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诗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关于“文学文本论”的思考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2004年由聂珍钊教授针对当下文学批评浮现的诸多问题提出的极具原创性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至今已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具备理论的创新性与统一性，“文学文本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之一。在对文学本质的研究中“文学文本论”将文学定义为“文本艺术”,创造性地提出了“脑文本”等文本概念来解决文学形态等基本理论问题。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本”主要指狭义上的“文字文本”,忽视了发生学意义上以语言为基础的“口头文本”,限制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将“脑文本”看作口头文学的文本，一定程度上不完全符合口头文本的产生、传播、接受规律，不能科学全面地描述文学现象、揭示文学本质。利用跨学科方法与视角，运用“口头诗学”等理论分析“文学文本论”对“文学形态”“文本类型”“文学本质”等问题的理解，或许可以弥合文学伦理学批评“文本”和“语言”的断裂，促进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文本论”理论完善，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镜鉴。     

制度·文学制度·文学评奖

从文学制度的角度，对文学评奖这一范畴做出了一种历史性的研究。论文提出，文学评奖作为文学制度的一个面向，它本身也是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产物。一方面“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以及“评奖”与“文学”的关系必然会投射于文学评奖之上。同时，作为具有某种独特性的文学评奖的出现是与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特定因素紧密相联，而这些特定因素在相当程度上界定了文学评奖。在这两个方面的制约下相应地形成了文学评奖及评奖策略上的某种特点。     

再谈严肃文学的“危机”

严肃文学发生“危机”是历史的必然。“危机”出现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是：教育发展所致的社会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迫使文学重新定位，迅速崛起的类文学与严肃文学展开竞争，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弱化严肃文学的认识功能，新型的文学流布方式冲击了传统的文学运作方式与生产体系。“危机”的出现主要是我国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进步的结果     

晚年孙犁简论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孙犁初入晚年，而这之前他已搁笔十年。但在“文化大革命”这个万马齐哈的时代的后期，年老体衰并早已搁笔的孙犁却在书衣上写下了总计约五万字的许多短文。“文化大革命”后，他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笔耕不辍，呕心沥血于纸上。如果说孙犁早年的文学成就是有目共睹，史有定论的话，那么晚年的文学成就至少可以说是可与之媲美的。晚年的孙犁其人其文都如一株老梅，风雪冰霜之痕遍体，而犹干坚枝劲蕊洁，乃今之文坛弥足珍贵的独特景观。一抗日战争和“文化大革命”二个时代对孙犁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孙犁曾说：“我经…     

《文学评论》编年史稿（1957—1966）

《文学评论》最初刊名为《文学研究》。1957年《文学研究》创刊，1959年改名为《文学评论》，1966年出至第3期，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被迫停刊。在这9年半期间，何其芳同志作为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一直兼任《文学评论》主编。在《文学评论》直至如今50多年的历史上，这9年半的时段不算很长，但它作为《文学评论》发展史上的第一阶段，在刊物的学术定位、办刊思路上，却奠定了这一刊物的总体风貌。     

文学地位的提高--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论之二

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提高到了“德行”与“事功”之“弟”的地位。首先，是从经学的附庸走向自身独立；其次，是其传有限之生命于无穷的价值为人们所认识。不过，魏晋南北朝虽是文学自觉的时代，然自觉了的文学事实上还是难以与德行和事功取得完全同等地位的，而当文学彻底地回归自我时，却往往因其过分“贫血”而难以自立。文学的极致尽管如此，然其自有独特的价值在，而此绝非德行、事功及经、史、子之功能所能代替。     

底层文学：“代言”的困境及其出路

在学术界对于“底层文学”热切关注的背后，显然标示着某种理论白娱。“底层文学”的平民属性，表现出的不过是文学经典时代的症候。在其为“底层”代言的说词下，真正掩盖的确是属于底层的真正的文学生活。面对此种情况，我们所能做的，是使“底层文学”回归文学自身，为学者们给它套上的各种附加意义祛魅。     

