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当代中国侦探小说的拓荒者

本文审视王朔对中国当代侦探文学的独到贡献。在源于欧美的侦探小说与中国绝缘30年后,王朔以先锋的姿态将西方传统侦探小说与当代中国警察小说叙事模式融为一体,采用完全背离传统的方法在汉语语境中创造出可与当代西方玄学侦探小说媲美的中国变体"非常态侦探小说""准玄学侦探小说"。他的贡献不仅限于技巧和结构,也在亦庄亦谐、寓庄于谐的"反宏大叙事"中针砭现实,深刻表现当代社会—文化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朵奇葩--略论"反侦探小说"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mnism)作为一种当代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已日益引起各国学者的关注.而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现象之一的"反侦探小说"便是这一景观中的一道风景,它早已在世界文坛上存在并被西方读者所认可.囿于仍将这类小说归于"俗文学"的传统二分法文学观,它在中国尚未引起应有的注意.本文通过回顾、分析这一次文类(subgenre)在西方和中国的演变过程,得出这样的结论:反侦探小说基本上以传统侦探小说形式出现,却又在颠覆与反叛其原有的叙事模式上获得了质的升华--即体现后现代主义文学特点之一的本体意识的觉醒.     

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及其意义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只有公案小说而无现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侦探小说源于西方的启蒙时代,中国侦探小说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它的发生与中国文化消费市场的形成、现代城市的出现、司法制度的建立、现代社会思潮的产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经历了由译介、仿作到自创三个阶段,至20世纪上半期产生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的侦探小说作家与作品。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蕴含着启蒙思想和现代科学精神,并体现出某种程度的开放性、科学性以及现代性等特征。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不仅加快了中国小说文体的现代化进程,而且还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以及法制建设等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克里斯蒂古典侦探小说的现代性特征

古典侦探小说和现代主义文学是共存于现代主义语境的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前者简洁明快的叙事特点,有悖于后者的深度模式。然而古朴的艺术形式并不能掩盖其精神实质,克里斯蒂的古典侦探小说从本质上回应了时代精神,它巧妙地将古典与现代结合起来,以传统的形式展现出现代主义诗学的诸多本质特点。     

论"客家文学"的发生

本文试图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对近20年来祖国大陆与台湾的客家文学研究状况进行清理,对以下问题逐一进行考察:“客家文学”概念最初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后来又是如何不断地被应用的?在应用过程中它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对客家文学的研究起了怎样的影响?“泛客家文学”现象的根源在哪里?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与文学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与文学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区区几千字是万难言尽的。本文旨在从宏观的角度对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作一个简单的概括,旨在说明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与文学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态?文学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如何?他们又与文学有一种怎样的考虑?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个扼要的回答,以展示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心灵的一个面向。     

文学场的历史发生与文学现代性

如果从历史的维度来理解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我们首先应该考虑布迪厄对文学场的历史发生的理论阐述。就法国文学史而言,这一过程经历了文学场获得自主性、出现双重结构以及生产符号财富三阶段。但文学场并非一个超稳定结构,它面临的内忧是,美学革命的体制化会耗尽它的话语资源;面临的外患是,文学场总是不能摆脱政治、经济资本的操控。但问题是,布迪厄对作为一种普遍性文学建构的文学场的描述是否准确?布迪厄把文学场理论限制在发达国家,那么,它超出欧美之外是否仍然存在一定的阐释效用?事实上,布迪厄本人并没有反思性思考他从属的第一世界的学术位置与他的学术观点之间的语境关联。     

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兼谈当前文学的危机

西方学者提出的文学“终结论”命题引入我国,引起关于当前文学危机的讨论。德里达把文学“终结”的原因归结为“距离”的消失,颇具启发意义。对“文学即距离”应如何理解?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当前文学的危机究竟何在?文章对这些问题作了进一步思考探讨。     

民生情怀——文学恒在的魅力

民生情怀或缺是文学式微的主要症结之一.文学何以复兴?民生情怀为文学恒在的魅力,当把其带入文学"重新出发"的进程.因为民生情怀是文学人民性的精髓;民生情怀是文学时代性的坐标;民生情怀是文学世界性的语境.中国文学要融入世界文学的发展,呼唤文学创作有更多真诚执着的民生情怀.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比较

以第四媒体为介质的网络文学骤然跃马文坛,面对源远流长的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积淀,网络文学是否会随波而逝?诸多疑问,将在以网络文学的含义为切入点,蕴概网络文学的特质。发展巩固及存在缺陷等方面与传统文学相比较以便探求,以备借鉴。     

