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媒介转型与批评的理论策应(下)

二九十年代的人文知识分子群体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内部的分化和裂变,其话语特征就是“相对主义”盛行,价值尺度多元化。有人从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影响力减小的角度来解释这种分化。如刘小枫认为:“一旦作为意识形态全权话语的历史理性主义的权力话语式微,信仰言述的个体性就会加倍增强,以致现代性的信仰语境——多元主义的出场不可抗拒。”他没有分析导致这种分化的物质基础。如果人文知识分子没有多样的安身立命的可能性,恐怕仍然只能延续体制化时代的“意识形态生产”。多元     

艰难的主体重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开始了一个艰难的主体重建的过程。首先是在批判中寻找失落的主体性。当时的创作虽仍然表现着极强的政治性,但已不是追随权威话语而图解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试图独立地介入,寻求自己的表达。2 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出现了“忏悔”与“反省”的现象,文学开始更多地揭示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它不同于过去对知识分子的诋毁,而是标志着一种独立人格的觉醒,反省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修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不应忘记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积极参与。文学主体性的倡导、“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唤、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资源的重新发现,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知识分子话语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从2 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它不得不面对各种反叛与挑战     

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发生学考察

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是一个具有元叙事意义的政治课题，无论是文本话语，还是表意逻辑，均饱含着浓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色。民主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凝结着党对执掌政权和自身建设的深远政治预见，“甲申对话”“窑洞对话”“赶考对话”从不同角度回应了历史周期率问题，形成了第一个答案的逻辑框架。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是探寻第二个答案的思考基点；“四个不容易”体现出对历史周期率政治意蕴的新阐释；从“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从“六条规定”到“八项规定”,从“三反”斗争到“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呈现出两个答案之间的逻辑承接关系。不存在唯一的、一劳永逸的答案，要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继续探寻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径。     

自媒体时代“网络话语权”的二元结构解析与规制

自媒体的出现修正了媒体资源分布失衡的弊端,促使个体身份发生角色转变,进而使话语权的行使形成了“话语权利”与“话语权力”两个维度.前者是言论自由在网络空间的体现,后者是个人言论衍生为媒体式表达后形成的超个体权力.“话语权利”的行使应当受国家对言论自由所设的界限限制,“话语权力”的赋予则使自媒体成为国家新闻管理体制下的“准媒体”,其作为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受到约束与规制.     

论资本主义系统世界对公共领域的入侵及其后果——从美国“棱镜门”事件谈起

公共领域是作为私人的公众借助于公共媒体公开自由地表达自己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见和建议的言说平台.作为私人的公众和言论自由是哈贝马斯理想公共领域形成的基本条件.资本主义权力系统和资本系统对现代公共领域的入侵使其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封建化”危机,并造成其公共性“褪色”的困境.此次“棱镜门”事件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权力系统对公众自由表达权利的戕害,不仅暴露了其所谓“言论自由”的非自由本质,而且破坏了西方公共领域“话语民主”的一贯传统.公共领域也由此从理性批判、公开辩论的空间蜕变为一个利益争夺的场所或公众表达个人私密情感和“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的私人“会馆”.     

置身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知识分子研究——许纪霖教授访谈

○许教授 ,为了这次访谈 ,最近拜读了尊著《许纪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 999年出版 )。书的《自序》中说 :“历史 ,总是由知识分子书写的 ,然而 ,知识分子自身的历史 ,却常常无人书写。……这一情形到 80年代有所改变……于是 ,知识分子开始有了自我的历史。”阅后感触良多。其实 ,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刊开辟的“中青年专家网页” ,也称得上知识分子为知识分子写历史 ,即为中青年知识分子写历史 ,使其在总结以往的过程中 ,更上层楼。我知道您的专业范围较广泛 ,这是否与您的经历有关。●是的。很多学者的学术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 ,但…     

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哲学思考

民主人士黄炎培１９４５年在延安同毛主席的交谈中,将中国历史上“兴勃亡忽”的历史现象归纳为“历史周期率”。从此,这一人类社会历史的普遍性命题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研究历史周期率发生的根源,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途径,便成了人们研究的焦点所在。当前许多论者在研究历史周期率发生作用的原因时,用了较多的笔墨来说明腐败与周期率的关系。毫无疑义,这是必要的、正确的。因为腐败是周期率发生的驱动器,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它的导火索。但周期率为什么会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周期性的变奏,它为什么频繁发生,使“后人…     

惩治腐败与跳出历史周期年

在中国历代王朝政权的更替中,存在着耐人寻味的历史周期率现象,即所谓的“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人存政兴”、“人亡政息”。随便翻翻历史,就可以发现,这种历史周期率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王朝政权的腐败。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怎样避免历史周期率现象的重演,是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因而为政清廉、惩治腐败的意义也尤为重大。     

沉重的回归之旅——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作品致力于为知识分子辩护和请命,虽然大都没有获得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但一些作品已经摆脱权威话语的全面笼罩,显示了不同于权威叙述的新特征。当时的文坛存在着知识背景很不相同的三代作家。知识分子话语复苏受益于受过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老一代作家,同时也受益于50 年代那些“青年右派”作家昙花一现即被扼杀的声音。从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看,1980 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三种话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不仅支持了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而且成功地充当了大众代言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根本上决定着知识分子话语发展状况的因素已经不在外部,而在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和自觉程度。     

