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屈原给弟子的思考提纲

对屈原为何而作《天问》,历代都有争论。《天问》是屈原的一篇重要作品,是研究屈原思想的重要史料。因而,弄清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一、关于《天问》的主题要辩明屈原为何作《天问》,须先辩明《天问》的主题。王逸首先提出“舒愤说”。他说《天问》是屈原放逐后,看见楚国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辞章句·天问叙》)。王逸是东汉人,他的《楚辞章句》是较早的     

《天问》是否呵壁之作

屈原《天问》的题目,史上注家繁多,训释不一。以至二千年来,争执不休。今可见的最早注本,是王逸《楚词章句》。王逸认为:“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橘佹,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王逸这个题解,影响极大。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和     

论《天问》

（一）《天问》：放流中泄胸中块垒之作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四《屈原面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人《天向》、《招魂》、《哀郢》，悲其志也。”史家著录，理当可信，说明《天问》的作者的确是屈原。太史公亲自读《天问》，悲其志，得骚人之心，可见《天问》不单单是形式上的问难之作，还有着精神的自然历史过程。只是年代久远．今人已很难拣出他的志向，明其骚人之心了。对《天问》的写作环境和文心，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序》中，有一段比太史公悲其志说更为形象具体的阐述：《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停，…     

《渔父》三题

《楚辞》中有《渔父》一篇,关于其作者是否为屈原的问题,历有争议。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王逸《楚辞章句》谓:“《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如果说,王逸是为了不存“偏见”而信疑并存,那么对于与《渔父》风格、形式基本相同的《卜居》,王逸却说:“《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     

《天问》校读

《楚辞·天问》有句云:“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一、二句叶韵(宵部),三、四句叶韵(阳部),而二、四句不韵。游国恩《屈原作品介绍·天问》云:“(《天问》)亦有两句为一韵者,其例绝少。”(载《楚辞论文集》)盖即指此。然此绝少之处,实有乖于《天问》叶韵的通例,疑有错简。     

《招魂》作者补证

关于《招魂》的作者问题,向有二说:一种观点认为,《招魂》系屈原所作。首倡此说者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这里虽未明言,但他把《招魂》置于三篇屈作的中间,并称“悲其志”,可见是视为屈原之作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招魂》系宋玉之作。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楚辞章句》     

从《楚辞集注·天问篇》看朱熹的哲学

《楚辞集注·天问篇》,是南宋朱熹对屈原《天问》的注释。《天问》作为一篇哲理诗,在整个楚辞中别具一格。朱熹对《天问》的注释,诚然涉及到文学、历史种种问题,在整个《楚辞集注》中也主要是一篇哲学作品。人们从这里既可以看到朱熹研究《天问》的长短得失,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朱熹哲学的某些特色。因此,研究屈原《天问》者,《集注》此篇不能不读,研究朱熹哲学者,     

《天问》题义新解

什么叫“天问”?自东汉王逸首倡“天问”就是“问天”之说后,古今楚辞研究者对“天问”二字的解释始终囿于一个“天”字而不能自脱。其实,“天问”的如此释义与《天问》的实际内容差距很大。《天问》问天的部分在全诗里所占的比例极小,而问人的部分则很大。林云铭说;“兹细味其立言之意,以三代之兴亡作骨。”(《楚辞灯》)他不以“天”为全诗之“骨”是有眼力的。更何况在屈原的眼里,“天”根本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尊至贵者。《天问》里对“天”的质难信手可摘,什么“天命反侧”、“帝何刑焉”、“帝何竺     

《渔父》发微

一、关于作品的著作权问题宋代以前,人们对《渔父》的著作权从未提出过怀疑。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云:“《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然明代张京元(《删注楚辞》)以后的注家却有人开始对其著作权问题提出怀疑。他们认为《渔父》非屈原所作,或为宋玉、景差等楚人所为,或为汉人伪作(如清代崔述《考古续说·观书余论》及胡适《读楚辞》和陆侃如等)。马茂元先生主编的《楚辞注释》亦认为“本篇是楚人悼念屈原之作。”     

《天问》——中国古代科学主义的杰作

屈原以“千古忠魂”的美誉而名垂史册,但是他对宇宙天体问题的思索和对人类科学精神的贡献却鲜为人知。从科学思想史与科学批评史的角度看,屈原以其超越功利与世俗的《天问》,在中国乃至世界科学主义思想发展的历程中树立了一块重要的丰碑。     

《离骚》求女的寓意及其观念基础

《离骚》迷离惝恍、不遵矩度的风格特征在“求女”与“远逝”两段文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屈子之父……其最难读者,莫如《离骚》一篇,《离骚》之尤难读者,在中间‘见帝’,‘求女’两段。”而就纵横开合、超逸奇幻来看,似乎“求女”又胜“远逝”一筹。《离骚》向有奇文之称,“求女”可谓奇中之奇。这段文字的含意难于理解,但对全诗来说十分重要,只有正确理解它,才能认识《离骚》的深刻意义,才能“令屈子一片深心,千古共白”,而“不失之背谬侮亵,不流于奇幻,不入于淫靡”。所以,自汉代以来它就成为《楚辞》研究的“热点”,新说层出不穷,至清代以前主要说法有以下几种:1、以求女喻求贤臣、贤土、良辅,此说以王逸《楚辞章句》为代表,从之者有戴震《屈原赋注》、钱杲之《离骚集传》、王邦采《离骚汇订》等;2、以求女喻求贤君,此说朱熹《楚辞集注》主之,从之者有蒋骥《山带阁注     

