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概念的重新定位

我国学者对诉讼时效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界定,而分歧主要产生于对诉讼时效效力的不同理解.通过对诉讼时效效力的深入分析,认为诉讼时效的效力应采用抗辩权发生主义为妥.将诉讼时效的概念重新界定为: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持续不行使民事权利,而使义务人取得拒绝履行义务的抗辩权的法律制度.     

论诉讼时效完成的效力

诉讼时效完成后产生何种法律效力 ,直接关系到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能否实现。对此 ,文章从诉讼时效的效力状态、范围、时效抗辩权的行使以及诉讼时效完成后的给付、时效利益的抛弃等方面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诉讼时效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研究

诉讼时效是否已过属客观存在的事实,需要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予以证明,由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以“法律规范说”为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基础,对诉讼时效证明责任进行分配,必须明确主张和抗辩在证明责任分配中的作用以及诉讼时效作为抗辩权的效力定位。      

论遗失物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对《民法总则》第196条与《物权法》第107条关系的解释

《民法总则》第196条将"未经登记的动产物权返还原物请求权"纳入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由此产生该条规定与《物权法》第107条之规定的关系问题。将《民法总则》第196条的规定叠加在《物权法》第107条之上,所表现出的失主的未经登记的遗失物返还请求权规则为:失主对拾得人的返还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期间;遗失物的受让人及次受让人享有前手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受让人具备善意取得的一般要件,适用《物权法》第107条的规定,但是失主在该条所规定的期间内主张权利的,适用诉讼时效期间;受让人不具备善意取得的一般要件,适用诉讼时效期间,且遗失物的转让行为应具有导致诉讼时效中止的效力。上述解释表明,在遗失物返还问题上,善意受让人并未享有比恶意受让人更大的法律期间利益,即出现了法律漏洞。其弥补方法有三:或是将物权请求权排斥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或是大幅度延长物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或是将遗失物排斥出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     

论不安抗辩权

从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入手，通过简介不安抗辩权的产生与发展，阐述不安抗辩权的概念、法理基础、法律特征、成立与行使、效力等问题，结合比较英美法系中的预期违约制度，指出我国《合同法》中确立的不安抗辩权制度独具中国特色，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困惑与争议。     

关于我国民法诉讼时效制度的几点思考

论题指出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追求应在公平与效率的天平上更多的倾向于追求诉讼效率;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例,应采用分别主义的立法例;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应设定为4年;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应是全部债权请求权返还财产请求权和恢复原状请求权;诉讼时效完成后的法律后果应采用胜诉权消灭主义和时效抗辩权发生主义相结合制度确定。     

论债权让与中债务人放弃抗辩权的效力

抗辩权是债权让与中保护债务人利益的一项重要制度。但当债务人表明放弃抗辩权时,受让人即对受让债权的完整性产生广泛的信赖,此时对债务人放弃抗辩权的效力如何认定,影响到债务人利益与受让人信赖利益的平衡,目前,我国对此尚无明确规定。承认债务人放弃抗辩权的效力并非会对债务人不利,也不会变更债的同一性,而是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比较国外立法与判例对债务人抗辩权的限制做法,我国可有条件地赋予债务人放弃抗辩权以法律效力。     

债权让与中债务人放弃抗辩权约定的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仅规定了债权让与中债务人的抗辩权,但是债务人能否放弃抗辩权以及放弃抗辩权的效力如何却被学界所忽视,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无法解决。比较境外关于债权让与中债务人放弃抗辩权的规定,认为在交易活动中应限制消费者放弃抗辩权,否认其约定的效力。我国应对放弃抗辩权的主体进行区分,明确其作出放弃的方式及内容。     

民法上的抗辩与抗辩权

民法上的抗辩与抗辩权是一对极易被混用的概念。然而,二者在效力、行使方式等方面均存在重大差别。抗辩与抗辩权的划分直接影响法官在诉讼过程中所能援引的事实范围,还决定着义务人在业已履行之后是否可以请求返还,最终体现立法者的价值判断。作为请求权的对立面,抗辩权在构建私法自治空间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质疑胜诉权为民法上一项实在的权利——以诉讼时效届满为视角

