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对白居易讽谕诗的师法与超越

在宋初诗坛大兴唱和酬答之作,诗风轻佻浮华之际,王禹偁独树一帜,潜心学习白居易的讽谕诗,在思想内容、语言风格、艺术技法方面既有师法又有超越。王禹偁主要从美刺手法、卒章显志手法、比兴手法三个方面来学习、继承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技巧。在学习借鉴过程中,王禹偁不是完全概念化、公式化的套仿白居易诗歌,而是灵活地吸收白居易讽谕诗现实主义的精髓,创作上带有个性化的风格。     

美刺·讽谕·为君——试论白居易的讽谕诗及其美学特征

白居易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也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他主张文学创作要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现实。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并且以诗歌有无"美刺"和"讽谕"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他创作讽谕诗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为封建统治服务;他极力推崇讽谕诗,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试论中西讽谕理论的差异

"讽谕说"是西方诗歌的重要理论,中国诗人一开始就将这一理论贯穿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从中西讽谕的运用来看,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只能是中西诗人对诗歌认识的殊途同归。中西讽谕理论的内涵也存在明显差别:中国讽谕理论以温柔敦厚为核心,西方则只是解读诗意的一个层面;中国诗歌的讽谕意义主要通过比兴的手段获取,西方则是通过神话故事;中国讽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西方则是为了解释《圣经》。这种对比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有助于在对比中把握这一理论的各自内涵。     

《策林》与白居易“讽谕诗”溯源

白居易为应试编纂《策林》,其中与政治和文学相关的内容,反映出白居易对"讽教"的特别关注和独到见解。白居易的"讽教"观源于《诗经》的"美刺比兴",但《诗经》强调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而白居易强调自下而上的讽谕、箴规,这种源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诗歌主张,成为其创作"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的理论基础。同时,"讽谕诗"的创作也与白居易自身的因素密切相关,其"惟歌生民病"的"讽谕"精神,一是出自"兼济天下"的道义情怀,二是本于"贵民"的政治思想,三是源于诗人的个人遭际。从理论到创作实践,"讽谕诗"经白居易发展成熟,后来成为唐朝诗人以诗讽谏的一种范式。     

白居易诗歌中晚唐风行与影响论析

被誉为“广大教化主”的中唐杰出诗人白居易,诗歌推重写实通俗,平易流畅,甚至不避浅切,其诗歌在中晚唐的流播达到风行的程度.它的流播对当时诗坛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为当时诗歌创作树立新的审美范式,即元和体与元白体;另一方面对我国古代诗歌派别意识的觉醒产生积极影响.同时,随着晚唐政局的昏暗,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进入更深层次,以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刘驾、罗隐、杜荀鹤、黄滔等为代表的寒门文人重新审视白居易诗歌中讽谕之作,并部分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济世讽谕的精髓,使晚唐诗文创作在“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与锋芒”.     

讽谕诗和新乐府的关系和区别

我们读中唐时期的诗歌,特别是白居易、元稹诗歌的时候,常常接触讽谕诗、新乐府这两个名称。现在不少文学史著作和单篇论文,往往把自居易他们提倡写作讽谕诗的活动称为“新乐府运动”,在某些同志心目中,这两个名称的内涵几乎是等同了。实际上,讽谕诗是就思想内容而言,新乐府是就样式而言,这两个名称的内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本文拟在这方面略作辨析。     

《子虚赋》、《上林赋》：大一统思想的文学阐释

《子虚赋》、《上林赋》以文学的形式,客观地阐释了汉代鼎盛时期走向大一统的历史必然。主要表现在赋中的"巨丽之美"的描绘和讽谕的意图,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与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思想异曲同工。     

诗乐合一观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

以往人们大多认为白居易的讽谕诗不具有可歌性 ,但相关资料表明 ,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具有非常明确的入乐意识 ,并形成了以“诗乐合一”为特征的诗学思想。充分认识这一点 ,对重新解读白居易《与元九书》、揭示其中所包含的独特诗学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重视诗歌入乐的创作追求 ,对白居易讽谕诗审美特征的形成也有不可忽略的制约作用     

胡风诗歌的“国族想象”

七月诗派作为中国新诗史上重要的诗歌流派,其现实主义诗风备受关注。胡风作为七月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诗歌"国族想象"的内涵充分表现了在战火与动乱年代,国家与个人历经的深重苦难,以及超越苦难、追求光明、歌颂新生的美好祈愿。     

略论七月诗派形成、发展、消亡的历程

七月诗派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应运而生．它继承并发展了新诗现实主义的传统，一反过去静观欣赏的习惯，停止了牧歌与哀曲，而高唱起抗日的战歌，表明了诗歌发展方向的共同趋势．七月诗派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胡风做了许多组织、引导工作．他积极倡导革命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始终不渝地坚持办刊物、出版诗集，善于发现、培养文学新人．艾青的诗作对七月诗派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是在《七月》上发表诗歌最多的诗人．艾青的诗融象征主义于现实主义之中，追求意象美、散文美，反映时代精神、民族意识，具有凝重阔大的诗风．七月诗派的历史，可划为三个时期，一是《七月》时期，七月诗派业已形成，且呈兴旺发达之势；二是《七月》停刊，进入《七月诗丛》第一辑时期，七月诗派在苦斗中巩固，在困难中韧战；三是《希望》创刊，七月诗派步入变异或，诗作以暴露国统区黑暗与人民的苦难为主，诗风也变得沉郁、冷峭。四十年代末期，胡风及其理论受到了某种误解与曲解，七月诗派的创作逐渐冷落，七月诗人所办的刊物也相继停办．七月诗派具有人数多、活动时间长、覆盖的地域宽广、强调诗作与诗论并重等特点．     

