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子关于名实乱象的批判观——从语言哲学的视角

春秋战国时期,名实混乱的现象很严重.苟子从“正名以正政”的目的出发,把当时混乱的名实现象归纳为“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和“用名以乱实”三惑.针对此三惑,苟子从名实关系的角度分别提出了“验之所为有名,而观其孰行”、“验之所缘以同异,而观其孰调”和“验之名约,以其所受,悖其所辞”破解三惑的方法.从语言哲学的视角来看苟子对当时名实乱象的批判,就可以看到苟子破三惑的理论在指称问题上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很强的现实启发意义.     

阐释:后精神分析视野中的阿Q

阿Ｑ对“癞疮疤”的忌讳渊源于人类存在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肉体问题 。“精神胜利法”的本质在于人以虚幻的方式处理自己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让整体世界以部分的面目呈现于自己面前，以达精神上的圆满。在心理学意义上存在着的阿Ｑ关联于人的普遍的内在的悲剧性命运。他与赵太爷一厢情愿的奇特关系呈现出人的深刻的精神依赖性；他的把“现在”寓于“过去”或托至“将来”及“两头笑”，体现了国民性中的虚幻的时空观；他临刑前“二十年后又是一个”的豪言和“救命”的呼喊则表达着人之存在中的生死悖论。     

五四运动与新史学的命运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写的《新史学》打起“史界革命”的大旗，对封建史学展开猛烈批判。他在历史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新史学的历史观，建立起历史哲学，论说历史有客观的公理公例。五四运动后，到了本世纪２０年代，梁启超否定自己的新史学理论。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同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和近代社会，提出建设现代史学的主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２０年代中国新史学发生的变化，留给人们的启示是：要发展新史学，就应当处理好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关系，处理好理论与史料的关系，处理好输入新学理与史学理论创新的关系。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的要求，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论孔子仁学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孔子的仁学以爱人为起始点．以忠恕之道把自己的仁爱之心推广出去,分殊为“孝”、“敬”、“忠”、“信”等道德条目,按照中庸之道处理好自己身心关系及与家人、朋友、同事、路人的关系,完成自己的人格,实现自己的价值,使整个社会和谐有序,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孔子的仁学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向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对现在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关于教育重要论述的价值意蕴论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机遇与挑战,满足新时代教育发展,需要提供积极的政策、充足的资金、众多的人才支持。在党的十九大、全国教育大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等多个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紧紧围绕“为谁办教育、怎样办教育、办什么样的教育”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一系列重要讲话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具体情况,形成了关于教育发展的新论述、新观点、新思想,开启了教育在新时代发展的新征程。时代价值：把握教育发展之势;理论价值：强教育发展之基;实践价值：解教育发展之惑;世界价值：促教育发展之速。     

荀子关于“名”之谬误思想刍议

荀子把所谓的“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归纳为“三惑”,即“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用名以乱实”,提出破“三惑”的方法。这是荀子关于“名”的谬误思想。荀子“三惑”思想的提出,主要地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儒家思想服务的,而不是揭露那些违反思维规律、规则所发生的逻辑错误。     

利人尚贤赏罚兼听——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掬要

宋代学者欧阳修说:“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虽有纳谏之明,而无力行之果断,则言愈多而听愈惑”。搞管理,不仅要有“忧勤之心”、“纳谏之明”,而且要懂得“致治之要”,有“力行之果断”;不然反会使“事愈乖”、“听愈惑”,闹出乱子。怎么才能“致治”?我国古代论家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总结出了系统的管理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些理论的要点,是否可以归纳为:以“利人”为目标、“尚贤”为根本,“赏罚”为重要手段,“兼听”为决策、沟通的重要原则。     

“合一”乎？“相分”乎？——世纪之交谈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现实的人与现实的自然界的关系，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为人的，由人自觉处灰地展开、处理和驾驭的、开放的、全面的复杂的大关系。片面的、单纯的强调“天人合一”和“无人相分”均不能正确理解和说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但人类在理解、展开处理和驾驭自己同自然界的关系时，应该注重“关系”，强调“综合”，并且要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要善于从总体上、从真善美相统一的尺度上，探索人与自然界关系和谐协调发展的途径。     

天人体用 贞一不二──新唯识论与周易哲学之比较

熊十力先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形上学奠基人，愈益受到学界普遍关注；但是他所创立的“新唯识论”与（周易》哲学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深入研讨。然而熊氏自己认定：“余平生之学，频涉诸宗，卒归本（大易）。七十年来所悟、所见、所信、所守在兹。”《壬辰删定本赘语》）“‘新论’谈本体，以体用不二为宗极，毕竟归本《大易》。”《壬辰本规定记》）足见把握其与《易周）的关系，乃是理解“新唯识论”的一大关键。熊氏哲学，我以为可以概括为三个“不二”：天人不二，体用不二，性修不二。天人不二讲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关系，体用不二讲本…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在1923年的“科学与立学论战”中，张君劢走上建立儒化生命哲学之途。他精心建构了一个以“心为实在”为逻辑起点，以“自由意志”论为核心，以提倡复归宋明理学的“内生活之修养”为归宿的“新玄学”体系，由此而成为与梁漱溟齐名的中国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论创建儒化生命哲学之先后，当推梁漱溟为开山；但论对柏格森生命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之把握，从而更巧妙地使之儒学化方面，则张君励远胜过梁漱溟，因此其思想体系更具有“中西合壁”的特征。时下学术界对梁漱仅、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的思想研究颇多，但对张君励的…     

邓小平同志外交思想的特点

一、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强调本国安全与发展邓小平曾经指出,对于国家间关系,“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①维护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最高目标,每个国家都十...     