亦屈亦宋论《招魂》

楚辞《招魂》的作者是谁？所招之魂又是谁？千百年来众说纷坛，至今仍然是一个疑案。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字里行间，分明确认《招魂》是屈原的作品。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毅然决然的语气，表明王逸对宋玉作《招魂》深信不疑。王递当然知道司马迁认为《招魂》是屈原所作的，然而未敢苟同。王逸与宋玉同乡共土，知之抢而悼之深。至于王逸不去批驳司马迁，则可能是因为他心仪昔贤的高风。这不禁使笔者联想到孔子与老子大致同时，…     

《招魂》管窥

《招魂》为屈原所作,抑为宋玉所作,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归屈原者,多引司马迁《史记》本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近时郭沫若、马茂元等少数学者主其说,惜论证尚嫌疏略。主归宋玉者,多承王逸《楚辞章句》的说法:“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散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返之     

《楚辞》研究二题

《楚辞》为刘向所集无可疑;其不见著录于《汉书·艺文志》,问题在其体例本身。《汉书·艺文志》之“屈原赋２５篇”,即《楚辞章句》中《渔父》以上２５篇题“屈原之所作”者;据今存文献,没有汉人对这批作品之归屈原持异议。     

《天问》文体与屈原“呵壁”说再检讨

王逸《〈天问章句〉序》提出屈原“呵壁”而作《天问》.这是研究《天问》创作问题的起点.历代学者对此说持续进行讨论,到目前为止,仍有诸多疑问尚未解决.从《天问》的文体辨析出发,对“呵壁”说重新审视,可知王逸所言虽有合理之处,但与《天问》的创作过程并不完全契合.     

巫诗《天问》论

《天问》是楚辞中最难理解的一篇,它因为文理杂乱,内容深僻,二千余年来始终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难猜之谜。 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天问》注解是王逸作的。王逸于序中说: 《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倘桅,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     

评王夫之《楚辞通释·天问篇》

《楚辞·天问》是一篇千古奇文。诗人在《天问》里到底要讲什么,“天问”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屈原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奇特的作品,两千年来众说纷纭。王夫之生于明朝末世,地处屈子“怀沙”之乡,常以屈子遭遇自况。他的《楚辞通释·天问篇》,也没有完全解决上述问题。但以他的才学和知人知世,其于《天问》的有些见解,颇有精到之处。至今对于我们研究《天问》,仍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屈原《天问》与楚国壁画

(一)据后汉王逸《楚辞章句》云,《天问》是屈原看了楚国宗庙与公卿祠堂壁画之后,引起了对宇宙间自然现象、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和社会历史的疑问,书写于壁,以抒发自己的愤懑和愁思。时在楚怀王熊槐十六年,由左徒转任三闾大夫,掌管楚国公族屈、昭、景三氏谱谍,主持宗庙祭祀典礼的时候,屈原为二十九岁。长诗《天问》,全篇共有三百七十四句,一千五百五十三个字,一共提出一百七十二个问题。其中“白蜺婴茀,胡为此堂?”据     

从图像到文本：《楚辞·天问》的文本生成及其特征

《楚辞·天问》为屈原根据楚先王宗庙壁画而作,经历了从图像到文本的过程。这一生成过程对《天问》的文本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天问》集天文、地理、神话、传说等内容于一体,在文本上具有极大的综合性。这是由于具有宗教作用和训诫意义的宗庙壁画本身含有这些内容,屈原据图而作,自然受其影响。《天问》内容丰富,但在结构上有清楚的层次,从出土汉画像石来看,层次分明亦是壁画的通例,《天问》的结构安排也应与楚宗庙壁画有关。《天问》虽是据图而作,但却不是“述图之作”。屈原在创作《天问》时,一方面客观呈现壁画内容,另一方面也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与思考,并调动个人的知识储备。这些内容融入《天问》中,使得《天问》据图而作的线性叙事结构被打破,从而造成文本“不次序”。总之,《天问》的文本特征多与其从图像到文本的生成过程有关,其文本所存在的问题也应放到这一过程中去考察。     

《离骚》“求女”辨

屈原《离骚》有一段求宓妃、佚女、二姚的浪漫主义描述。对此“三求”,历来注家解释不一。王逸以为往求“天下贤人”,“与俱事君也”(见《楚辞章句》);赵南星以为是“托为远游,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见《离骚经订注》);贺宽以为“女以比郑袖”,“求女”即欲走郑袖之路,“转以达于其君”(见《坎骚》);朱熹、蒋骥则以为是“求贤君之意”(分见《楚辞集注》、《山带阁注楚辞》)。诸说纷纭如此,实有一辨之必要。怀王无贤内助,《离骚》“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此说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