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行政调解的现实意蕴及其制度完善

环境行政调解能够与诉讼方式实现功能互补,有效化解环境纠纷,防止矛盾激化.然而,我国环境行政调解缺乏立法上的具体规定,调解程序不规范,无专门的调解机构和人员.这种状况影响其作用的发挥,不利于环境纠纷的解决.应当从立法、程序、调解机构等方面完善环境行政调解制度.     

林权纠纷的解决方式探析

林权纠纷兼具行政和民事纠纷特征,包舍由林权引发的两次行政确认纠纷和民事纠纷,其解决方式主要有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林权纠纷的调解主要是行政调解.在行政解决方式中,存在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问题.此外,我国正在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还将出现林权纠纷的仲裁解决方式.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构成了林权纠纷的诉讼外解决机制,将与诉讼制度一起在解决林权纠纷的工作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我国警察主导型调解刍议

我国,调解特定类型的纠纷是人民警察的重要职责,属于新型警察权中的“裁决权”。警察主导型调解的理论依据为警察权的人民性、警察权的扩张性及警察信任,其主要类型有治安调解和交警调解。警察主导型 调解在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方面成效卓著,但也面临诸多困境,需采取相应完善举措,如激发各类行政调解的活力,制定具有系统性和明确性的政策等,以完善警察主导型调解柔性纠纷化解机制。     

我国行政调解的溯源、发展与困境突破

由行政机关主持民事纠纷的调解在我国既有一定的历史传承,又有强烈的现实需求,是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行政调解尚无统一的专门性规范,实践中各部门各地方的民事纠纷行政调解工作各自为政,发展极不平衡,严重制约了其定纷止争作用的充分发挥。鉴于行政资源的有限性,行政调解相关制度必须兼顾公正与效率,其所适用的民事纠纷范围划定不宜过宽,具体程序设置需繁简得当,同时有必要适当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调解,并赋予行政调解协议高于一般民事合同的强制执行力。     

我国诉讼调解制度改革探析

调解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诉讼调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更具有重要的价值，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深入，诉讼调解制度越来越暴露出诸多弊端，如调解程序的相对任意性与审判程序的规范性明显存在冲突，法官既是调解者又是审判者，对最终纠纷的解决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等等。为此，必须进一步规范诉讼调解程序，通过建立调审分离的立法模式，明确诉讼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使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能够符合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论行政诉讼中调解的适用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目前除了行政赔偿,其余的行政纠纷在行政诉讼领域都不适用调解。然而,在现代参与式行政理念的确立以及行政裁量行为大量运用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仍应固守这一所谓的“原则”,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通过围绕行政诉讼调解的双重性质对调解在行政诉讼中的可适性进行分析。     

论民事诉讼诉前调解制度的构建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不存在诉前调解程序,这种状况无法满足纠纷类型的多元化和当事人的价值追求多元化对纠纷解决机制提出的新要求,不利于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的实现,不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不利于当事人的系争外利益的保护,不利于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我国有必要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诉前调解程序,诉前调解制度的构建应当遵循程序基本权保障原理、程序相称原理、程序选择权原理等基本原理。在构建这一制度时,应当明确规定诉前强制调解事项的范围、调解的组织、调解的程序、调解与民事诉讼的关系等问题。     

论行政调解——以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为视角

与社会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相比较,作为行政解纷机制基本内核的行政调解具有便利、高效、经济等优势;正视行政调解在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激活其化解社会矛盾之机能、加快行政调解立法之进程,不仅是中国行政改革应当考量的议题,也是司法改革必须关照的课题。     

论我国环境纠纷行政解决机制

环境纠纷行政解决机制在境外已趋成熟,如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均已进行了专门立法,设置了专门的纠纷解决机构,使环境纠纷得到了妥善处理。而在我国境内,环境纠纷行政解决尚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也没有专门的处理机构和专业人员,处理方式只有行政调解一种可选,且处理结果无法律约束力。为此,我们有必要借鉴上述国家和地区成熟的纠纷解决经验,制定专门的《环境纠纷处理法》、设置专门的纠纷解决机构、配备专业的纠纷解决人员、将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作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并明确上述方式的法律效力、建立环境纠纷行政解决机制的辅助系统等,以此来完善我国的环境纠纷行政解决机制。     

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的服务转向和制度供给

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被视为是一种行政执法行为,公权力的过度介入往往带来权力的滥用,违背当事人行政调解中的自治性,进而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由传统的行政执法模式转变为现代的行政服务模式,既是当代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的发展趋势,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应然要求.从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的制度嬗变、制度借鉴、制度设计、制度确立等角度系统地诠释服务模式下的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能为未来的调解架构设计和操作实践匡明思路和方向,提供相应的理论参考.     

