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国济世的优方良策——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时代价值

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和现实需要,中国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 "的新理念.构建"和谐社会"针对中国的内政建设,其实质是理解与包容;而构建"和谐 世界"则是中国在外交方面所提出的创新性思想,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构建"和谐社会" 和"和谐世界"是当今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主轴和最强音,也是中国兴国济世的优方良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中国传统思想溯源

中国的"和谐"思想由来已久,原始巫术礼仪发其端,后世哲人阐其微,并保存在<尚书>等古代典籍中.<周易>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和谐"智慧,先秦思想家老子、孔子等则将"和谐"提高到新的理性高度.形成一种思想体系.佛教进入中国后,逐步实现中国化,有不少身心"和谐"的观点,共同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思想、文化和传统.中国传统丰富的"和谐"思想,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资源.     

对"中国制造"危机的思考

"中国制造"在世界上占据了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但是近段时间以来,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问题大肆炒作,引起了国民的关注.就世界上对"中国制造"产生质疑的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找到"中国制造"的优势和劣势,并提出解决"中国制造"危机,拓展国际市场的几点建议和对策.     

论中国和平发展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国际社会先后出现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等种种论调.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进展的当下,近来海外又出现了对中国发展"不确定论"的疑虑和担忧,对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和平发展"的战略.那么,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和平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如何,以及中国和平发展对未来国际秩序有何影响,这些都是当前中国发展所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     

论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继承原则

方法论自觉是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前提.在新时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方位上,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用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话语重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地上重新出场.这一重写、重构的理论创新,关涉方法论自觉,进而关涉文化立场与文化态度的转变.整体性继...     

外交价值观引领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

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中国外交价值观成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突破某些西方国家国际话语权制约的重要指导原则.中国外交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思想的有机结合,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有机结合.中国外交价值观的基本脉络是:以"文明多元"为基本出发点,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理念,以"正确的义利观"为指导原则,以"合作共赢"为主要实践途径,以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为追求目标.中国外交价值观提升了中国的道义感召力,增强了中国国际话语权,促进更为合理的国际话语体系及国际秩序的构建.     

试论中国改革的政治伦理精神

中国改革不仅决定着中国的经济、政治命运,而且也决定着中国的社会命运.事实证明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的持续发展,"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使中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中国改革一开始就关爱和惠及着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中国改革的整个历程,无论是在进程,还是在结果上,都充分体现着"以人为本"、"正义原则"和"民生民利"等耀眼的政治伦理精神.     

“三农”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难点

世界进入了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20世纪以来,世界各种文化纷纷在中国亮相.中国文化先后出现了五种主要范式"中体西用"范式,"全盘西化"范式,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范式,"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专政论"范式,"综合创新"范式.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新世纪伊始,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是主导多元,综合创新.呈现这种态势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主导多元文化双向互动综合创新的过程.     

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

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国际影响,导致"中国威胁论"的泛滥."中国威胁论"有多种表现并由多种原因导致,其实质是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对待"中国威胁论"应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态度.中国先后用"和平崛起"理论和"和谐世界"理论来宣示自身发展的正当性、和平性和互利性."和谐世界"理论是对"和平崛起"理论的发展和超越.     

面对世界的中国传统——人类学与中国传统漫谈

在2007年10月27日"人类学与中国传统"圆桌论坛的大会中,徐杰舜教授提出"人类学的中国话语",引起了各方的激烈论争.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未来走向的命题.同时,问题也不止于此.在"中国话语"论争的表征背后所触及到的,应该是一个更为坚实和更为深刻的基底--中国传统.人类学如何面对多元一体的中国传统?这关涉到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理论诉求、方法范式,以及现实关怀等一系列值得我们共同思考的问题.因此,作为对圆桌论坛的"人类学的中国话语"学术论争的一种回应和延伸,人类学与中国传统的圆桌座谈会的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本刊将陆续发表由徐杰舜教授策划、主持的"人类学与中国传统"圆桌系列座谈会的纪实,以飨读者.     

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曹操诗文艺术精神探析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指出:"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迄今,学界对"汉音"和"魏响"的内涵和区别仍属不甚了了,因而对曹操诗文的艺术精神及文学史意义和地位也就言之不确.文章认为,就艺术表现看,"汉音"与"魏响"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俗"、"虚"、"滥"、"质"与"雅"、"理"、"实"、"丽"的不同,曹操的诗文在这方面"犹是汉音";就情感特征看,"汉音"与"魏响"的区别又体现在由大众性到文人化、由政治性到抒情性、由客观性到主观性、由社会性到个性的转变上,曹操的诗文在这方面又"纯乎魏响".因此说,曹操的诗文具有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的独特艺术风范.     

