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学研究国际讨论会上的讲话

各位来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首先我祝贺这次中国社会学研究国际讨论会的顺利召开,欢迎国内外的社会学家欢聚一堂,共同探讨和交流社会学界研究的成果。这有益于沟通学术思想,促进社会学学科的建设和普及社会学知识,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是值得庆贺的。 在1979年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     

杨开道先生与他的农村社会学工作

杨开道先生是旧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开拓者之一。杨先生在旧中国生活的半个世纪中,有10年站在农村社会学的讲台上,培养了一批批农村社会学工作者,当代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就曾是他在燕京大学时的学生。到1948年为止,杨开道先生出版了近20部著作,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对农村社会学的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都提出过独到的见解,为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仅对杨开道先生和他的农村社会学工作作一简要的介绍。     

费孝通:社会学的中国先声

4月25日,费孝通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5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今日中国社会学影响最大的学者当首推费孝通先生。正像人们评价邓小平先生说他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那样,也可以说,费老是今日中国社会学的总设计师。     

全球化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社会学会2002年学术年会综述

20 0 2年 7月 2 6 - 2 9日 ,中国社会学学会主办、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系联合承办的“中国社会学会 2 0 0 2年学术年会”在甘肃兰州召开。中国社会学前辈费孝通先生和雷洁琼先生分别给大会发来贺信。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在开幕词中着重强调了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加快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三次讲话对社会学发展的直接影响 ,认为江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了社会学乃是要加强研究的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基本学科之一。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研究员在闭幕式的发言中分析了当…     

纪念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

2010年是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费孝通先生既是中国当代社会学的奠基者,也是中国现代社会学的开创者之一。费孝通先生毕生的思想和实践始终与中国社会学辗转曲折的命运刻刻相伴,也始终与中国社会学的创生、恢复和发展息息相关。任何一个学科都是在传统与创新的交织中发展起来的,对于今天的学人来说,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科实践无疑构成了重要的传统,我们若要继承这一传统,走出一条创新之路,则必须将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想再次置入他所继承的传统之中,加以不断阐释和深化,方可使之作为孕育中国社会学新生的丰厚给养。事实上,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思想,正是期望将社会学的发展拓展到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史中,拓展到构成中国人心性的总体文化传统中。这无疑说明,只有创新传统,延续历史的生命,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开辟出自身独特的现代化历程。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简史

社会学在香港始于50年代初期。当时一些中国学者自内地移居香港,创办多所大专院校,并且开设若干社会学科目。最早的社会学课程由崇基书院于1951年创办,联合书院与新亚书院则分别于1956年和1959年开办。当时来自内地的社会学先锋,有崇基的黄寿林先生、联合的胡家健先生和新亚的冷隽先生。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并于1965年成立社     

对外学术交流信息

1.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日本社会学会会长、日本上智大学教授绵贯让治先生将于1994年5月下旬到北京和广州等地进行学术访问。绵贯先生的专业领域为政治社会学,他此次访华的目的是希望了解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变迁,地方基层政权的建设情况及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情况。作为日本社会学会会长,绵贯先生希望通过此次访问加强日本社会学界同中国社会学界的联系,建立包括日本、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内的东亚社会学研究的合作网。     

论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费孝通先生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文章中阐释了社会学的"科学"和"人文"的双重性格,用认识论和方法论探讨了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重要性。笔者通过现有西方社会学理论进一步阐释费孝通先生在文章中提出的观点。     

“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

1979年，69岁高龄的费孝通先生受命承担起负责中断近30年的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并由此开启了中国社会学参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他不仅深入开展社会学的调查和研究，对社会建设及时提出对策建议，同时也站在历史和全球高度审视社会发展趋势，提出了若干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回味和思考的社会发展命题。     

融合生物学与社会学：潘光旦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的重要贡献

潘光旦是中国社会学史上一位较难书写的学者。结合中西方的优生学史和社会学史文献,本文指出“生物学派”曾一度流行于西方社会学界,潘光旦的学术思想与此派存在直接的源流关系。从孔德提出的科学层级来看,生物学是位于社会学下位的科学,社会学因而受制于生物学的规律。潘光旦在此意义上丰富了人类行为的解释层次,开创了从生物学视角分析文化现象的研究范式。但主流社会学在20世纪曾长期疏远生物学,当代一些社会学者致力于融合生物学建立综合性的理论范式,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生物学等新兴学科的推动。鉴于与研究人类有关的当代生物学有助于补充和完善各类社会理论,本文主张中国社会学应沿着潘光旦开辟的学术道路,建立和发展“生物社会学”。     

