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姻缘传》“父亲”义称谓词的来源和演变

“父亲”义的称谓词在《醒世姻缘传》中有“爷、爹、达、父”等几个。“父”是一个历史悠久，并带有书面语特征的词。“爷”是唐代至明代的通语词，正从北方衰退。“达”是来源于少数民族的词语，是语言接触的结果。“爹”和“达”本来是同一个词，由于汉化而成为北方方言词，现在已成长为新生的通语词。     

和合文化与21世纪

“和合”一词最早见之于先秦典籍,如《国语·郑语》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合于百姓者也。”（注：五教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管子》中曰：“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墨子》中曰：“内者父...     

“父子相隐”与告亲的正义性问题

孔子说的“父子相隐”之“隐”系沉默不言之义，“直”指明辨是非，“直躬”指明辨是非、品行刚正，“直在其中”指有“明辨是非”的成分。告亲的行为具有内在的道德缺陷，这涉及对亲属的伤害与家庭良心的匮乏。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也认为告父并非“虔敬”，这种不虔敬性来自告父行为的自身具有非正义属性。不做不利于自己亲属的举告而知情沉默，道德与法律当予之以谅解或宽容，从而不强制或鼓励以直接伤害亲属来实现社会正义及道德崇高。     

“声旁有义”与训诂校勘

“声旁有义’作为汉字的一种构字法，历代学者多有阐述，日见其精。本文就声旁有义在训诂与校勤的运用上，试作探讨．“声旁有义”历史观声旁有义源远流长，不仅宋代王圣美创“右文说”，乃传于世。其实，早在许慎《说文解字》中，已见端睨。综观一部《说文》，从A从P、B亦声的字，不可胜举。如：“亦声”之“亦”，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中说，“谐声之字，半主义，半主气凡字书以义为经而声为纬，许重权《说文解字》是也，”又云，“凡言亦声者，会意兼形声也。”王筠在《说文释例》中进一步阐明，“言如声者，凡三种：会意字而兼声者，…     

论孔子及其后儒家庭伦理道德思想的分疏与转换

儒学自孔子创立以来,其家庭伦理思想历经各代后儒的歪曲与推衍,偏离了孔子思想的本真,从“夫妇有别”到“夫为妻纲”;从“父慈子孝”到“父为子纲”;从“兄友弟悌”到“君为臣纲”,最终成为纳入封建网络中的残酷的僵死的封建教条     

新化方言被动标记研究

新化方言属于湘语娄邵片,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上都与普通话有很大的差别。新化方言的被动标记主要有三个：“被”、“得”、“给”。“被”语法化为被动标记的语义基础来源于其“遭受”义;“得”语法化为被动标记的语义基础来源于其“得到”义;而“要”语法化为被动标记的语义基础来源于其“叫、让”义。兼语句为它们语法化提供了合适的句法环境。     

同源训释论例

<正> 训诂的条例分为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和据文证义三方面。这是传统的训释手段。段玉裁说:“凡文字有义、有形、有音。”“一字必兼三者,三者必互相求。万字皆兼三者,万字必以三者彼此交错互求。”此只说明训诂条例的组成与互求,但未明在这三者的关系与地位中,应以声音为先。以“声”统“形”,公认是研究文献语言的重要方法,也是汉语研究史上最宝贵的经验。黄侃说得更为具体:“详考吾国文     

“九合诸候”之“九”义考

历来学者对“九合诸侯”中“九”的词义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有“实数”说、“虚数”说、“聚合”说、“第九次”说,亦有认为表“虚数”和“聚合”兼可等。文章利用古文字形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九”在古代有“聚合”义,并通过对“九合诸侯”的“异文”等材料的辨析,认为其中的“九”是“聚合”义。     

落水记

昨天,就与汉杰兄约好去游泳馆一游,想来暗暗叫道,如此好事,岂不快哉!闹钟刚把我叫醒,我就拨通了崔哥的座机:“哥,游泳馆什么时候开门呀?”他迷迷糊糊地说:“白痴!不知道游泳馆24小时服务?!”“噢,原来如此。那我们快走吧!”     