西方文化与近代小说的变革

西方文化的输入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影响了文学观念,也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变革。近代小说文体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小说类型扩大,出现了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等;叙事模式出现了限制叙事、第一人称叙事和倒叙等;长篇章回小说体制的冲破;汲取西方小说艺术技巧;环境描写的加强。这一切都为传统型小说向现代型小说过渡奠定了基础,并推动中国小说在近代化进程中跨出新的一步     

简论戴锦华的新生代女性文学批评

新生代女性作家以蘸满勇气的女性生命体验书写成就了90年代新生代小说创作别具一格的风景,戴锦华对这些女性作家给予了高度关注。她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对这几位作家的创作进行了富有洞见地阐释与批评。通过回望并阐释戴锦华的新生代女性文学批评,可对90年代中期以来新生代小说批评以及女性文学批评发展之状貌进行管窥性解读。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对《霍桑探案集》的影响

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对中国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程小青在翻译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同时,在借鉴柯南.道尔创作手法的基础上,其作品又融入了众多的能为中国读者所接受的＂中国侦探元素＂,创作出了中国独特的侦探形象霍桑。     

追寻:中外文学的叙事母题

追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永恒动力,更是一个终极性的文化命题。人类追寻精神通过艺术审美途径被转译为中外文学中一个基本的母题模式。“流浪汉小说”是其最浅易、最显明的母题表述图式。大多数流浪汉小说的文本都呈现出两重结构:一是直接对应现实生存的表层结构,一是隐含人生哲理和诗意概括、寄寓着追寻母题的深层结构。(精神)家园叙事是追寻母题的形而上层面或哲学意味上的表达形态,具体表现为:其一是对个体存在的认同性焦虑进行自我确证的过程性追寻,现代人的根本性焦虑是无家可归感,文学中的追寻可以将个体性的价值选择、精神追求与特定的精神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念体系相联系,并在其中被确认而得到心灵的慰籍。其二是持有既定的人生取向和明确的精神目标、旨在重建或心造一个理想“家园”的追寻,这种追寻中的“家园”被赋予了诸多形而上的意味,且与“诗意地栖居”等话语概念相关联,描述了人类带着乡愁寻找精神家园的漫长旅程。     

荀子生态思想之“可持续发展”

张爱玲在文学创作上,多有对政治的观照和倾向。因为师承的缘故,成名初期的作品,张爱玲的文艺思想"右"倾,但是在作品中,也不乏对国民党的批判和对社会现实的针砭。解放后,张爱玲依据当时的文学创作标准,创作了包括《十八春》、《小艾》等一系列"左"倾作品。在离开大陆后,张爱玲又开始对其创作的"左"倾作品进行修改和删节,回归其"右"倾的文艺理念,同时,她还创作了《秧歌》、《赤地之恋》等多部"右"倾小说。但无论"左"倾还是"右"倾,张爱玲在作品中对世相的洞察和对人性的探索,才是其成为经典的真正原因。     

20世纪中国女性儿童文学的生命意识与自觉追求

生命意识是现代文学包括女性文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话语和研究视角。20世纪中国女性儿童文学的生命意识,基于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儿童的发现走向自觉。作为生命主体的女性作家在自传体文学、女孩故事／少女小说及童话的写作中,言说着生命的体验、身份的探寻、成长的反思,并开始从个我到群体的生命思索,表达同性间的相惜相助,追寻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基于生命为了生命的言说,无论对写作主体、写作对象还是对期待读者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     

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的审美构成与艺术贡献

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的审美构成源自于文学经典审美构成的四个要素,即审美性、时代性、典范性和永恒性,以之审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经典性及艺术贡献将使我们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历史地位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施济美小说艺术品质简论

20世纪40年代上海文坛杰出的青年女作家施济美,不仅是当时颇为活跃的＂东吴系女作家＂领军人物,而且其小说呈现出特别复杂的情貌：既有＂古典的余韵＂,又深具现代主义蕴含,更游走于主流新文学、经典通俗文学和海派文学之间,映照出当时上海多元而复杂的文学场域,获取了较大的可阐释空间。     

野间宏的战争文学批判研究

野间宏的转向体验小说和战争体验小说在日本战后文坛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他的战争文学固然有对日本军国主义专制统治和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进行批判的积极因素 ,但也存在着故意模糊战争的侵略性质 ,为日本人的侵略战争推卸责任的思想意识 ,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