破坏性的冲击，候补官员的腐败只是晚清官僚整体性腐败的组成部分。文章简要阐明“听鼓者”的内涵、职事的性质和方式；重点论述候补官员对晚清吏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分析造成这些影响的基本原因。     

关于腐败行为的经济学思考--张二江案例分析

腐败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为消除这一痼疾,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严厉打击行为,但是这些打击不仅没有取得原来预定的效果,反而腐败随着社会、经济等的发展,变的越来越严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腐败问题,特别是干部官员的腐败已经不仅仅是个人道德败坏的所造成,而是有更加深层次的原因.文章运用经济学,结合原湖北天门市市委书记张二江腐败案例对我国目前出现的腐败进行了分析,揭示了我国目前出现腐败的部分深层次的原因.     

公众腐败存在的证明

文章从语言学、社会学、哲学等多种角度，对“腐败”一词的内涵进行了论述，指出“腐败”不仅指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还有社会公众的腐败行为，而后者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使我们的反腐斗争不能彻底进行。因此有必要对公众腐败现象加以重视。     

腐败现象的经济学诠释

腐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腐败行为是有成本的。在经济学家看来．腐败行为是腐败官员作为“经济人”角色的一种“自觉”活动，但由于腐败破坏了经济系统既定的帕累托状态，损害了效率和公平，因而腐败被经济学认为是可“理解”但不可“容忍”的。现行的反腐措施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的实施也是有成本的，这或许不是最优选择，经济学家更希望找到一种制度能够“经济学”地“内化”腐败，使腐败成本最小。     

浅析当前我国少数政府官员腐败的原因

当前我国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主要因理念的偏颇；心理偏差；文化传统的影响；改革开放的冲击以及制度设计的缺陷原因所致。     

美国人的腐败

美国最大的腐败就是将腐败合法化。政府官员发家致富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政府官员在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几进     

腐败与情妇——反腐倡廉的焦点问题

我国政府在近些年取得了不小的反腐败成绩,但是反腐败形势仍旧不容乐观。"色贿"是崭新而且蔓延迅速的一个腐败现象。腐败与情妇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目前国际和国内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焦点。色情腐败迅速蔓延的原因复杂,有官员素质的原因,又有行贿者情妇的原因,更主要是制度缺失的原因。应尽快制定遏制色情腐败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制度反腐。     

中国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研究--以2009-2015年50个案件为例

高级官员腐败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对此的研究有利于未来防范和治理高官腐败问题。以2009—2015年期间的50个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为例,选取设定了相关指标对它们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省部级腐败官员多为男性高官,高学历腐败官员越来越多,案件查处及完结速度提高,初腐败年龄呈年轻化,多数从厅级开始腐败,跨地域腐败问题严重等。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结合数据分析从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两个方面对腐败原因进行了相关解释。     

领导干部贪腐犯罪心理分析及预防

贪腐犯罪的主要心理生成机制是腐败官员对不良客观现实的反映，将权力投入不正当交易并获取巨额利润，即是其腐败心理的外化。领导干部贪腐现象的产生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为此探究腐败官员实施腐败行为背后的腐败心理，并觅寻与之相对的化解对策是我们有效预防腐败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领导干部贪腐犯罪心理的特点、产生原因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究，以期从心理透视与矫治的角度思考对于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犯罪的预防对策。     

网络反腐事件曝光者的心理动机解析

近年来,网络反腐已成为我国体制内反腐的重要补充力量,公民利用互联网成功使腐败官员落马的事件屡屡发生。而网络反腐事件的发生始于掌握涉腐信息的有关人员将相关信息在网上曝光,这种曝光行为对于网络反腐非常重要。目前,我国公民普遍存在痛恨腐败心理,一部分人还存在仇官心理,公民意识日益觉醒。在此社会心理基础上,引起涉腐信息掌握者通过互联网曝光有关信息的心理动机主要包括个人事业型、路见不平型、维权伸冤型、报复泄恨型、猎异好事型、内讧竞争型等六种型。而不同的心理动机将带来不同的反腐效果,我国执政党和政府应该因势利导,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使之与我国既有的反腐败体系有效对接,从而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理性经济人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

