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民工社区“力邦村”模式探析——基于政府经济学视角

由于长期受二元结构的束缚。农民工群体一直处于产业的边缘、城乡的边缘、体制的边缘。奉化西坞镇农民工社区“力邦村”首开全国先河。创造了农民工、投资商和政府多方满意的“和谐共赢”模式。本文从政府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力邦村”模式．以期有助于改善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     

新温州人群体：内涵、特征、作用

闻名遐迩的“温州模式”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280万农民工来务工和创业,温州把他们称为“新温州人”。本文针对温州出现的这一新现象,以社会学和人口学为视野,着重阐述新温州人群体的内涵、特点及其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理解农民工、尊重农民工、善待农民工、关心农民工的良好氛围的形成,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     

“妖魔化”与权力关系再生产：国内报纸对农民工报道的内容分析

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存在“妖魔化”农民工的刻板印象。这种“妖魔化”,在客观上隐藏着一种话语暴力,反映了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而作为一种特殊的象征形式,“妖魔化”所建构和传递的意义突显了群体边界,推动群体身份认同和维系,为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提供合法性,并参与这种权力关系的再生产。     

利,还是弊:广东农民工短缺现象的分析与思考

农民工及农民工的流动既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迈进的历史产物。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全国排头兵的地位。农民工及农民工流动,对广东省工业化和城市化取得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本文以珠江三角洲出现的“民工荒”为切入点,利用相关调查数据对广东出现“农民工短缺”的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几点政策性意见和建议。     

“红丝带”情暖农民工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有流动人口5万多人,其中多数是搞建筑的农民。针对农民工预防艾滋病意识淡薄这一薄弱环节,该区人口计生委组织区、乡、村200多名计生干部,成立了10个“预防艾滋、关爱生命”青年志愿者宣传服务队,分赴全区25个建筑工地和30个社区为2万多名农民工及其家属免费开展宣传、咨询、赠送药具和健康查体活动,普及预防艾滋病知识,受到农民工的热情欢迎,被农民工亲切称之为“流动的红丝带”。“红丝带”情暖农民工@张洪海$河南省平顶山市人口计生委!邮编:467002 @董文霞$河南省平顶山市人口计生委!邮编:467002…     

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外出务工经历的潜在影响

在农民工返乡回流常态化趋势之下,关注返乡回流农民工的心理状态,进而激活其人力资本可以为实现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研究表明,与农村留守居民相比,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偏低,这一现象在老一辈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中尤为突出。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可观测的自我选择偏误、递归双变量Probit模型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之所以低于农村留守居民与返乡回流农民工收入满意度与社会公平感“双下降”有关。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返乡回流农民工的生活评价标准不会“返乡随乡”,返乡回流农民工也不会因为返回家乡而将幸福自评的参照对象相应调整为农村留守居民,由于外出务工经历而产生的城乡差距感知潜在地影响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从幸福角度创造返乡回流“引力”,提高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与他们返乡后的主观幸福感,从而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评价及其比较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超大城市面临稳定保有一定数量农民工劳动力和控制人口规模的平衡问题,合理评价城市劳动力新生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有利于客观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态与现实诉求,并为超大城市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提供支持。以北京地区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在明确就业满意度构成因素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适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特点的就业满意度模型和评价量表,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进行分析评价。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中更看重工作环境、职业发展和晋升机会,对报酬的关注度有所下降,这与已有研究结果有所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的就业满意度较低,其中更换工作的机会、涨薪机会、晋升机会、与老板关系的不满是导致满意度低的最主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存在代际分化,“90后”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显著高于“80后”;文化程度、所从事的岗位、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     

“生存-发展-风险”视角下离土又离乡农民工贫困状况研究

伴随城市化发展,日益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贫困的城市化”现象日渐凸显,农民工特别是离土又离乡农民工已成为城市贫困人口新主体.以往对贫困研究多聚焦“生存”,少关注“发展+风险”,贫困指标选取方面不是单一化就是多维的碎片化.文章基于稀缺理论及风险社会理论,提出“生存-发展-风险”的贫困三维视角,并用2008年流动人口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进行测算,结果显示农民工贫困状况令人担忧.绝大部分贫困农民工不仅收入受到剥夺、发展受阻,而且缺乏社会保险易因外部风险致贫;此外,他们的主观剥夺感也强于非贫困人口.研究进一步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主要工作职业和地区对是否沦为贫困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劳动关系政府规制的关键绩效指标体系研究

由于制度性障碍尚未完全消除,加之很多农民工缺乏就业竞争优势,导致农民工在劳动关系矛盾中很难通过“劳资博弈”机制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构建农民工劳动关系政府规制机制非常必要。要明确规制目标,查找短板,不断提升规制效率和效果,就要建立绩效考核制度,而其关键环节就是构建关键绩效指标体系。然而,这方面的研究极为缺乏。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农民工劳动关系政府规制的关键绩效指标层次结构模型,该模型体现了“保护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促进农民工劳动关系和谐健康发展”的战略导向,能督促各级政府部门将工作重点集中于对实现战略目标具有重大驱动力的要项,促进战略目标的达成。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评估与制度创新