诉讼时效制度是民法学上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它的届满将引起民事权利的变动。然而不同立法例对诉讼时效的效力有着不同的规定。基于我国民事方面的相关立法，我国民法学界对此的通说是“胜诉权丧失模式”。然而，学者对胜诉权的详细论述却不多见。那么，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胜诉权是否是一项实在的权利。本文将从以下思路展开论述。首先，探讨诉讼时效的届满与胜诉权的丧失；继而追溯胜诉权的来源及对其的批评；然后从权利自身对胜诉权的检讨；最后，重构诉讼时效效力。     

民事举证时效制度之分析

在审判方式改革中,民事证据时效制度体现了一定的价值取向,如维护程序公正,提高诉讼效率,落实举证责任,维护审级利益等,但也有着可待检讨之处。根植已久的实质正义的观念、现行法律支持的稀缺以及司法操作层面尚存在的困难等阻碍该制度顺畅运作的种种问题,尤值深思和研究。文章立足于我国的实际,论述了证据失权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的进路。     

论回头背书对人的抗辩切断之影响

回头背书能否恢复人的抗辩,需要对回头背书与抗辩切断功能、回头背书再取得票据和人的抗辩的恢复、人的抗辩恢复的理论依据等进行检讨。需要从人的抗辩恢复理论之再构等几个方面来探讨回头背书对人的抗辩切断之影响。希冀如上探讨对我国票据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能有所裨益。     

论诉讼时效的司法适用

诉讼时效是时效的种类之一 ,由于它本身比较复杂 ,且现行法律规定不够具体、明确 ,不但在适用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疑难问题 ,且在学界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本文主要运用比较法和实证分析的方法 ,结合司法实践 ,对时效的适用范围、时效期间、时效效力及其适用等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探讨

在我国 ,由于民事立法不发达 ,不仅没有建立完整的时效制度 ,而且《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也过于笼统 缺乏可操作性。因此 ,有必要对诉讼时效制度中的重大理论及影响司法实践的基本问题予以重新反思 ,以期推动民事立法的完善     

律师法庭辩护涉及义务冲突的几个问题

律师维护司法公正的义务与律师维护被告人权益的义务之间存在矛盾。律师对法庭负有真实性义务 ,这主要是指他不得有意识地向法庭提供伪证。在我国法律制度中 ,律师独立于当事人 ,他可以而且有时应当发出不同于当事人的声音。但是他应当事先告知当事人 ,允许当事人另行选择辩护人。为了保障律师权利的行使 ,应当赋予律师庭审辩护言论的豁免权 ,其庭审言论不受民事和刑事追究 ,但律师法庭行为不当可以给予行业纪律惩戒     

浅议不安抗辩权制度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是对中外合同法理论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经验进行的一次科学总结。对新合同法中有关不安抗辩权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探索不安抗辩权的产生条件、法律适用要件及适用后产生的法律效力 ,对正确贯彻和运用这部法律有积极意义     

浅议保证的诉讼时效

保证属于债的担保方式中人的担保,主要目的是保障债权的实现。保证的诉讼时效是关系到债权人对保证人的请求权何时受到司法机关保护的重要法律制度。本文从保证的诉讼时效的起算、中止与中断三个方面探讨了我国现行法律制度规定的不合理之处,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程序法定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由于刑事诉讼涉及公民一系列重要权利,程序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对刑事诉讼程序提出要求,这不仅是诉讼公正理念的体现,也是诉讼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外国有关程序法定原则的立法及适用情况相比,我国在程序法定原则的贯彻、实施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     

职务犯罪中监察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机制 ——以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机制为视角

目前,监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监察法》对监察机构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规范化、法治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司法实务中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如监、检、法在程序对接与转化层面衔接不畅,职务犯罪案件处置中监察与司法部门之间未形成科学的衔接与转化,监察措施适用环节存在诸多争议与模糊之处。由此,应进一步畅通监察与刑诉程序的衔接,为监察委员会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与科学化构建刑事司法路径,促进其与刑事诉讼制度的良好互动与相互制约,以规范监察机关权力运行程序机制。宏观制度设计方面,监察程序中应恪守程序正义与分离原则,在遵循以审判为中心的大格局的基础上理顺监察与司法机关权力配置。微观机制运行层面,推行职务犯罪分流处置与司法审查机制,完善留置程序运用,在调查、审查起诉与审判等各阶段中通过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构建职务犯罪案件智能管理平台等方式,构建合理的监督制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