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古国留遗案

1000多年前，云南大理地区曾出现过两个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地方王朝——南诏国和大理国。南诏和大理国是唐代和宋代在中国西南地区由乌蛮（今彝族的先民）和白蛮（今白族的先民）建立的两个地方政权，和唐宋相始终。从1999年起，人们把探寻王陵的目光投向这两个神秘的古国，期望能够出现像秦始皇陵、明十三陵一般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     

大理国佛教崇拜的社会化现象

大理国时期是云南封建制度的形成时期。佛教自南诏时期传入云南后，得到统治者的支持，逐渐成为国教。大理国建立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民族风俗等方面都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出现了佛教崇拜的社会化现象。具体表现在释、道、儒兼容并包的大理国佛教特色；官为僧、僧为官的大理国政治；专院为学校，僧侣为教师的大理国教育；积染佛教礼仪较深的大理国民俗；亦僧亦俗的阿吒力僧人。研究大理国的佛教问题，对研究大理国史和白族社会发展史大有益处。     

元代云南行省的政区设置及"乌蛮"的发展

蒙古帝国和之后的元王朝为了加强对云南的有效治理,把云南的政治中心从洱海地区东移到滇池地区.为了达到此目的,蒙古帝国首先以云南的主体民族"乌蛮"的"部"为基础,设置了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元代又在万户府、千户所的基础上设置路府州县,这些举措使云南行省得到了稳步发展,奠定了明清以后云南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也促使"乌蛮"由单纯的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朝着现代民族方向发展.     

宋代泸属羁縻州部族及其社会文化再探

本文在刘复生《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的民族成分》等文基础上,对宋代泸州所领羁縻州的州数、州名、獠人群落分布,以及獠人、乌蛮、羿子等族的社会、经济、文化面貌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和补充论证。     

南诏社会中的二元文化构成

本文认为：南诏社会是建立在历史上白蛮与乌蛮政治势力平衡的基础上，在文化上充分表现为一种由原先的多元文化向二元文化形态的转化。其中，白蛮先进的社会形态是构成这一地域文化模式的灵魂，成为后来大理文化的渊源。     

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的民族成分

一、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 宋代“泸夷”即宋代“泸州夷人”之简称,它不是单一的民族称谓,而是指在宋代泸州及羁縻州活动的少数民族的总称。其地域大致相当于今泸州市(包括属县)及部分宜宾地区、滇东北角部分地区、黔西北部分地区。北宋政和年间,原隶属泸州的淯井监升建为长宁军(治今长宁县境内),辖区即原属泸州的很大部分羁縻州地。在宋代“泸夷”中,除乌蛮     

论爨文化时期南中地区的夷汉民族融合

爨文化时期南中汉族移民的"夷化"和随之出现的"西爨白蛮"、"东爨乌蛮",是由夷汉民族融合形成的新型民族群体.探讨这一时期夷汉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融合途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对于认识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构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川西南彝族在唐宋时期的发展概略

唐宋时期是川西南彝族构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土著乌蛮与迁入乌蛮相融合，形成川西南彝族的核心部分。东蛮、马湖蛮、虚恨蛮内的乌蛮逐渐与其范围内的大部分白蛮相融合，并与在其南边的土著乌蛮、迁入乌蛮共同构成了川西南彝族的主体。本文论证了勿邓与乌蒙通婚，勿邓部落是彝族，不是西番，勿邓没有南迁会无县、建昌城没有移到德昌境内，阿逼蛮是白蛮并逐渐融入彝族，栗粟蛮不是傈僳族，栗粟蛮和虚恨蛮与明代彝族木瓜夷是渊源关系，丰巴部落、泰国、苴伽部落与鹿、近代彝族的海里源关系。指出廓清道部落即三王蛮、东钦蛮即东钦部落、新安城六姓蛮即那部六姓。订正了史书记载中的错误。对众多部落、民族的分布、演变及是否属于彝族作了简要论述。对不少问题提出了笔者的独立见解，揭示了川西南彝族在这时期的发展情况。     

云南高氏家族的历史兴衰及其影响

高氏家族是云南历史上的一个名门望族。大理国时期,高氏家族世袭宰相,分封高氏子弟统治大理国的八府四郡。元明清时期,高氏土司长期统治鹤庆、永胜、姚安三地。高氏家族长期统治云南各地,对云南的佛教文化、文化教育、社会公益事业、民族关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高氏家族的人格魅力也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基本概念、国际经验与建设构想

为积极促进新疆境内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有效应对分裂势力和恐怖分子的威胁,提升各民族共同维护新疆稳定的安全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崭新理念。本文从"社区"定义入手,采用民族政治学的分析视角,界定了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的基本概念,并在对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混合型民族社区建设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我国开展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基本构想。     

