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独立与民主:价值整合和制度架构

司法独立追求法律职业主义和司法规则模型,司法民主注重民众参与和意志表达,法治实践中两者存在紧张关系.应结合后现代社会关系性质和秩序状况,按照法律商谈论理路对司法独立和民主两种实现社会主体权利和自由的方法进行价值整合,确立法官社会化、司法论坛化、司法能动化、解纷机制多元化等制度架构方向.     

温州经济发展中的法律因素——温州自然法与民间信仰的关系

规则与信仰"温州模式是内生于温州环境,由温州人自我选择、在温州改革中自然形成的制度。温州的实践在一定意义上证实了亚当·斯密关于‘自然形成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以及哈耶克关于‘未经人类设计而产生的秩序,远远胜过人们有意构建的计划’的说法。"①因此,温州区域法律制度也不同于其他地方,独具特色。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昂格尔教授将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法律观念区分为习惯法、官僚法(管理型法)和法律秩序三种,并认为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绝不是各种社会的普遍现     

从政府与民众的互动看法律的制定

法律的制定不是政府单方面的行为 ,而是政府与民众互动的结果。从法律自身的特点来看 ,法律是秩序和正义的综合体 ,政府与民众各执一端 ,只强调其中任何一个方面 ,都不足以建立一种完美的法律制度 ;从法律实施的结果来看 ,政府也必须谋求公众的参与。政府与民众互动的方式包括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 ,当代社会政府更应该积极主动的吸收民众参与     

区域法治发展路径:一个文化论的解释

区域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区域性模式,是国家法治统一性基础上的多样性与个别性,构成了国家法治发展的子法治。法治建设的先导区之理论和制度的重要意义,就是基于区域法治之先行性的理念,并坚持先下而上的自发秩序路径,建构一个可以容纳社会多元力量共同参与、共同实施的法治秩序生长空间,从而在一定法治秩序的共信共守下,协调彼此的价值差异,凝聚共识,以促进国家法治的真正实现。这就需要地方政府立足于诱致型法治建设路径,不仅重视法治政府建设,消除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且促进公民法律观的养成,增进民众对法律的信仰,从而使区域法治在政府与公民的协力下,成为一种建立在规则共识、利益最大化下的自觉行动。     

全球化视野下的法律安全

法律安全是法律所达致的秩序与法律自身规范、事实逻辑自恰性的同一。在法律全球化背景下,法律安全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下的国家秩序,而且包括拓展了的全球秩序和深入了的民间秩序;法律自身安全在具备自恰的规范逻辑结构独断属性的前提下,还应当建立与社会的良性沟通机制。在国家秩序和全球秩序的构筑过程中,只有在一个具体理想图景指导下,在多元规则整合和多元主体契约性商谈基础上,实现秩序维持力量由强制力向约束力转变和主权的契约性面向,才能达致全球化视域下的法律安全。     

唐代契约实践中的国家法律与民间规则:以民间借贷契约违约责任为视角

在唐代社会,契约是调整民间普通民众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官府对契约虽有一定的立法,但民间社会在契约的订立、形式、履行等方面也有一套自己的行为准则和习惯。本文通过选取当时民间借贷契约违约责任作为考察的视角,分析认为:民间规则与国家法律的精神基本保持一致,但两者也有冲突和矛盾的一面,与此同时,彼此之间又相互影响和作用,从而构建传统唐代基层社会的契约秩序。     

自由秩序规则--哈耶克法律观述要

哈耶克认为,自由是对人的状态的探求,在此状态下,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自由是一切价值的条件和渊源。他提出了自生自发的概念,论述了自生自发秩序与组织秩序的不同。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的划分,指出了内部规则与自生自发秩序相对应,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相区别,凸现其所具有的否定性、目的独立性和抽象性。这样,哈耶克就完成了从秩序向规则的研究,最终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的自由主义法律观。     

解读经济市场化的三个维度——兼论中国市场秩序完善的内在机理与基本思路

中国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为体制目标的改革进程已经进入强化市场竞争秩序为主的新阶段。学术研究迫切需要突破经济市场化的逻辑理路与内在机理等重大问题。首先,需要澄清作为"规则集"的制度与作为"事物存在的一种可识别的可欲状态"的秩序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分析概念,秩序分析方法涵盖制度分析;其次,需要明确经济市场化有其三个秩序维度——经济秩序、法律秩序与社会秩序,其本质上是三种秩序相互依赖、整体互动、协同演进的历史动态过程。单从经济秩序维度来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带有明显梯度、层次推进特征;而深层原因则是法律与社会两种秩序发育的明显滞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体系中深层矛盾的出现以及世界经济竞争加剧,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很可能出现各种秩序协同演变的局面。因此,从经济市场化三个秩序维度整体推进改革的视角,来探讨中国市场体系完善的原则性思路和建议,意义重大。     

现代乡村法律秩序简论

现代乡村法律秩序是现时段在乡村形成的(存在的)与国家法律秩序既平行又相互交融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方性法律秩序。经过重新解读的地方化了的国家法律规则体系、地方习惯规则体系和赋予了强制执行力的乡村精英的理念共同构成了乡村法律秩序的渊源,居民自觉遵守、精英积极维护及国家的默认和许可是乡村法律秩序得到巩固和延续的根本原因。     

社会冲突与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能够引领人们选择法律途径,预防、转化或解决社会冲突,同时也是法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社会冲突既能促进法律信仰的形成,也可能对法律秩序和社会和谐的破坏会动摇法律信仰的社会基础,导致法律信仰的生成障碍甚至法律信仰的解体或崩溃.不过,社会冲突完全可能成为法律信仰形成的“入口”,甚至是民众法律信仰重建的良好契机.在社会冲突情境中,法律信仰的重建必须以民众的权利意识为基础,并以良性运行的法律体系、公正高效的行政、司法过程为前提.社会冲突情境中法律信仰的重建必须在对法律的基本价值、程序价值信仰的基础上有效地引导民众对法律制度及其运行的合理反思.     