佛教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佛教中国化的成功，在于它不仅结合中国的儒家伦理、实用心理和各地域文化特征，适应中国社会发展所导致的阶级阶层变动，而且还有所丰富和发展，受其启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自觉重视和解决好日常伦理建设、普重功利的现实及其超越和引导、理论和实践探索中“一”与“多”的关系以及新社会群体的需要和期待满足等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较之于佛教中国化，在传入背景、思想地位、传播过程和学说性质等方面毕竟存在不同，因而要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魂”，立足于现代社会实际，科学处理文化发展中的一系列关系问题。     

论李退溪对朱子哲学的发展及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

李退溪是韩国朝鲜王朝时代的朱子学大家，一生以继承、捍卫朱子学说为己任，并对朱子学多有新阐发。在理气问题上，李退溪不认同朱子理“无造作”的观点，强调理有能动性，肯定理自身能动静，并以理之动静为气之动静、生发的根源和依据。在性情观上，李退溪以四端七情对举，认为就初始根源说，“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就现实情感说，则四端七情无不兼乎理气，区别在二者的根源与构成方式不同。在“格物”问题上，朱子主张“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李退溪则认为“物格理到”,以本体论的方式去处理这一本来属于知识论的问题，从而使得这一问题成了显示退溪“理学”本体论思维的一个问题。退溪对朱子思想有深刻理解，对其内在不圆满之处也给出了积极的解决方案。退溪哲学表明了朝鲜理学的完全成熟，意味着朱子学的中心已转移到朝鲜，并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推动了东亚儒学的进一步发展。     

找回居民：新时代基层治理价值重塑与深度转型

当前，基层治理创新如火如荼，“居民都去哪儿了”却成为一个时代之问与不解之惑。科层压力与政绩驱动使基层治理成为中心工作，但由于群众工作式微，产生了“政热民冷”和“治理悬浮”的困境，找回居民成为打破困境的必然选择。新时代的基层治理首先要回答“为谁治”“谁来治”“如何治”的理论命题，找回居民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塑基层治理价值以及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举措。然而，找回居民不仅要注重服务居民，更要注重组织居民，激发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能动性和主体性，提升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其重点是要在关键领域发力，着重在关系重塑、项目治理、技术应用、基层自治和志愿服务中找回居民，进而正确处理好政府、社区(村)和居民的结构性关系，助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

张岱年在中国新哲学建构方法上所提出的“综合”之说，本质上是“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综合”之说受张申府的“三流合一”说所影响，是对张申府“三流合一”说的深化和发展。张岱年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综合”之说有一个发展、深化过程：从以新唯物论为基础“综合”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以建构新哲学，到以中国哲学的精华为根基“综合”中国哲学、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以建构中国新哲学，再到以中国哲学的精华为根基“综合”中西哲学之优长之处，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熔铸理想主义精神的“创造”的“综合”，最后归结到建构新哲学的方法和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的统一。     

21世纪中国宗教学研究前瞻

我认为，到21世纪，我国宗教学研究将会有一个超常的发展。宗教研究本来是哲学研究题中应有之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土多德把自己的第一哲学即关于有之为有的哲学宣布为“神学”；黑格尔曾突出地强调过艺术、宗教和哲学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尤其是宗教同哲学的内在关联；我们中国历来就有艺术、宗教、哲学统一互补的思想，《中庸）｝宣布“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鲜明地强调了宗教与哲学之间的相通性、一致性和互渗互补性；我国当代哲学大师贺诚先生在谈到“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时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艺术（诗教）、宗教（礼教）…     

雄文光辉照千秋──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

150年前，即1848年，在伦敦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凡《宣言》中的引文一律不作注释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党纲，“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文件”［1］。这个文件的发表使旧世界为之震撼，使反动派为之发抖。“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2]。《宣言》“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即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     

《春秋战国政治辩证法思想研究》序

中国古代哲学富于辩证思维,这是人所共知的。辩证法是一个译名,原出于古希腊。事实上,中国古代也有与西方所谓辩证法相近似的名词,即儒家所谓“辨惑”与道家所谓“反衍”。孔子与其弟子常讨论“辨惑”的问题,所谓辨惑即揭发思想中的自相矛盾。道家则讲“反衍”,《庄子·秋水篇》云：“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反衍即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在先秦时代,辩证思想最丰富的是老子和《周易大传》,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中国古代,不但在哲学方面富于辩证思维,在政治方面,也显示了辩证智慧,涉及到政治生活中的种种相反相成、对立统…     

严复对“意”的诠译

“意”概念是中国哲学中非常重要的词语之一。区别于古典时代,严复以诠译方式对“意”概念的哲学内涵做了新阐发。其中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在意我关系上强调“意”为心之主,并借此以“积意成我”的思想对“万物皆备于我”进行新阐发;二是针对意之运行过程,严复分别考察了觉、感、情、思、志之间的关系,描述了一个复杂多元的意识活动过程;三是对意志与行为关系问题进行分析,指明人之行动过程是志与事之统合。志为行动之开展提供意义与方法,而事意味着行动得以开展的客观要素,完整的行动过程是志与事之统一。严复对“意”的诠译激活了中国传统中“意”的概念,同时为中西哲学之融通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提“为人民服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提“为人民服务”贺绚索“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和军队的根本宗旨，是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取向。从严酷的革命战争岁月到艰苦的社会主义创业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实践和业绩，证明了自己对人民事业的忠诚。谁让我们生活在民族危亡、人民受难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