论中国现代讽刺诗的审美流变（上）

中国现代讽刺诗出现了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20世纪40年代，标志性人物是马凡陀，他第一个创造出现代讽刺诗的武出范式，为现代讽刺诗第一次赢得了它的时代的美学的和文学的品格。第二次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代表性人物是刘征，他独创文进范式的讽刺诗，这一范式注重印象，讲完主观夸张和同情的幽默，从而使20世纪中国现代讽刺诗最终完形。     

黄咏雩《天蠁词》创作简论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黄咏雩以诗词活跃于南粤文坛,是民国时期岭南诗词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著《天蜜词》反映社会现实、咏叹个人情怀,在民国词体观念下呈现出有以诗为词、取法风骚;熔铸经史、寄托遥深;“备婉约豪纵之长,骇浑厚幽折之致”等艺术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应当引起学界注意。     

“知人论世”批评模式在词体发展中的影响及作用

"知人论世"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模式.随着词创作的兴盛,"知人论世"出现在词学批评中.由于"知人论世"属于儒家诗教范畴,而词具有明显的娱乐艳情性质,"知人论世"在早期词学批评中时时表现出矛盾和悖离的一面.苏轼"指出向上一路"开拓词境以后,伴随着以诗入词、以文入词的深化,"知人论世"批评模式在词论中找到了契合点,并且伴随着词体的推尊而不断发展."知人论世"批评模式在清代词论中达到高峰.     

六朝同题诗、赋现象之考察

六朝文学活动中存在着颇为特殊的同题诗、赋创作现象。同题诗、赋创作兴起于建安,经过两晋的快速发展,至南朝时达到鼎盛。同题创作形式推动了诗与赋的发展,扩大了诗的描写范围,促使赋在篇幅上逐渐缩小,出现了诗、赋在咏物题材上的同咏现象,推动了这一时期咏物文学的发展。至于同题诗赋现象的出现原因,应与当时频繁的文学集团活动关系最为密切。     

药名诗源流、批评及药名入诗论梳评

药名诗诞生于风骚传统,并受医学著作诗化的影响,是中国古代乐舞诗治疗功能延伸增殖的结果.它的发展、功用展示出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强大的生命力和兼容力,伴随着人们对中医和文学关系认识的增进,药名诗作为雅正传统之一脉,应受到古代文学研究者的更多关注.对药名诗的理论批评和争论,是对古代诗歌理论和批评的有益启示和补充.药名、医理进入到诗论中,使诗论呈现出一定的医理化特征.     

试析杜甫对儒家诗学的继承与发展

杜甫作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以其辉煌的诗歌创作将中国古典诗歌推向最高峰,他的艺术成就既是其才智和辛勤的结晶,但也与他的诗学理论有密切的因果关系.本文从杜甫诗学主张入手,分析其诗学对儒家诗学的继承与发展,进而指出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对后世的影响.     

论诗文学派对草创期浪漫主义的超越——朝鲜现代文学流派研究

诗文学派是朝鲜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显著地位的文学流派。在草创期,新诗因过分迎合激情崇尚和口语诗化的历史要求,最终导致尚感情而轻智慧,放纵人性并放任诗歌形式自流。而诗文学派则崇尚理性,主张意象的呈现和情感的客观化,扭转了新诗的极端化趋向,引领诗歌走上现代化的轨道。但是诗文学派做出上述贡献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古典的韵味。     

摩崖石刻中的唱和诗文研究

石刻唱和诗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刊行与流传，也是诗文唱和活动的凝定，它融人、事、景、情于山岩石壁，是“诗可以观”“诗可以群”的典型。石刻唱和诗文多以诗摹景、以景解诗，形成诗景互观的模式；石刻唱和诗文常借景联结唱和，以诗和群，唱和相勉；同时，将唱和刻之于石，使得“唱”与“和”相长相发，促进文学乃至文化的交流传承与生发。品评摩崖石刻中的唱和诗文，既能深刻体会诗中所咏所叹的景、人与文，也能感知文与景背后的石刻意趣与氛围。     

接受美学与中国古代清淡诗派批评

关于中国古代清淡诗风与清淡诗派的评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现象。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关于清淡诗风与清淡诗派的批评言论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清淡诗派以及它的艺术体现清淡诗风,是产生和存在于千百年来众多诗论家的吟赏和批评实践中的;清淡诗风的美学意义,在相当程度上来自这些诗论家的赋予。总的来看,批评主体之于批评对象,经历了一个从人格批评到文学批评,从审美吟赏到创作实践的过程。      

论谢灵运诗文的儒学意蕴

谢灵运的创作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在谢灵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中,时时可见儒学思想的牵绊。在门阀世家出身的谢灵运身上可以看到传统文人的那种儒学人格,在其诗文作品中时时可见儒家的经文典故,而儒家的情性观、山水观更是支撑起了其诗文独特的审美意境。具备儒学人格的他精通儒家经典,诗文隶事用典和山水意象的选用也都浸透着儒学色彩,而儒学情性观和山水观更是与其诗文审美意境的建构联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