颓废的纪念与青春的薄奠——论多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诗歌创作

"文化大革命"时期,"白洋淀诗群"中的多多于1969年至1975年期间,创作了一些颇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诗歌。他的诗歌既有沉思特定政治革命文化所具有的现实洞察力,亦有超越甚至异质于中国本土日常经验和审美习惯的艺术个性;他以一种"政治解剖学"的手法为"文革"历史书写了一段颓废的纪念,同时也以革命创伤记忆的见证为一代人祭献了一份青春的"薄奠"。     

被湮没的辉煌--论"‘文革’地下诗歌"

老一代诗人与青年一代诗人在"文革"时期的秘密写作构筑了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一段被湮没的辉煌,他们的创作不仅是"‘文革'地下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酝酿了新时期诗歌潮流的两条主要流向--即"归来者诗歌"和"朦胧诗".本文全面论述了"‘文革'地下诗歌"的生成境遇、文本特征、文学(文化)渊源及其诗学意义和历史价值.     

论寒士诗群文化心态的衍变

本文为清代嘉道时期寒士诗歌研究系列论文之一,论述寒士的产生与概念的演变,并通过对各个时期代表性寒士诗文群的相互比较,突出作为封建衰世的嘉道时期寒士诗群生态、心态的特点。     

论唐代姻娅诗群及其文学意义

与魏晋南北朝相比,唐代婚姻观念与婚姻形态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士大夫婚姻缔结重进士、重文学才子,就婚妻家、夫随妻居等姻娅群居现象越来越多。这些变化催生出众多姻娅诗群。姻娅诗群形式多样,经常开展文学揄扬、唱酬、宴集等活动,对提升家族文学水平、扩大家族文学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姻娅诗群的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使家族文学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进而对时代诗歌风尚的形成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孔子"《诗》可以群"命题的本义还原

"<诗)可以群"诗学观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文化渊源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巫舞遗风.上古巫舞是族群意识、情感的集体表达与寄托.西周礼乐将传统的礼俗、精神、信仰等凝结为文化价值,构建了文化秩序,并以之化成天下,维系政治秩序.春秋赋<诗>言志是"礼"的交往,展现了揖让文明的新交."<诗>可以群"是孔子对礼乐文化传统的理论总结和创新,是孔子诗教的重要目的与文化理想.孔子以"仁"作为群体关系的价值原则,对<诗>作了"思无邪"的情感概括,在审美交往中提升道德,实现群体的融合,重建社会秩序.     

论后中国诗歌会诗人群

后中国诗歌会诗人群是中国诗歌会所倡导的左翼诗歌运动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继起和发展,经历了聚合、兴盛、转移和复兴的历史发展过程。民族解放意识是他们诗歌的思想特质、价值取向原则与审美意识的灵魂。他们紧紧抓住诗歌大众化这一核心问题,推进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其大众化探索主要集中在旧形式利用、方言诗创作和开展朗诵诗运动等方面。     

开天、元和两大诗人群交往诗创作及其变化的定量分析

开天诗人群与元和诗人群是唐诗史上最为活跃的两大群体,其交往诗创作亦各具特点。借助有关数据统计分析可知元和诗人之创作激情、与他人交往的频率均大大提高,其内部交往和相互赠诗也呈现出远超前人的密切化、频繁化的趋势;两大诗人群在内部联系上,一松散一紧密,一天马行空自由创造,一具协作意识和群体精神,遂表现出共同创作理念或淡漠或浓郁的不同特色。而从总体情形看,人际关系的强化和交往诗数量的提升,确实有助于某一时期诗歌流派的形成,有助于共同风格的营造。同时,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讲,也有助于其作品传播范围的扩大。     

论中国西部诗群的审美追求

中国西部诗群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是世界东方古老土地上最具中国特色,也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中国西部诗群以表达坚忍不拔的生命意志和开拓精神,抒写着昂扬奋进的时代精神和独特的艺术风采,以其特有的意境和格调影响着中国诗坛和世界诗坛,其审美追求是中国西部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的一座丰碑。     

"归来"诗群与穆旦、昌耀等人的诗

20世纪70、80年代一批被迫放弃过写作的中国诗人的“归来”,既意味着社会体制与文艺观念对历史存在的重新接纳,也象征着中国诗歌的死而复生。这些诗人从“说真话”出发,以真切的个人经验见证了时代的错乱和灵魂的挣扎,修复与重建了人与诗的尊严,给中国诗歌史留下了无以替代的特质。其中,穆旦与昌耀等人的诗歌成就,尤其值得关注。     

论“文革”对鲁迅的研究

文革时期对鲁迅的研究,与文革特性高度一致,一切从政治需要出发,远离对象本体,为我所用、削足适履,在研究内容上将鲁迅设计为"角斗士";在研究路径和研究队伍上呈现为一种非常态,完全抛弃学术立场、学理原则,丧失了文学研究的独立品格和主体精神.     

