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章句集注》苏氏考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征引苏氏计十四处。《论语集注》十二处皆出自苏轼,其中《论语.公冶长》"孔文子"一章所引苏氏非若大槻信良所指苏辙,而是苏轼。《孟子集注》两处,一处《梁惠王章句上》所引苏氏非若《四书通》、蔡模《孟子集疏》所断定之苏轼,而是苏辙,《孟子集疏》、《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全文》亦皆误认为是苏轼;一处朱子所谓"近世苏氏"指苏轼、苏辙兄弟二人,非单指一人。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语法分析

《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对一些语法现象有所认识,注解中有许多解释语法的例子,有对词类的认识,有对词组结构的分析,有对句法成分的认识,有对句式句型的分析。     

训诂在《四书集注》中的运用

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分别作了注释,对《大学》还区分了经传并重新编排了章节,作为一套书同时刊行,称为《四子》。《大学》、《中庸》的注释基本上是朱熹写的,较少引用别人的话,因此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释因为引诸家说法较多,称为“集注”。后人合称之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四书评》评注选

为了满足工农兵的需要,深入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五一○三四部队、河北大学《四书评》研究小组,对李贽的《四书评》作了全部注、译和说明,取得了初步成果。现选取一部分介绍给读者,以后将陆续选载。     

《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学术文化化民易俗是<四书章句集注>促进社会文治与民众心智的基本之功;新的时代经学开新是<四书章句集注>适应时代需求革新经学传统的学术自觉;经学大宗创设典范是<四书章句集注>生发学术示教影响的高卓源泉.朱子开新经学的学术风范及其<四书章句集注>是后世中国学问主体学习的永远楷模.     

《四书评》并未嘲笑孔子

《四书评》一书,虽然署着李贽的名字,但是它的真正作者并不是李贽,而是叶昼。由于过去一些人把《四书评》的真实作者搞错了,因而把《四书评》的思想观点也完全歪曲了。《四书评》在1975年曾被作为“李贽早期的一部尊法反孔的著作”而加以整理出版。出版社的《出版说明》,以及当时报刊上的有关评论文章,都说《四书评》“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孔丘”,对孔子进行了揭露、讽刺,嘲笑,等等。他们有一条主要的根据,就是《四书评》对《论语》中所述孔子“唯酒无量,不及乱”一句话,写了如下的评语:     

试论《四书评》中的《论语》评点

《四书评》是一部重要的经书评点著作,其中《论语》评点充分体现了评点者的评点特色。评点者对孔子推崇备至,但绝不迷信孔子,有时甚至调侃孔子。评点者在评点《论语》时十分关照现实生活,以古思今,托经言志,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评点者对于《论语》的章法结构和人物形象给予了高度关注,体现了评点者的文学审美趣味。     

中华书局版《四书章句集注》点校释误(二)

中华书局1983年版《四书章句集注》的点校存在问题有三:一是由于对引文疏于上溯原文的考证,导致对引文及引文中的引文界定不清;二是朱子在注解《四书》的过程中,非单纯甄别、选用原文,他在对原文进行择选后又加以精心改动,附以点评,对于朱子点评部分书局版并未加以区分;三是还存在漏加前后引号及引号标记错误、漏加书名号及书名号标记错误、专有名词标记错误等问题。     

《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四种变例

《四书章句集注》既有常例,又有变例。如果说“程子曰”是常例,那它有四种变例：一是见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两例“子程子曰”,既具有等值《读论语孟子法》的“读法”含义,更具有独尊二程理学的“道统”含义;二是见于《大学章句》的一例“程子云”,意在表明存疑地采借程子之言;三是见于《论语集注》的三例“程子曰〇程子曰”,以〇为标识,试图将句解、章指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注文区别开来;四是见于《孟子集注》的两例“程子又曰”,旨在提示前文由两人之言组成,其中一位必是程子。从《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这四种变例看,体例问题是朱子四书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试评《孟子集注》的训诂得失

宋人的传注,重义理而轻考据,甚至把训诂引向“六经注我”的歧途。这在学术界几乎已成定论。戴东原曾指出:“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宋儒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宋儒注解古书,往往“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宋人注解古书存在这些问题,就一概抹杀他们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与成就。宋“理学家亦有理学家之训诂”,他们“有些人在注释     

