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与翻译

作为中国文学传播的重要手段,翻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得到更广泛实施的新时期,有必要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的翻译进行再认识,包括对翻译的作用的再认识,以及对译介内容、译者选择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再认识,从而更好地促进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     

《中国日报》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

文化负载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体现,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要秉承交流沟通、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要旨,提高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中的地位。文章拟通过对近期发行的《中国日报》中出现的“文化负载词”所运用的翻译策略进行归纳分析,从而为我们更好地处理“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提供参考意见。     

“谋杀”抑或“重生”：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作品翻译的启示

［摘要］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使得一直困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作品翻译问题再次备受关注。优秀的翻译使作品生命力在异域得以延续并获得“重生”,而蹩脚的翻译则无异于对原作的“谋杀”。莫言作品的成功传播在于莫言作品的译者都是热爱中国文化、语言能力出众、翻译经验丰富的汉学家及翻译家,同时译者和作者及出版社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交流和合作,这就说明文学作品翻译传播不仅取决于作品的文学价值,还与包括出版社在内的“赞助人”因素密切相关。     

再语境化下外交例行记者会中国特色文化词句英译研究

对于中国特色文化词句的翻译,译者除需了解特定的背景知识外,同时还应考虑词句使用时的语境信息,因此翻译过程的“再语境化”十分重要。以外交例行记者会上中国特色文化词句英译为研究对象,在“再语境化”理论指导下对官方翻译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增译、具体化和反译3种翻译方法,以期更好地传播中国之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论文学作品翻译的形而上质再现与“道”

对易象、意象的产生进行追踪溯源和历时梳理,探讨中华传统文化“道”之理念和罗曼·英伽登文学作品形而上质概念之间的密切关联与深刻内涵。研究表明：中西方文化在形上之思方面的共性研究、古人思想与现代观念的对比分析、古典思想当代价值的挖掘探究有利于促进古今互释与中西互渐。文章诠释了何为文学作品的形而上质与再现之道,探讨了译者在翻译中如何入“道”,如何取道有方,如何以悟性慧心领悟作者的神韵情思、幽趣情怀,解读与再现作品的大道玄理,如何彰显译本文以载道、传播原作的精神价值和体现译作的社会功能等问题。     

晚清翻译小说的意译特点及其原因探究

晚清时期中国译者大量译介外国小说的现象极大地促进了传统小说的演进。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在篇目选取,内容处理和语言结构等方面主要采取了“意译”策略。从政治、文化以及译者主体性等因素来探讨晚清翻译小说中的意译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中国文学作品对外传播之译者模式研究

对目前中国文学作品外译中出现的几种主要译者模式进行了评析,并从语言、文学和文化层面指出中西译者合译模式和优秀海外华人译者模式从总体上来说是较为合理的译者模式,希望越来越多的中西合译译者和优秀海外华人译者将中国文学的精髓传播出去,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及文学。     

存异优先,兼顾规范——《道德经》英译中的译者伦理

典籍英译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而译者伦理是典籍英译中应首先厘清的一个问题。为更好地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历时地对比分析了西方译者对《道德经》中＂道＂的英译,以求发现其背后所体现的两种文化间的较量。结果发现西方译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经历一个由漠视到尊重的转变,对自身文化的态度经历了由固守到兼顾的转变;尊重并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性、兼顾译语文化规范应成为当下典籍英译中的译者伦理。     

论《西厢记》许渊冲英译本的再叙事

翻译是一种再叙事,经典文学外译构成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叙事。以“再叙事”视角考察《西厢记》英译本,探讨译者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完成对《西厢记》的叙事重构。研究发现,译者通过对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标示性建构和人物事件的再定位,引导读者认识和理解中国经典戏剧《西厢记》的文学与艺术价值。研究旨在拓宽叙事视角的研究范围,为中国戏剧文学外译提供借鉴,把中国优秀的文化传播出去,助力推广我国戏剧文化。     

跨文化传播与翻译策略：《醒世恒言》“心”字译法探析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然要求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及其文化价值观的关注,必然会带动中国典籍英译的发展。文章以2011年由杨曙辉和杨韵琴夫妇合译的冯梦龙《醒世恒言》译本中“心”字的译法为考察对象,使用文本案例分析与文本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较好地诠释了译者在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翻译策略,从而为中国典籍英译的最佳实践提供经验与启示。     

“道”与“行大道”之解读

“道”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与灵魂。从现代认识论与科学观看,“道”是人们对宇宙世界中“万物”之“性”、“万事”之“理”、“万变”之“律则”深刻认知的高度综合与概括,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与运行法则,是人类社会生活与一切实践活动的合理性依据。“大道精神”是此核心与灵魂的结晶。复兴与弘扬大道精神,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陶孟和笔名考

