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原则与我国的和平发展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我国国际战略方针的核心原则。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我国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新变化都要求我们长期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原则,长期坚持该战略原则也是对冲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压力的战略需要,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应继续坚持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原则统领我国的外交工作,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按照亲、诚、惠、容的理念全面推进周边外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和平崛起背景下的文化产业战略

和平崛起是中国的战略选择,这既是对过去发展经验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我国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其他各项战略必须适应“和平崛起”目标,不仅要有助于推动中国实现崛起,更要有助于确保中国以和平方式实现崛起。为此,我们必须通过制定行之有效的文化产业战略,大幅提升以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有效宣传“和平崛起”的战略意愿,牢固树立“和平形象”,增强世界各国对我们的认同感,最大限度减少崛起中的冲突和摩擦。     

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分析和外交战略选择

和平崛起的中国面临从不平等的国际社会成员变成平等的成员,从国际体系的抗争者变成受益者,从国际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国际关系的重心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等国际环境等基本特征,应作出适当的外交战略选择。把握方向,坚持＂韬光养晦＂;承担责任,善于＂有所作为＂;求同存异,阐述和谐主张;擅用传播,塑造良好形象等应是当前中国外交战略中应有的内容。     

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地缘经济实践--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

在区域化的时代背景下,大国借由区域一体化从地区和平崛起,再走向世界,这是新时期大国和平崛起的必经之路。中国的和平崛起也需遵循这一路径选择,主动、积极地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倡导东亚区域一体化。从地缘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域经济的构筑在我国的“和平崛起”战略中处于优先地位,发挥着相当程度的溢出效应。受地缘环境的制约,中国“和平崛起”战略不得不面对地区考量和检验,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来用心经营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区域整合。     

论中国的崛起与中美关系

中国的崛起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追求国家独立、统一、繁荣、富强的延续,是来自中国朝野上下的一种原生型力量。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三个概念的内核基本上一致。但崛起并非唾手可得,必须不犯大的错误才有可能。为此,中国必须妥善处理攸关中国崛起进程的中美关系。中国的崛起以及和平发展的道路必须以强大的国防力量做后盾,同时必须继续韬光养晦。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是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有助于加速民族复兴的步伐。     

新中国国际战略的历史演进与基本经验

新中国国际战略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一边倒＂,争取中间地带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一条线＂,不结盟、全方位的和平外交等历史阶段。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提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等思想理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相应的国际战略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客观估量国际局势、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永远不称霸。这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平崛起的中国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三重维度分析

文章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理念为分析视角，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和合文化的内涵。认为历史上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内敛型国家，现在选择的是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共建和谐世界是中国实现崛起的终极目标。文章对“中国军事威胁论”进行驳斥，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     

中国和平崛起视角下的国家软实力构建研究

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存在的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大国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中国和平崛起不可逆转,必须抓住战略发展机遇.崛起的中国,软实力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软实力的资源实力和行为实力需要我们用客观的眼光和战略的心态来测量和审视,由此找到一条发展壮大中国软实力的合力路径,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新形势下对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思想的再思考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是邓小平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作出的正确战略决策,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智慧结晶,是一项应该继续坚持的根本国策。但时代在发展,世情国情也会不断出现新变化,因此中国必须创造性地继承“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要针对不断变化的新情况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在思想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等方面不断反思、适时调整,加大创新力度,坚定战略自觉,最大限度地保持政策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一,使这一战略能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和平也是政治的继续——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选择

和平也是政治的继续,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选择。和平崛起是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选择,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和平崛起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历史过程,还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等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