红卫兵诗歌与天安门诗歌的内在联系与历史地位

作为文革前期与后期重要的文学现象,红卫兵诗歌与天安门诗歌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和抒情模式,两者都是文革时期主流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政治语境和文化根源上看,红卫兵诗歌与天安门诗歌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天安门诗歌是文革主流文学的寻常组成部分,它不能承担揭开新时期文学序幕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文革"两保邓小平原因分析

“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 ,邓小平被两次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然而 ,毛泽东却不顾林彪“四人帮”的鼓噪 ,坚持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 ,从而为邓小平的再度复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结合毛泽东时代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分析 ,邓小平独特的人生履历以及他在历史上坚定的政治立场、文韬武略的特殊才干以及新中国险峻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解析毛泽东两保邓小平的深层原因     

文化撕裂、文化身位与少数民族诗歌的文化认同问题

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诗歌最精彩的笔触之一就是书写民族文化的被撕裂所引起的疼痛,对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渴望与找寻是其中最具全球性体验的诗歌品质。少数民族诗人“文化身位”的确立关系到文化认同的价值取向。必须戒除“自我民族文化身位”、“他民族文化身位”和“他民族眼光中的自我民族文化身位”三种单一的文化身位,树立文化的多重自我与复合身位观念,才能解决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化全球化的紧张关系,才能保证少数民族文化与时俱进的能力,才能让少数民族诗歌走出民族文化的樊篱,获得更大的全球性认同。     

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准备

有人说“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我以为,只有国内学者做出巨大的努力和贡献,才可能真正提升文革研究的层次和品质。其实,这些年中国的文革研究一直在进行,上海的文革研究亦并非是块“不毛之地”,其史料有著作、辞典、方志、大事记、报刊等出版物类;有档案、群众报刊、传单、民间日记等非出版物类。上海文革研究要在学术层次上有所提升,必需从搜集、整理史料着手。     

论“文化大革命”口述历史的学科建设

随着"国史"研究的日趋繁荣,对"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和反思也成为史学界的热点之一。但是从目前总的情况看,该领域对方兴未艾的口述历史的引入和学科建设重视不够,从某中程度上影响了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层次的历史透视和科学研究。本文仅就在"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中大力开展口述历史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及其原则进行了论述。     

论唐人小说接受诗歌之方式

唐人小说文本中承载大量诗歌的现象,可称为小说对诗歌的接受。唐人小说接受诗歌主要有三种方式:小说作者或人物创作诗歌、引用其他人的诗歌进入小说、描写同一对象的小说与诗歌相互搭配。这三种方式的特征及作用相异,但它们共同印证了唐人小说与诗歌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对小说(也包括诗歌)的创作、流传以及不同文体的融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余华小说中的文革记忆

在某种程度上记忆可以决定一个作家的写作方向,作为60年代出生的作家,余华的童年记忆--文革记忆无疑也深刻地影响着余华的创作,但是这种记忆是有选择的。他80年代的作品中,文革记忆成为其小说创作中暴力叙述主题的内因;90年代,文革记忆直接进入余华作品中,但对现实政治作了很大程度的过滤。     

列宁文化革命思想提出的原因探析

文化革命思想是列宁重要的理论遗产之一.文化革命思想的提出是为了保证新经济政策的顺利实施,同时也是为苏俄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创造文明的前提.     

历史苦难的边缘性诠释——"文革"背景的童年叙事考察

文革背景的童年叙事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涌现,对童年生命的苦难的揭示成为其一大主旨。这类童年叙事着意表现儿童在历史中沦为非人的境遇,在普遍人性畛域和政治历史语境之间寻找苦难成因。这种立足于个人童年记忆的生命言说,从边缘性的一个新维度深化了对文革历史苦难的挖掘和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