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

"史学便是史料学"是傅斯年及史料学派的代表性话语之一,反映了部分中国史学研究者受到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影响的痕迹.史料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时过境迁,因其固有的片面因素,它的价值似乎也受到了漠视.本文拟就其提出的具体背景、价值及局限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对"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关系的探析

"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有各自的内涵与学术特色,在治史中,单一的"史料学"眼光会造成严重的学术偏差.在史学史研究缺位的情况下,也可能形成对某些历史文献的讹误认识,如对清朝修改前三朝实录普遍性的偏见就因此而形成.所以,文献史料的运用,要建立在历史文献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所谓的"史料学"不能自成一学,不可依赖.而对许多历史文献的认识,往往必须从史学史的研究中予以定性和定位,以免深陷于学术误区.     

六经皆史辨正

"六经皆史"是我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命题.数十年来,史学界的主导意见一直将其解释为"六经皆是史料",这是将现代史学观念加之于章学诚史学所造成的误解,也反映了现代史学自身的偏失.应该说,"六经皆是史学"更符合它的命意.这一命题反映了经史关系的变化,预示了史学的彻底独立.     

论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下)

傅斯年是近代中国的一位重要史学家,他在治史上倡导客观主义史观——"史学即史料学",注重史料研究,为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的客观主义史观带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倾向,对唯物史观的建立和普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

刘节先生在去年六月十四日《文汇报》发表了“谈史料学和史学史”一文,探讨了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在史学史中的地位问题。刘先生在文中论述了史料学的内容,认为首先是史料的搜集,其次是史料搜集的方法,再次是史料的分类。看来史料学的内容只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至于史观与史料学的关系,在刘先生那儿好似根本不存在的。刘先生又认为清代乾嘉以后考据学大盛,这是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清代学者,从名物训诂、地理沿革等等方面,可以使事事皆合物理事理之实,而且历史考据学是为发现社会发展规律服务的。这里,刘先生又一次强调史料考订的作用,贬低史观的指导意义。我们要问:如果没有正确史观的指导,考证学也能发现社会发展规律吗?清代乾嘉的汉学家们发现了那几条规律呢?刘先生这个结论看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刘先生又认为中国的历史哲学从司马迁以来,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没什么进展,而历史编纂学则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一部史学史应该以历史编纂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辅。停滞的历史哲学产生了进步的历史编纂学,这同样是降低史观对历史编纂学的指导意义。刘先生的这些论点,是值得商榷的。本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史料学的内容及其与史观的关系,第二部分论述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与史观的关系,第三部分论述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发展。     

论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上）

傅斯年是近代中国的一位重要史学家,他在治史上倡导客观主义史观——"史学即史料学",注重史料研究,为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的客观主义史观带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倾向,对唯物史观的建立和普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中国新闻传播史料学学科体系建构审思

在新闻传播史研究不断取得新成绩的同时,新闻传播史料学的学科建构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作为研治新闻传播史学的门径之学,新闻传播史料学的学科建构受到20世纪以来史学理论变革和数据信息技术进步引发的史料革命的影响,其建基于史料学和新闻传播史学丰厚的学术基础之上。新闻传播史料学的学科建构与理论思考,是推动新闻传播史研究甚至整个新闻传播学科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新闻传播活动是一种包含诸多环节的系统性、过程性活动,缘此,新闻传播史料学的学科建构应该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为视域进行理论建构,形成一种涵括新闻传播活动全过程的史料体系。     

《旧唐书》的编纂特色与历史地位

《旧唐书》是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多肯定其史料价值,而指斥其编纂的粗糙.实质上,《旧唐书》历三朝史馆而撰成,已脱离国史、实录的史料形态而成为第一部专门记载唐朝盛衰转变的专著.尤其是,《旧唐书》深层次解读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政与唐朝兴亡的关系,多重维度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面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呈现了唐朝与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这些编纂成就实已超越单纯的史料价值而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因而有必要对《旧唐书》的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重新予以估量,这对于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大有裨益.     

20世纪前半期的马克思主义史料学

史料学是关于史料的源流、整理、鉴别、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科学.自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历史学领域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家逐渐形成、并发展了有自身特色的史料学.但是这种发展,在20世纪前半期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而被学者忽视,甚者当时很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直接定义为不讲求史料,只会生搬硬套地运用理论的一种学说.     

中国近代"发展之学"研究的史料与方法——以民国金融思想史为例

"发展之学"的特殊性在于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双重性质.如何选择史料和利用史料是一个重要方法论问题.研究民国金融思想,可以借鉴以思想、理论为纲,以历史顺序为目的思路.后现代史学对于历史研究的贡献,只是在于提醒人们不要过分地陷入主观意识对于"历史真相"的不自觉篡改倾向中去.     

数字化史料的构成及其价值意义

数字化史料是数字化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过程中,数字化史料是数字化史学的先行(技术)实践,历史学向数字化"转向"应从数字化史料开始.就发展过程而言,史料数字化在前,数字化史料的全面形成在后.史料数字化指的是,以纸质文本为主的传统"现成""既成"("狭义"的)史料的数字化,而数字化史料既包括了史料数字化,也涵盖一系列"原创"性信息资料,属于"广义"层面的史料.数字化史料拓宽了史料的边界,对历史学发展进步有积极的作用,但种种消极意义同样不可低估.     