论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以构建统一调解制度为视角

法治的局限性、民事纠纷的复杂多样性、行政职能的广泛性等决定了行政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我国现行法规范关于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却不明确,影响了行政调解制度功能的发挥。从立法政策学的视角来看,行政调解效力制度的完善应以构建统一调解制度为基本出发点,区分不同类型的行政调解,并赋之以不同的法律效力。属于自治型行政调解的,其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效力;属于裁断型行政调解的,由行政调解机关制作的行政调解书一经当事人签收,即具有执行力。     

现行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实证分析——以安徽省某市为例

以专业化、高效率为特征的行政调解在医疗纠纷处理中未能达到制度设计者预期的目的。通过实证调研的方法,检讨当前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及其症结,并提出重构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初步构想。     

行政附带民事调处相关法律问题探究

行政主体调处一定范围的民事纠纷,在世界各国已成通例.在我国,行政附带民事调处的法律依据,已包括在现行许多法律、法规之中.行政附带民事调处复议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应以行政复议案件的成立为前提;两个不同性质的请求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有关联的民事请求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提起.对行政附带民事调处及其复议进行司法审查不仅有客观现实性,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主要途径是由人民法院行政庭作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处理;此外,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受理行政机关强制执行行政附带民事调处及其复议决定的申请,在执行前对相关行为进行审查.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之可行性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然而,在审判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通过加强协调工作,确实解决了大量的行政争议,有效地缓解了官民矛盾;另一方面,我国行政案件撤诉率常年居高不下。这些都促使我们反思行政诉讼法禁止调解的规定是否科学．是否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在我国,不论从传统文化还是现行法律体制环境上都可以找到适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土壤。     

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实践考察与完善对策——基于海南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结合为例模式

医疗纠纷诉讼外调解得到了各国的普遍认可与倡导,我国正在探索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其中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结合模式是主流。该模式在海南省的实践较好地维护了医疗秩序,基本实现了纠纷调解与经济赔偿、风险预防、法律援助的对接。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可以主要从减少行政干预调解过程以保障独立开展,加大各级政府财政投入以保障工作经费,加强人才队伍综合建设以保障专业水准,探索建立调解监督机制以保障公平公正及立法推行医疗责任保险、以市场化分解医疗责任风险等方面入手完善,同时第三方还可尝试修复医患关系。     

专利行政调解:比较优势与实现路径

转型期社会矛盾频发,司法解纷不堪重荷,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迫在眉睫,与传统诉讼相比,行政调解具有高效、便捷之优势,其在专利纠纷方面表现得更为突显。但由于认识的偏差与制度的缺失,专利行政调解在实践中频遭冷遇,必须通过规整操作实践,确立调解原则,完善法律体系、建构诱因并宣传等多方面措施的并行,才能实现良好有效的运作,才能实现其真正的制度价值。     

当前农村人民调解方式的认同调查与思考——以山西省晋中市农村为例

农村人民调解制度是当前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的"大调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实地调研,实证分析得出农民群众更偏好采用民间调解机制来化解民事纠纷的结论,并从法社会学角度深入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成因。对当前农村人民调解制度实行现状进行了阐述,并对当前其组织机制、经费机制、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指导机关的关系、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性质等方面进行了建设性的探讨。     

从温州“诉调对接”模式析专利纠纷行政调解的司法确认简

文章基于现行法律框架与执法实践，探讨司法确认专利纠纷行政调解的合理性与可行性，重点分析专利纠纷行政调解获得司法普遍确认的两种方式：赋予民事合同或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