《四书》新论

自从南宋淳熙年间,朱熹成《四书章句集注》以来,在中国文化史上,没有一部书的评价是如此的分歧,简直是天壤之别:从元仁宗起,明太祖、成祖、清康熙、乾隆,都亲自抬高,使其成为科举试士的初级标准书,被崇奉为不可逾越的官方经典;李挚和本世纪初叶的     

儒家人文信仰的完成——朱熹《四书集注》的思想信仰分析

以《四书》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奠定了儒家人文信仰的基础,而理学家朱熹通过重新诠释《四书》完成了儒家的人文信仰。一方面,朱熹以更加理性主义思想方法与概念体系建构以"天理"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以解决人文准则与终极实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朱熹的理论又是一种宇宙目的的象征性表达,包含着生命体验的终极关切,故明显具有信仰的特征与宗教的功能。     

宋代理学的逻辑——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考察文本

<四书集注>是宋代理学学术的重要载体,朱熹为此几乎付出了一生的工夫.<四书集注>表明,朱熹通过发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一关键论述的深刻涵义,证明了创建宋代理学的首功者当属二程(程颢、程颐),从而揭示了宋代理学成立的历史逻辑.同时,朱熹还从孟子的"性善论"演绎出"四端皆善"的命题.这个命题是宋代理学的一个元命题.围绕这一命题,宋代理学建立起了它的伦理逻辑系统.     

论李贽《四书评》的文学化批评倾向

与正统经学家对《四书》的注疏不同,李贽的《四书评》整体上呈现文学化批评的倾向。“去经典”的经典态度意味着李贽从新的角度对儒学经典作出自己的解释。托经抒意的批评旨趣激活了文学批评主体的参与性和创造性,其突出表现为批评者对原创文本的改订。文学化批评的倾向主要体现为:突出批评主体的精神体验;关注行文(叙事)技巧和人物;注重文学的审美鉴赏性质。     

儒家人文信仰的完成--棗朱熹《四书集注》的思想信仰分析

以《四书》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奠定了儒家人文信仰的基础,而理学家朱熹通过重新诠释《四书》完成了儒家的人文信仰.一方面,朱熹以更加理性主义思想方法与概念体系建构以"天理"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以解决人文准则与终极实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朱熹的理论又是一种宇宙目的的象征性表达,包含着生命体验的终极关切,故明显具有信仰的特征与宗教的功能.     

《四书》伦理思想简论

<四书>是我国先秦儒家的代表作,它们在内容上前后相继,互为补充,共同构建了我国思想史上第一个伦理学的基本框架和理论体系.     

《四书》与训诂

在目前国学复兴的大潮中,《四书》的教学与研究无疑是头等任务,而阅读和理解的基础在语文训诂.古人说:训诂明而义理明.在《四书》的古今传承中,文言时代虽有歧义,但多能自圆其说,互相发明,极少语文理解方面的硬伤.白话时代至今不足百年,由于两次大的“反孔”文化批判及“十年浩劫”的学术断层,造成当下《四书》教、学的先天不足,亟需开展学术研讨,正本清源.而首要的就是清除语文障碍,使师生得经义之确诂,熟悉历史的语言及文化场景,否则就会“不得其门而入.”《四书》的语文难点可分语音、语法、词汇三个方面.     

四书本文与集注思想的关系问题探析——以《中庸》第一章为对象

《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一个篇章,属先秦元典的一部分,后为宋明理学家所关注,并成为四书的重要构成部分,朱熹所作《中庸章句》便集中体现了这种学术上的传承与变化。可以说,《中庸》本文是对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不自觉地继承与发挥,而集注思想则凝聚了理学家们尤其是朱子的心血,集注在全面领会四书本文精神的基础上,又创造性地发挥了四书本文的思想,这既是对前人思想的有效继承,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天命、性道思想一贯发展的必然结果。     

司马光《太玄集注》研究

司马光认为《太玄》与《易》"道同而法异",故《太玄集注》多援《易》以释《玄》;并以为《太玄》合于圣人之心经典之义,故《集注》广引经典以释《玄》;《集注》以卦气学说和首名义训,重新厘定玄首拟卦之序。要之,司马光把《太玄》置于易学发展史的大背景下进行整体观照,以透显《太玄》熔铸百家的学术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