珠三角制造业专业镇发展服务业的基础、优势与挑战——以南海大沥镇为例

珠三角地区必须改变过去依靠要素投入和资本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的产业群．随着产业、城市、管理的转型升级取得显著成效,在认识自身发展服务业的基础条件、比较优势、正确评估即将遇到的严峻挑战基础上,大沥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生产性服务业,对于推进大沥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城市功能、提升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云南大理本土文化与流动人口文化的互动发展过程

大理文化源远流长 ,在其发展进程中长期受到其他流动到大理的各民族人口及其文化的影响 ,从而形成了多元的大理白族文化。本文主要应用民族学的文化互动理论 ,分析了大理流动人口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互动发展过程及其对大理土著文化的影响     

大荔方言三身人称代词的语法形态特征

大荔方言不同的三身人称代词在自身的语法系统中相对立,有各自的价值。大荔方言三身代词单、复数的区别是通过声调变化区别的,这种人称代词的单、复数声调变化可以说是属于＂广义形态＂的,它只构成词汇上单、复数的对立,但不能表达具体的语法结构关系。大荔方言的人称代词在主语、宾语和定语、同位语等不同的句法位置上有不同的形态表现,形态变化是通过声调加以区别的,这种形态变化是语法功能的体现。     

金工艺术与民族特质——考证大理白族金工艺术的历史与文化渊源

白族金工艺术植根于云南,既受地缘条件的影响而自成体系,又因外族文化的不断涌入而变得多样。今天的大理白族金工形成了国际化的产业规模,这与其自身善于借鉴、精于钻研、乐于大同的民族性格有着莫大关联,本文通过分析案例探讨该现象的成因。     

基于主成分回归的烤烟种植分布影响因素分析——以云南大理宾川县为例

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为例,运用主成分回归法对影响烟区烤烟种植分布的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户均种烟面积、品种差异、烟用物资生产费用、种烟劳动力数量及烤烟单位面积产值都是影响宾川县各烟区烤烟分布的关键因素,并反映出传统烟叶生产存在的分散种植、高成本、低效益以及对人力依赖程度较高的问题.因此,为科学布局烤烟产区,促进传统烟草农业向现代烟草农业转变,提高烟民收益,烟草部门应提高烟叶生产的集中度和机械化水平,优化生产环节并适度增加优势品种区域的种植面积.     

基于生态文明的现代服务产业发展模式探析——以云南省大理州为例

生态文明是人类对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以期克服其弊端的未来文明状态。生态文明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发展模式。2011年,大理州被选为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域之一,大理州的服务产业获得了难得的创新发展机遇。本文以云南省大理州为例,通过对大理州服务业发展的优势、特色、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对大理州生产性服务产业和生活性服务产业的生态化转型进行探索,进一步探究了民族地区以生态文明为前提的现代服务产业的发展模式。     

大理白族建筑彩绘装饰艺术起源探析

建筑彩绘装饰艺术是大理白族建筑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研究白族建筑文化的重要渠道。大理白族建筑彩绘题材广泛,融合了多重文化内涵,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整合出新的因素,形成了独具大理白族特色的建筑彩绘装饰艺术文化。大理白族建筑彩绘装饰艺术的产生晚于汉族,发展兴于明代,它有着本民族的艺术思想,但它的催生与发展又离不开汉文化的影响。正是这些丰富的文化背景与文化内涵,使得大理白族建筑彩绘装饰艺术别具大理白族传统文化韵味。     

白族档案史料研究

白族档案史料是以白族为主的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其形成过程大体经历了秦至西汉、东汉至唐初、南诏国和大理国、元明清、近现代几个时期 ,主要包括碑刻、经卷、画卷、家谱、族谱、民俗、名人档案等类别 ,各类档案的形式、内容、价值等 ,又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论忽必烈平定大理及其历史意义

1253年10月,忽必烈率领蒙古军亲征大理,经过两年的战争征服了大理地区,并统一了大理各部。忽必烈平定大理后,逐渐加强政治统辖,建立了云南行省,并采取一系列的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使云南地区呈现出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兴盛的繁荣局面。这对于地方安定、国家统一、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及国内民族关系的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均有历史性的积极意义。     

杨一清与大礼议

大礼议可分别以"左顺门事件"的爆发和<明伦大典>的颁布为断限标志,分成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杨一清在议礼之初以在野元老的身份对"议礼派"观点给予重要的舆论支持,也为自己起复、入阁奠定了基础.身为内阁首辅,他广泛参与对大礼后续工作的处理,尽力维持文官集团的和睦,规诫世宗君臣进一步打击"护礼派"的极端行为.不能轻易断言张璁等人的做法代表"革新",而杨一清的努力是"因循守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