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史的一部力作——读漆永祥《汉学师承记笺释》

漆永祥先生用十余年心血完成并出版了他的力作《汉学师承记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同时还有密不可分的《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江藩集》二书,总计三书160余万字。《（汉学师承记〉笺释》等三书,是《国朝汉学师承记》与江藩研究的总结性集大成之作,尤其是《笺释》一书,将成为学习研究清代学术史不可或缺的案头必备之书。     

王国维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在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贡献卓著。他将清初学术的特点归结为"博大",认为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清初学者所从事的是志在经世的致用之学。对乾嘉时期的学术,王国维认为其总的特点为"精深",学术志向也由经世转为经史,此间代表人物是戴震。关于晚清学术的特点王国维总结为"开新",表现在材料新、观念新、研究内容新,这一切都与晚清所遭遇的时代大变动息息相关。     

江藩学术思想探析

江藩是清代著名的汉学家,为惠栋的再传弟子.博涉经史,著述等身,尤以其<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影响最深,被誉为"全面系统研究清代学术的第一人".对其学术思想的探析,可以充分认识和理解这一时期汉、宋二学的发展态势,同时,也是我们理清整个清代思想文化走向的重要环节之一.     

谢国桢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对清代学术史研究贡献卓著.他认为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学风表现在气节坚贞、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等方面.对乾嘉学派,谢国桢既充分肯定其学术贡献,也指出该派治学考古不知今、识小不识大和考证琐碎等弊端;同时,谢国桢还对乾嘉时期全祖望等富于爱国热情的历史学家给予高度赞扬.对晚清学术,谢国桢重点考察了学术嬗变与时代发展之间相互关系,他对晚清公羊学派给予很高评价,指出龚自珍、魏源治学反映了时代精神.     

明道与经世——江藩《汉学师承记》的编纂旨趣解析

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长期以来对它的评价见仁见智,总体上总是将它与清代汉学和宋学派的斗争相联系,其实江藩作此书的旨趣不完全为了推尊汉学而排斥宋学,根本的动机是为了明道、传道、经世,这是传统儒士身份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体现。      

论侯外庐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

侯外庐运用唯物史观清理发掘清代学术史中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卓然成一家之言。他研究清代学术史是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写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表现出对现实的深深关注。他始终以社会史研究作为学术史研究的基础,把社会经济视为解释、理解学术思想现象的基本立足点。他从明清之际社会大变动及思想剧变的历史关节点入手,探索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他运用跨学科等多种方法研究清代学术史,为我们树立起“实事求是”与“学贵自得”的一代优良学风。     

“儒林列传”与“汉学师承”——《汉学师承记》的修撰及汉宋之争

江藩撰写的《汉学师承记》历来被视为清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但是在该书学术内涵的解读方面尚有待发之覆。此书的学术意义与作者的撰述动机密切相关。江藩撰写本书特别与阮元总辑《国史儒林传》一事有关,江氏的意图是要影响《国史儒林传》的编撰。由此江藩以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在《汉学师承记》中构建了一个以“汉学”为正宗的清代儒学学术史,在此过程中他强化了汉宋门户之见,将主宋学者摒弃在外。正是因为其强烈的门户之见,《汉学师承记》才引起宋学者的激烈反对,但是因为具有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并得到阮元的支持,它得以对整个清代学术史的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百年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接受史

《清代学术概论》作为清代学术史的“典范”之作,自其成书以来,对它的评论和研究数量可观。1949年以前,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不多,但提供的思想史材料较多。1949年以后港台和海外方面出现了对《清代学术概论》专门性质的学术研究;在大陆方面,建国前十七年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思想的评价与研究上,而不在其学术史著作上。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学界不仅对梁启超的思想作出肯定性评价,还对其学术史论著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述,并开始对梁启超的学术史著作的基本文献作整理和导读工作。同期学界开始重视对梁启超和时代大致相近的钱穆、章太炎、刘师培、胡适以及日本学者同类著述的比较。随着研究的深入,除了梳理基本史实来评判乃至超越以梁启超代表的清学史的意见外,还出现了许多超出清学史范围更为开放性的倾向。此外,有关《清代学术概论》的海外研究及跨学科研究也值得关注。     

《目录学与学术史》读札

徐有富先生的《目录学与学术史》将目录学与学术史密切地联系起来,更直观地反映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用,实是一部别开生面之作。笔者在阅读此书时,往往产生一些情不自禁的联想,这些联想或是书中内容的延伸,或是对徐先生观点的补充,或是商榷,等等。这些札记有些是纯粹的学术史问题,有些则涉及目录学,这些皆是缘于此书而发。     

《清代野记》点校献疑

《清代野记》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近代史料笔记，中华书局2007年所出点校本存在数量较多的字、词、标点等方面的错误，因此很有必要对其再进行一番校勘。     

当代学术史研究成果的一次汇集与展望——读《当代学术史研究》

<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出版从一个侧面对当下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成果给予了一次有意义的汇集和展望,从而展现了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充满希望的发展景观,以及余三定和他主编的<云梦学刊>在这条研究的道路上筚路蓝缕的奋斗精神和开拓轨迹.     