农民工处于城镇化的最前沿,但基本处于无保障或低保障的状态。从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关系角度出发,业已实行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可归纳为农保模式、城保模式、双低模式、综合保险模式等。本文在对这4种模式分析和评估的基础上,建议为农民工建立新的制度模式和运行体系,并创造性地设计出具有“基本结构因年龄制宜,缴费及待遇低进低出,管理方式灵活方便”特点的“个人账户与集体账户弹性结合”的新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     

结构转型、期望值与工作满意——对民工荒成因及对策的新视角

本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农民工素质结构发生了明显转型,在此基础上农民工,尤其是第三代农民工对工作的期望值从量和质两方面都大大提高,这与农民工输入地僵化的经济生态发生错位,由此导致农民工尤其是第三代农民工就业心态不稳定,这是民工荒突然出现的内在原因。为此,地方政府应该在职业培训、宣传推广、失业救助、社会交往、行业管理几方面有所作为;对企业来说,不提高农民工薪酬不行,只提高薪酬也不行,还应该尽力改善农民工尤其是第三代农民工关注的“非经济指标”。     

8省市返乡农民工再就业调查：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农民工“返乡潮” 2009年的这个冬季,对广大农民工来说,或许是从未遭遇过的“寒冬”。 2009年2月10日,即农历正月十六,往年在上海打工的王正生,今年却从安徽定远老家赶赴北京。他是2008年在离春节还有40多天的时候,从上海回到安徽老家的。     

对外出农民工统计方式的重新思考

外出农民工作为中国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流向涉及农民工市民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整体布局,对城乡资源分配格局的谋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不同的研究视角中,对外出群体不恰当的统计方式会误导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和劳动力流出地发展方向的判断。文章从现有外出农民工统计方式的历史发展出发,讨论其中存在的逻辑惯性,指出这一惯性与现实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利用CLDS2016年数据识别出被忽视的“在家异地就业”群体。据此,文章将外出农民工话题分为“从流入地看外出的流动性”和“从流出地看外出的非农性”两种视角。文章建议,在关注流动性时,以离家为样本筛选的逻辑起点,以县域作为外出的空间边界;在关注非农性时,可以忽略其是否离家,而考虑以镇（乡）域作为外出的空间边界。     

进城农民工过渡性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

针对我国目前关于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与发展的主要观点“回归说”、“吸入说”、“综合说”,提出专门建立面向农民工的过渡性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想,即“过渡说”,并从这一制度构建的公平性、过渡性、可持续性等方面初步给予论证。认为,该制度的建立是破解农民工教育、就业以及社会保障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将有利于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统一完善、多层次、广覆盖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第三条道路”——城市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模式

目前,有关部门和部分城市对城市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规定,既有别于现行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也与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迥异,实为“第三条道路”。而这一制度并不符合城市农民工的特点,因此合理设计这一制度,并进行相应配套制度建设,是完善城市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必由之路。     

制造业中农民工用工短缺:基于粘性工资的一种解释

文章基于粘性工资理论,指出目前导致制造业中“民工荒”产生的主要原因不是年龄结构等问题,而是农民工的低工资。作者认为,提高农民工工资可以缓解企业用工短缺的局面,同时不会给企业带来成本压力。     

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调查与思考

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调查与思考田凯所谓“农民工”，是指户口尚在农村，而来城市以从事各种“自由职业”为其主要经济来源的人。改革以来，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从世代躬耕的土地上解脱出来，冲破城乡阻隔，潮水般地涌向城市。每年春节前后，民工潮都成为政府有关部门和新...     

透析“80后”农民工

自1984年，中共中央出台“1号文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以来，“民工潮”就没有停止过。根据2006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外出农民丁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约为2亿人。     

两代农民工文化适应的逻辑比较与实证研究

两代农民工从乡土社会步入城市社会。不仅要适应城市的物质生活,同时也需要适应城市文化。但是,对于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两代农民工表现出了不同的适应逻辑。第一代农民工以人和土地的直接联系为基础建立了一整套规则。他们步入城市后,跨越空间阻挠,复制和移植了这种乡村规则和文化理念,仍然过着“文化内卷”的生活：而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文化场域之后,打破了人与土地生息萦绕的轮回情结,通过文化适应层面的层层努力,实践中不断反省和试错,获取并内化了城市的文化符号,进而形成了某些惯习,“去内卷化”特征较为明显。     

“民工荒”：80年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警钟

今年 ,沿海不少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 ,更有传媒报道 ,珠江三角洲缺少 2 0 0万的一线工人。一直以来 ,普遍认为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中国 ,从“民工潮”变为“民工荒”是前所未有的 ,这是中国国情一个重大的变化 ,是什么使得成千上万的空缺岗位与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之间发生断裂呢 ?许多媒体和研究机构认为“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恶劣 ,工资水平过低 ,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工资低 ,环境差固然会使得一些农民工离开 ,但并不会引起大范围的“缺工”出现 ,因为全国外出劳动力的数量每年还以 5 %的速度增长。今春“民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