法律秩序的概念分析

文章介绍了国内外法律秩序概念的学术之争 ,确立了法律秩序概念的基本理念 ,即法律调整、形式合理和进化理性 ;同时 ,描述了法律秩序概念的外在特征 ,即具体历史进程中多元化型态。基于以上分析 ,最后对法律秩序概念作出了科学阐释 ,以助于人们完整地把握法律秩序的概念。     

浅析传统法治的内涵缺陷与现代法治的理念更新

传统意义上的法治理论强调规则之治，突出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备和国家司法机制的运行．以及政治国家对市民的统治。现代的法治更注重正式的法律治理，规则之治与非正式的社会调整机制相互协调发展，以及社会民众在法治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浅析政治秩序的内涵与特征

政治秩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状态,也非单纯的政治过程或政治结构,不能将政治秩序归纳为政治规则或政治制度的作用结果,探究其内涵还需要从统治阶级、政治理念、政治规则与制度及其利益关系等更深层次要素着手.政治秩序应与政治稳定、法律秩序及统治秩序相区别.政治秩序具有建构性、政治性、系统性、相对稳定性及动态性等特征,本身内含和谐稳定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恩格斯论权利与法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法和法律作为两个概念来使用。法是社会关系客观规则的政治观念化;法律是经过制定和认可的、外在于人们的具体行为规则。法权关系、权利关系都是由各个历史时代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每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法权关系和权利关系。法律不仅是对秩序的追求,法律更应当是社会启动器。法律应当通过对权利界限的明确划分和权利关系的有效调整,不断启动社会向前发展。这是法律的最高社会价值。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作用探析

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实现民众意愿、保护民众权益、由民众自发组成的非营利性团体,可以有效弥补新型治理模式下"政府失灵"的困境,在参与社会矛盾化解过程中,有着各级政府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和加强社会治理;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社会组织是公民有序参与和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载体;创新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需要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     

公民道德之于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

从历史上看,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分别需要臣民道德和公民道德的支持。中国法治进程因遭遇臣民道德而面临“法律纸面化”、“法治表面化”的困境,而公民道德可在价值、规范和秩序三个层面提供支持,构成社会主义法治的道德保障。无论法律人之公民道德,还是普通民众之公民道德,都在法治建设中实现着自身的价值。     

社会规则的制定与道德的重建

当前中国社会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面临无数矛盾和众多问题，急需建立一套组织社会、治理社会的规则。文章从历史、社会和文化方面探寻了产生混乱无序的原因，提出要把规则与法律的制定和道德重建结合起来，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用规则去确立秩序，减少混乱，阻止欺诈和非正当竞争，造就现代社会所要求的稳定秩序，使整个社会朝着科学、文明、有序的方向发展     

全球化视阈下的法律安全

法律所达致的秩序与法律自身规范、事实逻辑自恰性的同一是法律安全的基本内涵.在全球化背景下,法律自身安全在具备自恰的规范逻辑结构独断属性的前提下,还应当建立与社会的良性沟通机制.在国家秩序和全球秩序的构筑过程中,只有在一个具体的理想图景指导下,在多元规则整合和多元主体契约性商谈基础上,实现秩序维持力量由强制力向约束力的转变和主权的契约性面向,才能达致全球化视阈下的法律安全.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的规则权力

“和谐”构成了我国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旋律,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下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这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把握当代中国现状的独特问题意识和全新执政理念。和谐离不开秩序,秩序的形成又离不开规则,而规则的运行又必须有公民主体的参与。一个社会必须拥有足够多的理性规则,才能有大众的自由,公民规则意识的普遍觉醒使规则权力有效运行获得了合法性的基础。     

PPP模式的法律实证问题探究

PPP模式是政府和社会资本通过合作优化项目融资,以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为目的,以特许经营权为基础,以实现双方主体双赢的新兴融资模式。近年来,PPP模式在我国发展迅速,以政府参与全过程经营的特点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然而由于PPP模式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缺乏成熟的实践经验和规范的实施标准,因此在运作中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本文以探讨PPP模式参与主体的法律资质为逻辑起点,通过案例分析、数据统计、比较研究等方法,客观剖析了PPP模式现阶段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包括政府和社会资本法律角色的冲突及协调、PPP模式面临的法律风险及种类等。最后在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包括制定高位阶法律法规,建立多层级法律体系;完善投资回报合理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健全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多元化解决方式优势;规范项目信息披露规则,促使项目建设公开透明;加强政府信用保证,构建诚信政府、法治政府等,期待为政府和社会资本有效运作PPP模式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