冯友兰“义”“利”观摭谈——以“人生境界说”为分析文本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而且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聊斋志异》“异史氏曰”叙事艺术论略

《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素有＂史笔＂之称,基因遗传源远流长。这一特殊的叙事模式,艺术创新在于：叙事艺术日臻成熟,提升了文言小说的传统地位;叙事结构统驭连株体故事,拓展了小说的结构章法;记言模式上师承史传,开创了文言小说的新体例。缺陷与不足是：议论过半,喧宾夺主;封建说教,苍白平庸;偏离正文,松散结构。     

“照三归端”及其成立时段讨论

"照三归端"问题一直是中国音韵学史上研究的重点及难点所在。为了更为深入地认识和了解这一问题,通过对又音、谐声、读若、假借、异文、声训等材料的分析,认为"照三归端"在汉语语音史上是客观存在的,并利用《说文解字》读若、梵汉对音、经籍旧注等材料梳理出照三组字从端组分化出来的时间,以推动汉语音韵学研究。     

“一X就Y”格式分析

＂一X就Y＂句式是以句法标志＂一＂和＂就＂前后呼应而成的一种句法结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一X就Y＂可填充的词类以及＂一X就Y＂的四种变式句等方面对＂一X就Y＂的句法结构进行考察,分别对＂一X就Y＂句式中的句法标志＂一＂和＂就＂的语义特征进行分析,概括了＂一X就Y＂这一格式在整体表达功能上的连贯性、量多义、非凡性等多种语义特征。     

训诂论证的有效与结论的可靠——再论《论语》“植其杖而芸”与《归去来兮辞》“植杖”

训诂结论的可靠取决于论证的有效。有学者认为《论语》＂植其杖而芸＂指水稻中耕除草培苗。这是以或然为必然,不能成立：水稻当时未占主要地位,＂耘＂＂耔＂并非水稻中耕特有,《天工开物》特指水田以手拔草的＂耘＂不能用以衡量上古文献,出土汉代文物既有水田耘田又有握锄除草,断言＂植＂不能释为＂放置＂,不符合语言实际。有学者认为此＂杖＂是＂犁杖＂。这是以特殊为一般,不能成立：释＂杖＂为＂犁杖＂是偷换概念;所谓＂古人关于耘、耔的训释恰与犁杖耕耘禾垄的作用相吻合＂这一证据,既不符合铁犁历史,又不符合古汉语实际。     

对经济学的“手”的理论的述评

本文总结性地论述了经济学的“手“的理论——“看不见的右手“（市场）、“看得见的左手“（政府）、“看得见的右手“（企业）和“看不见的左手“（权力及利益集团）的功能、缺陷及发挥各只“手“的功能所必需的约束条件。认为,要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各只“手“必须各司其职,发挥其长处、规避其缺陷,在其有效边界内运作而不能畸形发育,并处理好“四只手“之间的比例、结构和均衡状态。     

丹江方言体标记“在”及其来源

在一些汉语方言中,体标记“在”由“在这（那）里”脱变而来,这在丹江方言中也得到了印证。丹江方言句尾体标记“在”是动词结构后“在里”的缩略,不是来源于表存在的动词“在”。动词短语后虚化的“在这（那）里”表示状态的持续,和动词前虚化的“在（这）那里”有相同的来源,都是相应位置的介宾结构语法化的结果。     

“最是一年春好处”之“最”的语义与语序

现在一些论著认为韩愈“最是一年春好处”一句的“最”是时间副词,这种解释不妥;此句是“一年春最是好处”的非常规语序;副词“最”在古代汉语中处于非常规位置是一种较常见的现象,起强调状态达到顶点或动作行为程度最高的作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时间副词“正”。     

辨“投”释“控”

从词汇语义学的视点,结合古代训诂材料,辨析了“投”与“控”的词义特征。在对语证进行充分描写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分词的语境同义与语言同义问题。辨析发现当今汉语词书“控”条下的“投”注和“跌落”义项只有司马注《庄子·逍遥游》的唯一例证,且先秦两汉古籍中尚未见到此“控”义的旁证。此“控”义是语境文义产生的孤证。孤证难立。由此推出“投”并非此“控”的确诂,因而“投”与“控”不是同义词。此“控”的确诂应为“引”。     

从文化层面探析湛约翰对《道德经》的诠释

从文化层面来探析湛约翰对"道""德""阴/阳"之文化内涵的诠释,对其如何诠释及诠释的缘由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作为一名传教士的湛约翰翻译《道德经》的目的是传播基督教文化,即:言说"自我",但最终的结果是促进传教的同时、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西传,即:言说了"他者"。     

廉江“茗皇”茶的生物学特性及其生物碱成分分析

对廉江市茗皇茶业有限公司出产的＂茗皇＂茶的生物碱进行提取,并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生物碱成分进行分析.将＂茗皇＂茶的茶碱、咖啡碱的含量与国内部分茶叶品种的相应生物碱含量进行了比较.还对＂茗皇＂茶茶树金萱（台茶12号）的叶和花进行了形态及微形态特征方面的观察.结果显示：金萱物种属于山茶属短蕊茶组,其生物碱的含量水平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