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空心化的形成及其治理逻辑——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

乡村社会能否有效运行与村社的内聚程度及其结构功能紧密相关。“村社空心化”即是在村社结构不能有机整合导致对应功能运转不畅所引发的乡村社会整体运转失序的一种状态。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下,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的考察,认为现阶段“村社空心化”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表现形式：集体层面的“权威空心”、精英层面的“人才空心”、个人层面的“合作空心”。研究认为,“共同体”是应对村社“空心化”困境的一种有效路径,可以通过“村社共同体”的重塑和“城乡共同体”的建构,来消弭“村社空心化”的多重困境,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均衡。     

村社赋权何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以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为例

拥有多维复合型权力的村社组织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关键,而不同来源的村社赋权塑造了乡村治理能力的不同面向。基于村社赋权的分析框架,对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村社组织的权力来源于乡土社会、国家与市场的递进式赋权。首先,乡土赋权是一种内源性的赋权,村社内生的土地资源与社会资源赋予村社组织丰富的实践权力,形塑村社组织的连带式治理能力,促进村庄社会秩序和公共价值的再生产。其次,国家赋权是一种“能促性赋权”,即通过党建、试点、项目赋权赋予了村社组织能动性的政治权力,强化村社组织的统合型治理能力,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一核多元”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最后,市场赋权遵循着一种嵌入性赋权的逻辑,在资本、人才和技术赋权的过程中为村社组织提供可持续运作的市场权能,增强村社组织的经营型治理能力,有利于在维系乡村治理秩序的基础上促进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因此,无论是乡土社会,还是国家和市场,都要注重赋予村社组织可支配的资源与权力,在此基础上增强村社组织的治理与发展能力。     

从“村社理性”到“村社制度”:理解村庄治理逻辑变迁的一个分析框架

组织租并不足以说明村社理性所具有的特质,村社制度所内涵的,除了长期演进的重复博弈结构中形成的具有工具理性特性的“队生产”形态,还包括以血缘认同和村落共同体认同为基础的具有价值理性性质的家庭内代际分工和外部协作行为。这一价值形态和生产关系及其所依赖的小衣经济,即为小农村社制度,它实质上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条件的制约下,农耕文明演进路径依赖地形成的内生性生产与治理结构。豫南村落自主治理实践形态表明,当前“三农”问题的重要根源在于乡村巨变导致乡土伦理价值体系的式微与村社制度的瓦解。因此,“三治”问题的解决需要重建以村社理性为核心的小农村社制度。     

村社联动：村级有效治理的路径选择——川西平原D村的实践与启示

我国实行村民自治以来,村级治理采取村-社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实现行政-自治二元治理体系下的联动。行政村承担行政职能并发挥村庄内部的统筹功能,社队具有土地分配、公共品供给及公共规则生产等能力,进而能够承担自治职能。村-社两级既相互分工,又需要彼此协作完成本级组织无法单独完成的工作。随着行政力量的不断介入,行政村的自主空间被压缩且无力回应治理诉求,社队因土地分配权力的丧失、公共品供给能力不足以及治理主体缺失等问题导致治理能力不断弱化,村级治理失效。村级治理的困境不在于基层治理单元的调整,而在于构建良性的村社关系。川西平原一直贯彻着村社传统,并形塑了较为有效的治理效果,对于其他地方的村级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村级有效治理需要重塑村社关系,在再生产社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同时给予村社一定的自主治理空间,并充分依靠村社内生治理资源。     

改进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探讨

近几年来,上市公司侵害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其根本原因在于法人治理制度不完善。为此,试图从美德两国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对比分析入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建立股权适当集中型的法人治理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维护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     

化解村社矛盾的社会资本途径探讨

农业税费取消后,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显著发展。但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数量多、化解难度大的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并直接导致乡风文明的建设目标难以达成。具体而言,当前村社矛盾可分为由价值观错位引起的村内日常生活类矛盾,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要素不公平导致的村际间矛盾,以及国家资源下乡过程中分配不均衡产生的行政运行类矛盾等。以社会资本为治理视角,基层政府、村级组织与村民之间应构筑普遍信任的基础,通过完善村规民约,保证村庄内的非正式制度供给,以此拓宽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网络,并构建互动性的沟通与对话平台。     

山地民族的村落共同体研究——从独龙族、景颇族的村社发展看山地村社的演变

农村公社作为不以血缘关系为主的自由人的村落共同体,自产生以来,均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态中。农村公社为平地村社与山地村社。通过对居住在中国西南山区的独龙、景颇等民族山地村社的演变的研究,揭示山地村社与平地村社的差异以及给文明社会带来的影响。     

"三位一体"农村治理模式:瑞安的实践与发展取向

瑞安农协（瑞安农村合作协会,以下简称瑞安农协）的＂三位一体＂治理模式是中国新农村建设中的一次破冰尝试。农协两年的可喜成果让人们看到其现实可行性,同时,＂三位一体＂治理模式要得以巩固和发展所遭遇的困境也随之凸现。研究瑞安农协治理模式的发展将要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在瑞安这个具有特定政治、经济、文化特征的地域内所产生的＂三位一体＂治理模式在中国广大农村推广的可能性问题,有助于政府和农协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自我定位。     