读《医学社会学》

非常有幸能在海外读到周浩礼、胡继春先生主编的《医学社会学》(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医学社会学是北美社会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每年美国和加拿大政府以及有关的私人公司都拿出相当数量的资金来专门资助这方面的学术及应用研究。其原因是这些国家把人的健康问题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像北美许多医学社会学的专著一样,周浩礼和胡继春先生首先在该书中对医学社会学的定义及研究范围进行了科学的探讨。其鲜明的特点是,作者广泛吸收了国外关于医学社会学定义的成果,将医学社会     

致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的祝辞

女士们,先生们: 值此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开幕之际,我谨向与会的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社会学家致以亲切的问候,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召开这样一次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是第一次,在亚洲社会学史上也是规模空前的。作为一名老社会学家,面对此情此景,不禁使我回想起20世纪中国和亚洲社会学的历程,高兴之余,确实感慨有加。 本世纪前期,在我刚投身于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的时候,亚洲的大多数国家还处在贫困和被欺压的状况。那个时代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各界志士仁人一道,争独立、争生存、争自由。到本世     

乡土的超越——费老在上海研究社区

费孝通先生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大家，一生富有传奇色彩，而传奇之一是在晚年高龄阶段仍保留着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思想生产力。20世纪末先生对上海的社区建设产生兴趣，几乎每年都要到上海来几次，下基层去看看、听听。我因为研究社区的缘故，在陪同先生、汇报研究体会之时得到了多次教益，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先生的学术生命力，走出社区，走出乡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中国社会学研究国际讨论会开幕词

各位来宾、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 经过一年的酝酿和筹备,在各有关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下,中国社会学研究国际讨论会,今天开幕了。在此,请允许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向参加讨论会的全体中外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举行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外社会学工作者的学术交流,增进中外学者们的相互     

严景耀早期犯罪社会学研究片段

作为中国犯罪社会学研究开拓者之一，严景耀先生对犯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研究中，他没有照搬西方的思想和方法，而是深入联系和思考我国的实际，认为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是我国犯罪问题的根源。了解严先生的思想对我们解决当前的一些矛盾和冲突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仅勾画出严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至抗日战争前所做的两项比较重要的研究。     

为什么写作社会学理论史——读默顿《论理论社会学》

一门学科的理论史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通常从理论史的写作对于该学科的意义出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问题相应地也就变成了一门学科理论史对该学科的意义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并不难区别:前者指理论史可能会在专业学科之外有“理论”或者说“思想”本身的意义,而在后者那里,理论史编纂必须获得本学科之内的合法性,或者说它应当首先具备本学科的一项专门研究的身份。那么这两种理论史的意义之间有什么关联,它们的差别是否对我们理解和研究社会学理论,甚至是社会学构成实质的影响呢?作为现代社会理论的“兵工厂”,社会学的理论史写作在这个问…     

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再与韩明谟教授商榷

本文针对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社会学史论,认为在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中,应注意学科化的社会学与非学科化的社会研究的区分。前者发展迟缓,却在中国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后者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其典型是乡村建设运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本上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的。社会研究的领域十分宽泛,其历史应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中国社会学史的上限应以1898年为宜,下限暂定在1978年。其间,1911、1919、1928、1949,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转折年代,但不宜作为划分中国社会学阶段的天然界标。30年代“中国化”口号的提出,不是以有否“奴化的感觉”为转移,而是以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为前提。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学的应用过程。这个过程远未完结。     

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社会学学科建设40年

从1982年中国大陆最早的一批社会学系复建起，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走过了整整40年的学科或专业建设之路。本文根据专业文献、《社会学年鉴》和亲历者的个人传记，辅以40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史访谈，以改革开放或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为背景，追溯了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两大时期和若干阶段；讨论了被喻为“五脏六腑”的学科建设基本框架，恪守学科建设宗旨的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实践，以及围绕专业化和中国化展开的两个基本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立足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目标，从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两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学学科的建设成就。     

略谈中国的社会学

如果把社会学学科范围放宽些,社会学的来源在中国就有很长久的历史。30年代布朗就提出“中国在战国时代已有荀子开创了这门学科”。那时,受派克、布朗的影响,社会学与人类学在中国实现了通家之好,名虽不同,实则无异,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特色。直至抗战,在学习、借鉴西方社会学的基础上,我们注重实地调查和比较研究的“社区研究”,马林诺斯基称这种研究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过去在中国搞的“社区研究”多偏重社会结构的分析,对人群中集体生活的道义关系注意不够。中国历代思想家思考的中心一直没有离开过人群中的道义关系,中国世代累积的经验宝库里是否正保留着一些值得加以发扬的内容?     

《大商人》：工商业也有春天

从百年中国言论史三部曲《追寻逝去的传统》、《笔底波澜》、《文人的底气》到新近出版的《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近代史学家傅国涌先生完成了他从言论史扩展到工商史的写作夙愿,正是借助他和谢泳深埋史料文献堆又不忘立足现状的言说,一种带有私人体温的历史研究颠覆了我个人对民国历史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