广东历史学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围、内容与分期问题的讨论

最近在广州举行的广东历史学会一九六二年年会期間,中国古代史組討論了中国史学史的范围、內容与分期等問題。与会者一致认为史学史的范围、內容应該包括历史哲学、历史編篡学、考据学、史料学、目录学等发展的历史,但是在史学史中,历史哲学与历史編纂学的关系与地位的看法上則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刘节教授认为,史学史应以历史編纂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輔。史学史的任务在于把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写出来;把历史学家的历史哲学介紹出来;把历史学在发展途中和其他科学的关系写出来。但是,史学史主要是闡述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如果以历史哲学为主,必然会拋弃很多应該讲的东西,并且容易与哲学史混淆不清。关系很密切,不能彼此割裂。如果有主次之分的話,那只能是就史观与史料学、目录学、考据学而言。陈千鈞教授认为,史学史的內容和研究对象,就是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史学部分,从紛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出一条史学发展的系统的綫索——规律来。史学史必须阐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什么必然产生某一类型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史学家所写出的史学著作必然脫离不开当时的政治以及史学本身发展的特点。史学史     

郑天挺先生在西南联大

作为我国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大师和教育家,郑天挺先生除极短的时间外,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他的一生,尽管行政事务缠身,但始终坚持史学研究,在明清史、边疆史地、史料学、文献学、历史档案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在清史领域内,他是继孟森教授之后清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杜大琏《名臣碑传琬琰集》的编纂特点与史学价值

<名臣碑传琬琰集>是南宋学者杜大硅编纂的一部碑传资料汇编,不仅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其编纂特点和史学价值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过去的研究者大多从史料学的角度肯定其考史成就,而指摘其编纂体例.今天应该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深入阐发此书的编纂特点和史学价值,进一步丰富中国史学史的内涵.     

利用口述历史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则与方法

近年来,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个概念,几乎同时进入国人的视野,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进步与文明发展的重要产物之一,理应成为历史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历史学一个分支的口述历史不仅不能缺位,而且应该发挥其得天独厚的学科优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保护、传承和研究中有所作为."口述历史"侧重的也是人的语言叙述.它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亲历、亲见、亲闻者的访谈,记录采集丰富的、鲜活的、客观的史料.它与传统史学所习用的文献档案、传记日记、笔记杂考、方志家谱、报刊杂志等等资料相比,有着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另外,由于运用口述史料的悠久传统和口述史学灵活多样的研究领域和方法,使它很快被多个学科接纳.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作为研究对象还是学科建设,口述历史的介入是其应有之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性需要口述史的抢救性保护.与一般史学不同的是,口述史主要关注现实性的问题,现当代的历史事件参与者和当事人是口述史的重要载体.从某种程度上讲,人在史存,人无史亡.口述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抓紧时间抢救那些"活态"史料,或补文献史料之不足,或独辟蹊径自成一体.     

历史学与新媒体:数字史学刍议

数字史学是指运用数字媒体和工具展开的历史学实践、演示、分析和研究.它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反映了历史学不断开放、去中心化、并打破学科界限和话语垄断的趋势.数字史学扩展了传统历史资料的范畴,即史料的数字化与新数字史料的保存和应用在实践上,数字史学为推进公众史学的开展提供了诸多的便利条件,将成为未来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探析

顾颉刚作为一位史学家可谓无人不晓,然其与经学、经学家的密切关系却似乎较少提及。顾颉刚对经学的关注与史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由"疑经辨伪"到"疑古辨伪",顾颉刚在经学研究中找到开辟历史研究新路的突破口;由"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到"层累地造成的传经系统"及其"变经为史"的史料学思想,经学俨然已成为史学的一部分;"经学结束者"的角色定位彰显了顾颉刚的学术责任感。本文以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为切入点,旨在说明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     

从史论关系谈几个历史思维模式问题

在历史研究中,如何正确处理“史”与“论”的关系,也就是史料与史学理论的关系,一直是历史学界探索的问题。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掌握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是史学并不是史料的堆积、综合和排比,仅仅掌握了史料还不等于历史研究。只有将掌握的史料经过理论的思维和升华,能够解释和回答历史向人们提出的问题的时候,才算走进了历史研究的大门。     

浅议何炳松对史学史的贡献

何炳松是本世纪上半叶风靡我国史坛几十年的“新史学派”代表人物,在史学研究中硕果累累。他对史学史提出过不少独到见解,并从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史料学等方面为中国史学史的草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     

当代中国史学研究基本问题探析

对当代中国史学进行研究,首先要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廓清.目前来看,在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中,存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代中国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等诸多概念,造成当代史学研究中概念的模糊与混乱,有必要予以辨析和明确.史学研究,不仅仅是对历史史料的简单发掘和再现,还应当通过对历史史料的研究找出历史发展的逻辑轨迹,为现实发展提供必要的借鉴和启示.后者既是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中国史学承载的时代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