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官员同样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在特定的制度约束下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是诱致腐败的心理基础。如果制度存在缺陷,使腐败活动的收益超过其成本,腐败自然趋于泛滥。文章构建了政府官员腐败的成本一收益模型,指出腐败的收益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腐败成本则包括预备成本、实施成本和风险成本,具体分析了贿赂型腐败和贪污型腐败中政府官员的行为选择。在此基础上,认为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缺陷,必须严格地对约束个人活动的不同制度环境进行比较,将廉政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制度上来。     

唐代禁止官吏经商谋利的法律规定及启示

禁止官吏经商,既关系到遏制官吏腐败、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又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此相当重视。唐代吏治立法有相当高的成就,吏治成为整个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范管理官吏的系列法律中,其对打击官吏经商谋利的规定相当严密:禁止官吏及工商业者相互兼业,惩治官吏通过代理人经营牟利或于辖区内非经常性买卖得利,限制和打击官吏一定范围的亲属经商及非经常性买卖谋取剩利。唐律的这些规定启示我们:我国现行禁止官员及其家属经商的法律规定应明文化、系统化,并加大对官员家属利用官员所处的权势地位经商行为的处罚力度。     

北宋初年惩贪措施述论

宋初 ,太祖、太宗针对官场严重存在的贪污问题 ,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治理措施 ,在体制上 ,削夺地方财权 ,限制地方官员无度贪污的条件 ,禁止官员以权经商 ,加强国库管理 ;在监察体系的构建上 ,注重严格选择监察官员 ,建立举报贪官的奖励制度 ,建立独立的审计机构 ;在打击贪污方面 ,从严立法 ,从严执法 ,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其中一些措施是值得认真研究并加以借鉴的。同时北宋初年惩治贪污也有其有限度、不彻底、不全面的局限     

吏治腐败与体制、机制创新

吏治腐败是最大、最严重的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社会出现了以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为特征的吏治腐败现象,并且呈现出多案窝案化、公开半公开化、资金大额化、职务高级化等特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除了其他复杂的原因之外,现行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的缺陷和弊端,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权力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仍然过分集中,且不受制约或很少受到有效制约;权力--责任--利益机制扭曲,权力利益巨大化和权力责任虚空化倾向严重;监督乏力,惩治被动,导致"腐败黑数"大量存在.要遏制和消除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现象,最重要的是要实现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创新.     

论反腐败斗争的标本兼治

反腐败斗争有三道防线:思想教育、法律制度、惩治告诫,这三者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思想教育对掌权者起“不想贪”的作用,但不是万能的;法制对掌权者起“不能贪”的作用,但必须有良好的运行机制;惩治告戒对掌权者起“不敢贪”的作用,但要注意它的震慑效果。发挥三者的整体效果是我国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新路子。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毛泽东反庸倡廉思想的历史文化渊源是中华民族传统廉政文化,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庸倡廉思想。毛泽东反庸倡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包括：开展反庸倡廉思想教育,增强全党预防和遏制腐败的能力;开展整风整党运动,纯洁党的组织和严惩贪污腐败分子;发扬民主和强化监督,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厉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建立法规制度,从根本上铲除贪污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率先垂范,发挥领导干邵的带头表率作用。毛泽东反庸倡廉思想的当代启示是,反庸倡廉建设必须常抓不解,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反庸倡廉体系。     

论包拯的吏治思想

包拯是中国历史上"清官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吏治思想以传统的"民本主义"为理论基石.他在给皇帝的多次上书中,坚决主张依法从严从重惩治贪官污吏,希冀以"进用贤俊"的选官标准积极防范贪官出现.包拯的吏治思想及实践,不仅客观上符合当时民众的心愿,而且对当代的反腐倡廉也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冲突与协调：网络反腐视角下的官员隐私权保护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反腐成为公民实施监督权的一种有效方式。在有效打击腐败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产生,如网络反腐中的言论自由权与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之间极易产生冲突。如何平衡和协调好网络反腐和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关系,保护因网络反腐而受到侵害的官员隐私权权益,就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对于网络反腐与官员隐私权的协调保护,应坚持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和比例原则,并从限制官员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增强公民对官员隐私权的尊重和保护意识等路径保护官员的隐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