清代科举与《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清前期科举社会士人生活的长篇讽刺小说。吴敬梓通过讽刺江南士人的众生相,抨击的是已经日益腐败的科举制度。我们今天要读懂《儒林外史》,必须了解清代的科举制度。如要搞清《儒林外史》中童生、贡生、监生、生员、用才、举人、进士等一批与科举考试有关的重要称谓,就必须搞明白清代科举资格考试。     

从《四书辑释》的编刻看《四书》学学术史

元代理学家倪士毅绍其师业，撰述《四书辑释》，对宋元以来《四书》学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元至正元年，其书由建阳刘氏日新堂初刻；七年又由倪氏本人重订完成，未及刊行；明初坊间出现了与元代另一部著名的《四书》类著作——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的合编本。明永乐中胡广等纂修《四书大全》，以《四书辑释》为蓝本，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明宣德、正统间，王逢、刘剡在明初合编本的基础上，访得倪氏重订本，又参照元人的其他《四书》类著作，编成一部集锦式的《四书》讲章——《四书通义》。基于对《四书辑释》成书、重订及刊刻的考察，旨在探究其背后的学术动因和学术思潮，及其所折射出的宋元以降《四书》学的发展轨迹。     

《红楼梦》与清代官制

《红楼梦》虽是隐去了朝代背景的文学创作,但作者有意地在细微处透露真实的朝代背景。从其涉及官制的描写中,便可以看到许多清代官制的内容。以清代制度为本,挖掘《红楼梦》中所提官制的清代痕迹,可以深入到时代背景中更充分地理解其中人物的行止、选择、际遇以及时运命道。以《红楼梦》为例介绍解说清代官制,可以更形象呈现当时制度的具体形制、运作及实施效果。透过这种对《红楼梦》与清代官制的对照解析,既可以一定程度上令《红楼梦》回归其故事所处历史时空下的制度语境,又可以令已经流逝的清代制度获得一种具象的再现,更可以深切领会时代对个人命运的深刻影响。     

简论钱大昕《说文》研究的特点

清代是《说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盛况空前,名著迭出。钱大昕是清代《说文》学研究的倡导者之一,其《说文》研究的特点主要有四：发明条例,揭示规律;因声求义,形音义互求;广征博引,言必有据;校勘考订,辨别真伪。钱大昕的《说文》研究反映了清代乾嘉学派的学术风尚,对今天的《说文》学研究仍有启发意义。     

史评结合，切中肯綮 ——评《狄更斯学术史研究》

赵炎秋等所著《狄更斯学术史研究》一书,是国内首次对英美、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的狄更斯学术史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梳理、归纳、分析与评论的著作;其资料收集详实,阐述简明扼要,批评切中肯綮;著作既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又立足中国的本土研究,为国内狄更斯研究提供了充实资料,也为学术史研究提供了范式。     

梁启超与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比较

回顾20世纪的清学研究．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而梁启超与钱穆分别撰述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无疑是第一个阶段开拓性的代表。二人分别从相异的角度开启清三百年学术史的研究，梁是一落笔就从“反理学”入手．把清学的重点放在经学，所以其三百年学术史花了许多篇章论述“清学”在“经学”上的伟大成绩，也花了许多工夫介绍清代的反理学大家。钱则十分看重清学和理学的延续关系，主张欲厘清代的汉宋学之争得从宋学入手。所以钱书对思想概念多作阐释，同时特别重视议政经世之论。     

清代进士与《红楼梦》

清代进士是《红楼梦》的主要读者群,他们对《红楼梦》的阅读、改编、题咏及接受折射出清代文人精神生活的一个生动侧面,并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时尚。但作为当时社会的上层文人,他们对《红楼梦》的接受理解却是参差不齐的。由于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其中一些人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态度。     

《庄子·天下》学术史意义札记

《庄子·天下》把先秦的学术发展史分为“道术”、“方术”两阶段。“方术”阶段的诸子思想各有发展变异,一条路线是以社会利益为本旨,另一条路线追求个体生命的意义。由此可以进一步检讨若干有关先秦哲学思想的问题：老聃与关尹、孔子的关系,《天下》的作者、著作时代及学术倾向,《天下》对老聃、庄周的评价等。本文采掇众说,参以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