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问题建构权看社会治理体系的演变

近代以来,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可以在政策问题建构权的转移过程中加以认识,在三权分立的框架中,政策问题建构权掌握在立法部门。立法部门从事政策问题建构和制定政策,行政部门只负责政策执行。19世纪的"党争"破坏了三权分立的政体框架,以至于在民主政体的重建中发展出政治—行政二分原则,使行政被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来加以建构,并规定政治部门是决策部门,掌握政策问题建构权,而行政部门则是执行部门。随着行政部门的发展以及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出现了政策问题建构权向行政部门转移的趋势,并形成了"行政国家"。其中,"新政"时期是行政部门攫取政策问题建构权最为关键的阶段,自此,行政部门独大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伴随着这一现象的发生,出现了民主政治的衰落和宪政体制的解体。     

美国式党政关系探析

党政关系问题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问题,它主要探讨政党与国家权力各组成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美国宪法未提到政党,但政党的活动和影响已渗透到美国政治过程的方方面面。美国奉行"三权分立"的原则,国家权力被分成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不同的部分,各自按照自己的规律和职责运作。因此,在政治运行中的美国党政关系,主要体现在政党与立法、行政及司法机关之间的分析关系上。这也表明美国党政关系的实质是党政合一的。     

建立决策、执行、监督“权力三分”体制的构想

建立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探索。决策、执行、监督"权力三分"与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有本质不同。推行"权力三分"改革是消除我国权力过分集中弊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国家权力配置科学化的必然要求。目前我们需要在宏观政治体制上、行政系统内和执政党内三个维度上思考和构建"权力三分"制约与协调机制。     

美国国家结构形式的演变及联邦中央权力集中的特点

美国的国家结构形式，经历了由邦联制向联邦制演变的历史过程，这种演变完全决定并适应于美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军事等客观条件的变化。与此相适应，美国的国家权力也逐渐由各州分权走向联邦中央集权。但美国联邦中央权力的集中，不同于单一制国家的中央集权，而是奉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美国的三权分立并不是三权的绝对平等，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各有所重。     

从行政法角度质疑英国政府的三权分立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论家洛克首先提出了分权学说,之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对英国的分权政府加以分析的基础上,发展洛克的分权学说,提出了系统的三权分立理论.但事实上英国18世纪的政治体制并不完全是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的实践,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变迁,英国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间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用分立、制衡来形容,行政机关从来不只是行使行政权力.     

行政思想史视阈下的社会参与——兼议公共行政的取向之争

公共行政理论在由政治-行政二分、事实-价值二分到决策-执行二分的演进过程中,社会参与也相应由政治决策向行政决策、行政执行等领域推进.公共决策中引入社会参与是以民主等政治价值为依归的,而新公共管理在政策执行中引入社会参与则是为了满足行政活动对效率的需求.这些需求与社会参与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这意味着社会参与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达到更高的层次.     

浅论我国行政监督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

(一)计划与市场:两种性质不同的行政权力运行方式.计划与市场是两种不同的经济管理形式,从政府管理职能的实施上说,它们又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行政权力运行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力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神秘性.其所以如此,是行政权力与执政党的执政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人们不会怀疑决策的正确与否,对行政权力的监督重点是放在对决策的执行上;而且决策者始终处在监督主体的地位,这就不需要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权力监督决策的执行.     

公共行政学:政治与行政的两分法争论

结合学科史演进的历史叙事,分析个体知识世界的因素,威尔逊关于政治与行政关系的思想实质上是作者对他在早期著作<国会政体>一书中所遇到困惑的回应.威尔逊在这部著作中指出了行政在"议会主导模式"下的诸多弊病.随后的研究中,作者把上述问题的解决寄托于强化行政执行、集中行政权威和约束政治权力上.进入作者意识世界所获得的新认知启示我们构建一种指向中国特色公共行政的研究取向,把握中国行政学研究和政府管理的突出问题,有效回应规范化研究的吁求,以及责任性政府的召唤.     

美国的教育行政实践及其教育产品属性

美国是世界上教育资源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并建立了联邦、州、学区三级教育行政机构。其中,州为权力核心,学区为执行主体,联邦进行平衡和监督。这样的制度安排充分体现了美国三权分立、民间自治、纵向分权的政治理念,也反映了该国对于教育的功能、属性的基本认识。通过对这些制度表象的分析,挖掘其中对于教育产品属性的本质认识,对于其他关注教育行政体制改革的国家和地区而言是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解读"公意":道德制高点的面纱——以卢梭《社会契约论》为文本依据

卢梭的"公意"是一种具有绝对性和至上性的道德力量,他在<社会契约论>中论述了公意的来源、公意的确立、公意的执行以及公意的维续.公意来源于人们联合的共同需要.公意的确立就是人们把联合的共同意愿以缔约的方式体现出来.在共同体的建构中,公意以人民主权的形式体现,建立起了道德共同体.在道德共同体中,法律对公意最高地位的确认事实上就是在为道德立法.公意的执行体现在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共同运用上.公意的维续是要使公意转化为相应的权利,从而建立起牢固的合法性基础,因此也就维续了公意这种道德力量的神圣性.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