陶孟和是现代著名知识分子,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也是“五四”前后至1930年代思想舆论界的重要成员,一生著述宏富,涉及社会、教育、历史、文化、经济、国内国际政治、心理学、新闻学、图书馆学等领域。考证陶孟和的笔名“明生”“AB”“梦和”,以及陶孟和以此三个笔名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并考辨一些工具书中关于陶孟和笔名的错误,这对于研究陶孟和以及相关报刊和民国时期思想文化史,都是不可缺少的。     

离形去知肉身成道--庄子身体观、生命观刍议

身体作为客观存在的“有形之物”,作为人生在世的基础之维,是庄子论道不可忽略的一环。虽然庄子关于身体的言说根本指向不是身体,而是宇宙万物之本源,即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道”,然而无意之间他却回答了关于“身体从哪里来？”、“身体是否重要？”、“如何对待身体？”、“身体何为？”等基本问题。传统研究认为庄子“轻身而重心”、“忘形而存道”,殊不知庄子在中国文化发端之初就深刻领悟了身体对于自我的重要意义。     

庄子之道与德的生态智慧

伴随着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和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生活方式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可以成为当今绿色发展的理论营养。“道”和“德”是庄子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和依据,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深刻的生态智慧。“道”具有本根性、整体性、同质性、超越性、自然性等基本特征,“德”是道赋予包含人在内的世间万物的内在自然本性。庄子之“道”与“德”中蕴含着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表现为物无贵贱、万物一齐的平等价值观和内在价值论,顺物自然、无为为益、处物不伤的生态方法论,知足知止的绿色生活方式与生态消费理念。     

泰州学派王襞的审美人格思想

“道”范畴是泰州学派王襞审美人格思想的高度凝练,其内涵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审美人格本体论的“自然之谓道”;二是在“自然之谓道”基础上提出的审美人格境界论——“率性之谓道”;三是审美人格理想论的“王道”。     

试论老子的生态智慧及其现代启示

老子的生态哲学思想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道生万物”物无贵贱的万物平等观、“道法自然”的生态规律观以及“自然无为”的生态实践观。它告诫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应该改变传统的以人为中心、把自然看成人的依附物的观念,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放弃为追求利益和效率最大化对自然进行随心所欲的改造的做法,加强对技术以及人的私心、贪心的道德约束,建立平等、和谐的生态环境。     

韩愈《原道》“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正诂——兼论训诂学研究和古籍译注的几条原则

韩愈《原道》的“非毁之也”,并非像众多注译者所解释的那样,是一个否定判断句。“非毁”是个动词,意为“诽谤;诋毁”,“之”指“仁义”,“也”是表停顿的句中语气词。“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意为“老子轻视仁义,（并且）诽谤、诋毁它”。由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提并强调训诂学研究和古籍译注所应遵循的几条原则：第一,忌不顾语言事实强为之解;第二,忌无视问题症结避难就易;第三,要结合语法分析探求文意。     

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风景:花木与建筑简

中国现代作家笔下有许多描写“南洋”风景的篇章,其中以“南洋”花木描写与“南洋”建筑描写卓为突出。诗人杜运燮的《热带三友》笔致动人地写述了“南洋”椰、蕉、木棉的尤异姿态和精神内涵。“南洋”的佛塔寺可谓“南洋”文化“超机体”的一个泛例隐喻,而新加坡的“鱼尾狮”则是“南洋”文化记忆库里最微缩典型的一个特案象征,两者分别从宏观与微观的代表性视界具体而微地诠证了“南洋”建筑风景全部文化归属性的“情感结构”。     

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文化——立足于唐宋诗词的考察

木牛流马是诸葛亮智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诸葛亮北伐功业的标志之一,是其"名垂宇宙"的文化符号之一。唐宋诗人常常将"木牛流马"与"八阵图"视为诸葛亮智慧的象征和最伟大的发明。唐宋诗人在描写木牛流马时也是常常与诸葛亮北伐联系在一起。唐宋诗人不仅将木牛流马看作是诸葛亮的杰出智慧,更将其作为诸葛亮坚守信念、统一天下的文化符号,"看木牛流马,恢复神州"。诸葛亮木牛流马对唐宋以后的中国文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名士临戎驾木牛",进一步强化了诸葛亮在文学作品中的智慧形象。     

道德·理想·热诚—孙犁的作家修养论评析

在孙犁的作家修养论中,“道德”是作家修养的第一要义,是作家的为文之道,以传统儒家文化伦理道德为核心;“理想”的两个层面—人文理想与政治理想—分别代表了对孙犁影响颇深的五四现代文化和革命文化对作家修养提出的要求,是作家创作的灵魂,与对作家的道德要求互为补充;“热诚”是作家创作的动力,是保证作家高尚修养能够提升作品格调的有效途径,只有通过这一环节才能实现人格与文格的统一,达到孙犁所倡导的作家修养与文学创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