双重话语规训：论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东方主义”理论。他主要借鉴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将“东方主义”界定为一个高度封闭的知识领域、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一套西方主导的权力话语。通过对各类文本进行政治化、历史化解读,萨义德揭示了西方如何凭借东方主义制造关于东方的知识,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一个沉默的、愚昧的、落后的“东方”,以实现对东方的控制、支配、征服。为了挣脱东方主义的桎梏,萨义德呼吁一种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国际主义的人文主义,并鼓励知识分子成为“流亡者”“、边缘人”、对权势说真话的人。受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萨义德事实上造成了双重话语规训：一方面,他批评东方主义者无视东方的差异性,将其规训到东方主义话语中;另一方面,他本人亦无视东方主义的差异性,将其规训到自己的东方主义理论话语中。     

知识分子的话语建设

以社会的记忆理论去回首中国知识分子话语建设的历程，便是一部令人寒栗的苦难史。从他们创造文字、识辩阴阳开始，便被牢牢地栓在政治权力的马桩上。如春秋战国时期，正是时代呼唤知识精英一展身手之际，我们却只见孟尝君类贵族之聚说客三千等，各自以拼命的姿态去把自己的知识为供主的政权而创造审时度势的话语，惨淡地支撑着地位，而历史注定了中国知识分子自身话语建设中的悲剧性。汉朝风烟，亦是知识精英张良等运筹帷幄，但最终是草鞋登位、书卷退隐，行进的话语又成了隐逸的一种解构。至于清代文字狱的先法西斯做法，更将欲行重建知识…     

自我主体的归来与流放--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疯癫话语谱系与文化隐喻

疯癫不是一般医学意义上的疾病,也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实在,而是一种历史话语建构。作为一种文化隐喻和意义符号,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又一次经历巨大转换的20世纪80年代,它再次获得了出场机会和言说权力,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书写自我和社会的文化符码。它的出场及其话语变迁,与中国知识分子对做为个体的自我在巨大社会权力网络中的地位认知和认同紧密相关,与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的推进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的疯癫话语史,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漂浮的木板（上）—重读百年言论史

船完全被撞翻之后也就不会沉没了它的每块零散的木板将永远漂浮在海上——根子一记得好像是鲁迅先生讲过,过去的中国历史不过是帝王将相史,是狭隘的政治史、战争史,一句话是权力争夺史,而不是人民的权利史。因为中国老百姓没有得到最基本的权利,所以我们如果要说中国的权利史,实际上那只是人民争取权利的历史。言论自由是人民的权利中最首要的权利,有无言论自由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准之一。在20世纪已成为过去的时刻,回顾我们走过的多灾多难的道路,回顾知识分子争取言论自由付出的汗水、鲜血甚至生命的沉重代价,写下百年中国的…     

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

改朝换代、王权更替是历史发展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跳出这个历史怪圈,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严肃指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再次给我党敲响了警钟,充分体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深刻理解和摆脱其束缚的决心和信心。回顾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索轨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贯彻十五大精神,以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国家。     

知识分子问题:现实状况与话语体系

由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 ,知识分子问题因而突现出来。但这个问题的探讨与解决不能靠借用西方的话语体系 ,或把这个现代性问题化解为古已有之的东西。相反必须直面我们的现实与历史 ,弄清楚知识分子问题的实际状况与经过由来 ,即知识分子的实际问题是什么 ,我们观念中的知识分子问题又是怎么样的 ,及这两方面的历史形成过程。只有这样 ,才能进而形成我们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 ,克服所谓的“失语症”。     

新历史主义批评

新历史主义批评强调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实施一种综合性的解读,将被形式主义与旧历史主义所颠倒的传统重新颠倒过来,把文学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作为自己分析的中心问题,从而使历史意识的恢复成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本文将从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产生背景、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特征和新历史主义批评在操作中的方法特征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来稿摘登

●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析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刘胜利指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在探索和实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民主”过程中,毛泽东首先提出了“民主”,并以人民为本位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探索,特别是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解决了人民当家做主的问题。邓小平则认为民主不仅是手段和方法,更重要的是价     

告别“屈原人格”

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当然有其独特性,但我不认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性,而是他们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所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历史上绵延不绝的专制制度决定了这个民族和作为它灵魂的知识分子的面目。一个民族长达几千年处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王权之下,“学得文武艺”除了“卖与帝王家”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从而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对权力的依附性。这是他们所有特征中最根本的。读书做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境界。卢梭在《忏悔录》(第九卷)中说:“我已看出一切都归…     

从科举到新式学堂到报人作家——以卢天白、尤墨君为例看民初文学的“通俗化”

在“新派”文学全面兴起之前,“旧派”通俗文学曾一度成为清末民初文坛的“市场主流”.“旧派”文坛最大限度地接纳了转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为大部分失去举业的“士人”提供了暂时的出路与“表达途径”,其中也包括接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的“预备”留学人士,如卢天白和尤墨君等.他们没有像“留学生”那样成为了“新派”,也没有凭借在新式学堂的教育而增进“创作力”,反而和大多数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靠着“旧学”根底谋得了“撰稿者”的身份,并与庞大的“旧式文人”撰稿群体一起促成了“旧派”文学的兴盛,“塑造”了民初文学的“通俗化”倾向.     

权力话语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式的知识生产

权力话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权力话语的生产与消费的一个新型哲学分支。中国式的知识只注重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属于生产价值和直言律令的权力话语,完全是权力话语政治经济学适用的领域。这类权力话语因没有外在的事实与其符合,与其同构,故几乎很少有创新和更新的可能。于是,中国是一个只生产知识分子而不生产知识的国度。其深层原因则在于中国政治、化的早熟。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引入谱系学的机制,即知识造反学——20世纪的哲学给人类留下的最可贵遗产。它给我们的启示是：让人说话,世界就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