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模式的选择与治理体系的构建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采取的是政府一元治理模式。由于农村环境污染点多面广,政府一元治理模式收效甚微。西方治理理论在治理实践中成效显著,我国宪法也赋予了农村基层组织自治权。因此,政府可以村委会为农村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主体,吸纳村民、村经济体、企业与社会团体等治理主体参加,形成多元治理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体系。     

性别失衡微观治理模式的比较与分析——基于三个县"关爱女孩行动"的案例研究

以公共治理理论的五要素为框架,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对河南A县、安徽B县和浙江C县三个典型县的性别失衡治理案例进行研究,归纳出三县的治理模式,分析模式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A县是一种通过行政资源将“条块”关联的层级治理模式;B县是一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双向互动的网络治理模式;C县是一种上下松散的悬浮型治理模式。并针对微观层面的性别失衡治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区作为社会的最基层在国家治理链中的地位日益显著。社区中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缩影,只有在社区和谐的基础上社会才会和谐。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着差异性,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存在着多样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的转型,构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社区治理模式迫在眉睫。完善社区治理对于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维护社会的稳定,为居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实现城乡一体化和现代化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生活环境主义视角下山地农村生态治理的社会机制——基于云南诺村案例

农村生态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治理农村的环境问题需要从居民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促进农村社区或居民成为生态治理的主体。生活环境主义基于生活者的角度看待环境问题,并通过激发生活者的智慧以解决问题,为农村环境问题提供了治理方向。以该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云南诺村建立水源林历程的分析发现：诺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地方环境资源有着紧密的联系,其生态治理是在村民小组层面的共同体行动;水与森林资源具有公共性,为村民共同占有、使用,从而赋予村民参与治理的权利与身份;村民会议是整合村民不同利益诉求、“说法”的平台,村民通过博弈达成保护环境的共识;在实践层面,诺村基于生活常识而形成治理规则,并依托村社共同体进行监督和制裁。以农村社区为主体、地方性知识为基础的生态治理,可为我国西部山地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及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乡村振兴的内源式建设路径研究——基于村社理性的视角

乡村振兴的实质是依靠乡村自组织地深度参与，以产业升级实现村庄整体性变迁。这与村社理性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村社理性中反复博弈、完全信息、有效制约等工具功能，不仅可以降低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成本，还有助于建立利益结合紧密的合作组织，为乡村振兴打下统的基础。而具有血缘和村落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村社理性，在治理上具有保护型的特征，有利于乡村深度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村社理性中的熟人社会的特质，模糊化利益，使得乡村可以通过内部化机制化解外部经济风险，对乡村的产业升级具有积极的作用。有效地发挥村社理性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合作治理嵌入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分析

现阶段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在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村民自主治理和传统的政府干预治理范式,但是这两种范式已经不能有效地治理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问题.合作治理作为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方式具有其理论依据和逻辑契合点.因此,"政府-引导-农民行动-村委会沟通"的合作治理模式应该成为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的趋势,从而实现美丽乡村和宜居乡村建设.     

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但近年来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对现有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探索如何发挥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多元供给主体的力量、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治理模式,直接关系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果。对此,网络治理理论为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文章借鉴网络治理理论的理念,探索性地构建了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并提出了创造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条件,构建合作供给平台,实施监控合作供给行为等对策建议。     

城郊社区结构异质性及其治理模式选择——基于网络治理视角

我国城郊社区结构的异质性变化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管理问题,传统的强化管控方式应对乏力。从网络治理视角出发,运用人口、空间、组织和综合网络中的信任、目标共识、参与者规模与社区能力需求等权变因素,探究不同类型社区对治理模式选择的解释逻辑。结合定量数据和定性资料,对天津市城乡接合部的两个典型社区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弱异质性结构社区的网络联系紧密且牢固、节点数量少且集中,适宜采用参与者共同治理模式;强异质性结构社区的网络联系松散且薄弱、节点数量多且分散,需要采用领导者协调治理模式。     

农村治理模式选择之殇——基于华北X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之后,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自上而下将村民自治制度下沉到农村和农村自下而上去承接村民自治制度的互动过程中,村民自治出现了“惟村庄利益化”的现象。依据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农村治理划分成不同的治理模式。以农村对国家供给项目资源的承接态度为标准,可以将农村治理化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激进型治理模式。笔者考察了华北平原的X村在15年中经历了积极→消极→激进的治理模式的选择过程。得出以下结论：村民对农村治理模式选择是依据农村治理绩效的帕累托改进的标准,这种选择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往往会产生非正义的结果。将激进治理模式放在税费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源自于农村获取治理资源的方式会发生由内部汲取到外部输入的根本转变。同时,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体制和政治维稳高压之下,也默许了激进型农村治理模式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