中国诗歌的“壮美”品格及文质相衬、情文并茂发展道路的初步确立——曹植

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艺术品格及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一大杰出贡献,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和评价。     

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曹操诗文艺术精神探析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指出:"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迄今,学界对"汉音"和"魏响"的内涵和区别仍属不甚了了,因而对曹操诗文的艺术精神及文学史意义和地位也就言之不确.文章认为,就艺术表现看,"汉音"与"魏响"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俗"、"虚"、"溢"、"质"与"雅"、"理"、"实"、"丽"的不同,曹操的诗文在这方面"犹是汉音";就情感特征看,"汉音"与"魏响"的区别又体现在由大众性到文人化、由政治性到抒情性、由客观性到主观性、由社会性到个性的转变上,曹操的诗文在这方面又"纯乎魏响"。因此说,曹操的诗文具有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的独特艺术风范。     

对曹丕诗歌评价的再认识

魏晋以来,评论界对曹丕诗歌创作的评价普遍不高,不少评论家认为魏文帝得以立足中国文坛主要因为他的《典论.论文》,是以曹丕虽贵为帝尊,却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不及其弟曹植和乃父曹操。以客观公正的眼光对曹丕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曹丕诗歌的最大价值在于他的人性化的、情感充溢的抒情性韵味,刚柔并济的风格和多工语又不失自然音旨的语言特色。     

从诗与乐的关系看三曹诗歌

曹操酷爱音乐,其诗歌创作与音乐活动密切相关,使其诗作留有明显的音乐痕迹;曹丕诗歌既有向民歌学习的一面,同时也注重辞采,其诗歌在形式创新方面的意义要大于内容创新意义;曹植的诗歌创作则基本脱离了音乐的束缚,他的诗歌开始寻求文字内在的声律之美,从内容上也渐渐摆脱“代言”的局限,从而完成了诗乐分离的趋势。三曹诗歌中的诗乐离合关系,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文学自觉的过程。     

曹顺庆比较诗学思想发展略论

曹顺庆先生一直致力于比较诗学建设,成为公认的比较诗学大家.其比较诗学研究也经历了从古代文论到比较诗学、再到跨文化总体诗学的发展历程,不但对于中国当代比较诗学有开拓之功,其丰富的比较诗学学术思想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学术印痕,带给我们许多值得重视的启示和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魏晋南北朝咏史诗简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咏史诗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咏史诗 ,根据有无寄托 ,可分为赋体咏史诗和比体咏史诗两类。曹植的《怨歌行》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较成熟的有寄托的咏史诗。左思的《咏史》八首是这时期咏史诗的一个高峰。陶渊明的咏史诗继承了左思的传统而又有自己的特点     

关于思路提示卡片背诵的探索与实践

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关注古诗文的微观背诵研究尚不完美,故创新性地提出：在熟读的基础上分析综合,从作品的字 里行间,见作家所见,听作家所听,嗅作家所嗅,尝作家所尝,触作家所触,感作家所感。作家是人,学生也是人,人均有共性。 共性的焦点正是生活这个源头活水,学生借助作家的文字平台,并与生活这个源头活水两相对照,进行间接互动,学会把思路 提示写在卡片上,携带方便,容易记忆,效果甚佳。     

论曹操诗歌的崇高美

曹操诗歌蕴含着庄严伟大的思想和强烈激动的情感,并创造出阔大雄奇的意象,洋溢着高昂的格调,激荡着慷慨激昂的旋律,表现出强烈的崇高美。     

中国山水诗的产生与永嘉山水

先秦两汉是中国山水诗的孕育期。《诗经》中已经出现描写山水景物的诗句。《楚辞》中山水景物的句子大大增多;渐趋于具体;景与情进一步契合交融;借景物以象征自我心志和人物、事件。汉代赋体的景物铺叙更加细致,更加具象化。魏晋则是山水诗的催生期。曹公父子感怀、宴游、游仙诸诗标志着山水诗阵痛的到来。文章认为魏晋时期中国山水诗有三大催生因素：江南明媚秀丽的山水景物诱发了诗人的灵感;隐逸、隐居山林之风盛行;五言诗的日臻成熟。而山水诗最终完成于谢灵运的永嘉山水诗,其特点是将山水作为自觉的、直接的、特定的审美对象,将山水情化诗化,而又极貌写形、刻画入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