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1931-1937)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间,日本侵华战争从局部战争阶段扩大到全面战争阶段,其中,日本侵华政策经历了从武力吞并东北,到政治分离华北;从政治蚕食华北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两次演变.这个历史过程中,无论日本采取直接武力侵略,还是交替使用武力和政治谋略的侵略手段,都是日本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的必然产物和重大步骤.     

孙陈分歧与"六一六"兵变

陈炯明是孙中山一手扶植起来的实力派革命军事将领,并为革命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六一六"兵变的发生使两人最终决裂.决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调和的政见分歧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兵变的发生对革命事业的进行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近20年来大陆"文化热"与孙中山文化思想研究

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文化研究热潮,参加讨论的既有老一辈学者,也有中青年专家,其研讨范围几乎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一时间,文化思想研究成为大陆学术研究的主潮,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一浓郁的文化思想研究氛围的影响下,学术界在研究革命家之孙中山的同时,也开始从思想文化视角来分析理解孙中山,将大陆孙中山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文拟在回顾20年来大陆"文化热"和孙中山文化思想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二者的互动关系,揭示新时期大陆孙中山研究的演化规律.     

试论"9·11"后美国对中亚地区安全作用的多重性

"9·11"后,美国通过阿富汗战争及对中亚地区恐怖分子的打击、威慑,使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被大大遏制,通过经济援助及经济合作、军事援助及军事合作一步步控制中亚各国的经济命脉,并诱使各国接受自己提出的附加条件,将其纳入西方的政治、经济轨道.至于推行"民主化运动"则引发中亚各国政局的动荡,对地区安全造成现实和潜在的破坏作用.     

石原莞尔侵略战争理论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当今,"九一八"事变的史实学术研究,已向纵深发展.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把那些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恶贯满盈的日本战犯押上了历史审判台,被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亿万人所唾弃.日本军阀精心策划的从"炮轰北大营"发难,到进而攻占辽、吉、黑,并铁蹄蹂躏全中国的史实研究也越益明晰.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最大野心的实现,是有它的深层民族文化基础,并为当时的众多"武士精英"所促成的.历史不会重演,但类似的现象却反复出现.不根除人类的野心,战争狂人--特别是那些军事"精英",因财富产生的贪欲,以及满足这些贪欲不择手段的强权逻辑,那么人类沦入战争苦难的悲剧就会重现.本文拟剖析"九一八"事变中起重要作用的日本军界青年理论家石原莞尔的思想与作为,透视日本民族文化的某些不幸因素,以洞测人类永久和平的契机.     

"三自"政策:广西特色的"三民主义"理论

民国时期新桂系搞广西建设,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其理论依据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新桂系并不是简单照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而是根据中国当时的形势,结合广西的实际情况加以创新,提出了具有广西特色的三民主义理论--"三自"政策,即自治、自卫、自给政策.     

"一战"期间俄国经济治理的困境与危机

"一战"期间,俄国经济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与危机.战争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和挑战,工业生产遭到破坏,工业结构严重失衡,工业企业关停数量增加,工业产量严重下滑.农业播种面积和粮食收获量明显下降,农业劳动力和役畜严重不足,战争后期前线和后方的粮食供给形势紧张.战争期间的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运输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在严寒暴雪等极端天气条件下,蒸汽机车和车厢数量不足,铁路调度和运行效率低下等问题被无限放大.交通运输体系的混乱和瘫痪加剧了前线和后方燃料和粮食供给的紧张局势,进而引发了严重的粮食和燃料危机,并最终导致社会局势动荡和革命的发生.     

建构主义视阈下的族群冲突——论1675年北美"菲利普王"战争的起源

"菲利普王"战争是1675年爆发于英国白人殖民者与新英格兰土著人之间的一场战争.对这场战争的起源进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研究美国早期史、美国国家特性和美国民族关系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历史价值.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分析,"菲利普王"战争的爆发是英国白人清教移民(WASP,即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与新英格兰土著这两大族群在新英格兰地区共同构成的族际社会体系所建构的结果,该体系包括文化性因素、物质性因素和主体间互动这三个层面.     

试论晚年陈独秀对社会主义"政制"的研究与思考

晚年陈独秀对问题的思考不再以既定的理论和公式作依据,而愈益注重"根据历史现在之事变发展".在对苏俄"政制"进行痛切反思的同时,他重新审视当代世界各类"政制"以及自己过去的民主观、社会主义观,并以此为基点,对社会主义"政制"进行了建设性的探索和新的设定.     

"九·一八"事变后中间势力的双重觉醒及其影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开始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趋势.国难当头,中间势力实现了民族、民主意识的双重觉醒,他们对日经济绝交,主张抗日救亡,推动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展,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政治走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