“以意逆志”论－中国传统文学释义方式的现代审视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理论命题。围绕这个纲领性的理论命题，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批语家对文学解释活动中释义者与释义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释义的具体途径进行地深入而辩证的探讨，既充分尊重接受者和释义者的主体意识－“意”，又强调文学解释活动最终不能背离对作者和作品愿意－“志”的理解和把握，同时还把文学解释活动看成是释义者之“意”与释义对象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意义的过程。“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比较好地解决了西释义学理论无法解决的某些理论难题，其中所蕴涵的文学解释学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两岸文学交流的回顾与省思

两岸文学交流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一个中国”是两岸文学交流的前提，必须抛弃“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的分离主义思考模式，才能走出两岸文学交流的困境，摆脱交流与认识不衔接的现状。     

《高兴》：“左翼”之外的“底层文学”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大主题，《高兴》再一次提出了这一严峻的问题。在“左翼”式的“底层文学”标准参照下，《高兴》独特的典型形象、思想资源以及人物关系值得研究界重视。就此而言，贾平凹提供了“底层文学”一种新的方式，即在“美学”与“道德”之间，在不伤害“文学”的“可能性”的基础上，探索对大时代的讲述。     

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章炳麟的文学观

章炳麟在其代表作《文学总略》中，对阮元“沈思翰藻”的文言说进行了尖锐批驳，并从现实出发，从文字学角度对“文学”和“非文学”各类文体作了重新界定。这种文学观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韧产生了积极影响。     

现实文学与传世文学

文中将大文学分为“现实文学”与“传世文学”两大类。前者采用口语书写方式,后者采用书面语书写方式,从而避免了对“文学”的笼统模糊的认识。现实文学与传世文学不仅书写方式不同,写作动机与写作手段亦不同。     

一个概念与当代文学研究——《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简评

《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一书以“国家文学”的视角和概念，深入复杂的文学格局并揭示其中的权力关系。偏重个案分析．填补了一直以来相关研究中的学术空白。书中体现的“田野调查”与“口述史料”本身既是文学研究的资料发现，同时也拓展了研究视野。最值得关注的是本书给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可能性。     

文学对历史的言说--关于文学历史观的设想

文学历史观是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涉及到内容与形式、虚构与真实、主观与客观、偶然与必然等一系列文论的基本问题 ,但我国理论界对之的研究尚不系统和深入。文史关系、文学的“历史感”和文学的“历史精神”正是文学对历史的言说。     

重新理解延安文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文学研究界应该重返延安文学场域,力求对延安文学有所全新的理解。对“延安文学”的命名、延安文学的性质以及延安文学的复杂性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延安文学”的命名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党的文学”构成了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它既是一种文学观念,也是一种文学形态;新的延安文学研究应该直面与重写延安文学的复杂性。     

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历程

［摘要］本文从文学与人类学相互关联的角度论述了文学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产生背景和特点。论文通过对两个关联领域的并置分析，分别从“文学问题”和“人类学问题”等层面展开，强调了文学的人类学转向及人类学与文学的互动，并由此论述了该学科在当代中国的大致发展历程。     

文学正餐亦或文学零食——短信文学的文学合法性论争探析

短信文学脱胎于被称为“第五媒介”的手机短信。它的迅猛发展引发了学界对“短信文学”这一概念及其“文学性”的思考与论争。短信文学的“文学”名分是否合法,应综合以下两方面加以判定:首先看它是否应用了文学修辞技法;其次看它否具有文学审美功效。在确认文学合法性的前提下,方可进一步探讨短信文学的独特新质。     

中国回族文学与中亚华裔东干文学

中国古代回族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有两个不同向度：中亚华裔东干族文学和中国回族文学。解读两族文学中的共有意象和文学成长环境会发现，虽然两族文学同根同源，但在民族性建构方面，东干文学偏向中国汉文化色彩，回族文学注重伊斯兰文化特征。以互为参照系的方式观照两族文学，还会发现东干文学对弥补回族文学发展断裂性的民族文献价值，以及“寻亲文学”、“寻根文学”等两族文学发展的新动向。     

简论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理论——兼就《超越"民族化"和"西方化"》一文与葛红兵商榷

本文认为,马克思关于“世界文学”的理论既阐明了世界文学的出现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又是对当今时代文艺的科学预见。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关系是“多元一体”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本文还对葛红兵《超越“民族化”和“西方化”》中的若干观点提出了商榷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