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的多重方向

本文从哲学的高度对“寻根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展开透视,认为寻根文学的特点在于：既可以作为现实,又可以作为超越现实的寓言;既是讲的故事,又是讲更为根本的道理。文章以《棋王》、《爸爸爸》、《小鲍庄》等“寻根派”作品为例,解析了寻根文学的多重方向。作者认为,在寻根文学中,阿城的《棋王》写出了一个最可信又最生动最理想的活人;韩少功的《爸爸爸》以实在的远村──鸡头寨来呈现一种与现实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文化氛围、心理结构,这似乎接上了阿城,但这与现代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并不像《棋王》似的透露出理想之光辉,而闪耀着非理想的鬼火,《爸爸爸》写出了寻根的复杂性;《小鲍庄》不是与现代隔绝的鸡头寨,而是已嵌入现代社会中的乡村,虽已嵌入现代,但仍然固守着传统,是８０年代定义的“前现代中国”的最典型的表现者。     

美丑尽在情与欲之间--《金瓶梅》的文学地位和美学价值

本文通过对《金瓶梅》三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与透视 ,认为在她们淫荡、凶狠或温顺的表象下面 ,是一种当时少有的、纯女性的、纯自我的追求与抗争 ,一种对于赤裸裸的人的自然欲望的追求。《金瓶梅》所塑造的这个女性群体形象 ,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一个完全从自然而非道德的角度描写的女性世界。《金瓶梅》的众女性超越了传统道德的局限 ,重新发现了“人”自己 ,使得道德和自然各自扬弃自身 ,使中国文学走向新的美学境界     

从《原道》篇看刘勰的文学起源理论

刘勰认为文学起源于“道”。而学术界对“道”的含义多失其解。本文认为 ,刘勰所说的“道”含义先后不同 ,首段指自然之道 ,二段和三段前半指神道 ,三段后半指社会政治之道。刘勰的文学起源理论是 :文学起源于圣人上秉天意、下合自然创作的《六经》 ,而《六经》同时又阐发了封建社会政治体制、人伦道德的合理性。     

休闲文学与文化转型

魏饴教授在《悄然勃兴的休闲文学》一文中把休闲文学界定为一种与“言志”、“载道”的传统文学相对立的文学类型,它不追求政治功利性,旨在满足人的休闲需要,魏饴教授把道德教化排除在休闲文学的价值之外,认为休闲文学的“最大价值即在于能让读者从社会政治中跳出来,真正自由地思考自我,体验人生,回归到现实的‘自我’、‘本我’上来”,［１］很显然,这一立论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即政治功利型文化和消闲娱乐型文化。一 一般说来,政治功利型文化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和价值取向,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占主导…     

抗战时期文学期刊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受到战争的强烈影响,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将整个中国分割为“沦陷区”、“国统区”和“根据地”三个区域,打破了1920年代的北京和1930年代的上海那样的单一文学中心格局,形成多中心的文学体制.不同区域内主导性政治力量所实施的文化政策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沦陷区、国统区、根据地文学期刊呈现不同面貌.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日双方和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其领导及影响下的文学力量也随之改变.     

鲁迅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总纲:《论睁了眼看》

一《论睁了眼看》作于 1 92 5年 7月 2 2日 ,初刊于是年 8月 30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 38期 ,后收入论文集《坟》。鲁迅撰写这篇论文的直接原因是看了“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虚生”即徐炳昶 ( 1 888— 1 976 ) ,时为北大教授兼女师大讲师、进步期刊《猛进》主编。他在该刊第1 9期发表《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一文 ,又一次引发了鲁迅长久萦怀的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写下了这篇著名的反对“瞒和骗”的思想与文艺、堪称鲁迅现实主义文学观之总纲的文章。对于社会与人生的缺陷 ,中国人不但向来没有正视的勇气 ,而且善于…     

探索德性的心灵奥秘——访曾钊新教授

在一九八六年元月召开的全国社会学研究成果交流会上,中南工业大学伦理学研究室曾钊新教授报告了他关于建立“时年道德”和“场合道德”的建议,立即引起与会者的重视和赞赏。一九八六年《中国妇女报》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作了报导,同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报导了这个新闻。最近,我们连续读到了曾教授所著《道德心理论》和《道德与心理》两本专著,为此,我们访问了这位在道德理论建设方面勤奋耕耘颇有建树的学者。问:曾教授,您的《道德心理论》与《道德与心理》出版后,我们想请您谈谈您是如何想到研究道德心理学的?     

中国澳门少儿文学的历史形态与学术价值

中国澳门少儿文学不仅在澳门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即便是在整个中国少儿文学创作的地域意义上来说，也算是一个富有特色的地方。作为澳门文学前驱的澳门“离岸文学”，少儿文学在一般文学中所占比例达到38%；澳门作家协会出版的年度作品选《澳门作家文集》，少儿文学范畴的作品所占的比例竟然也达到了38%。这两个38%非常能够说明澳门对少儿文学创作的重视和高比例的产出。由于澳门作家的教师身份占比较大，教师的责任感使得他们对少儿教育和少儿关爱特别敏感，他们的文学自然会倾向于为少儿服务。澳门特殊的社会生活状态所生成的宁静、安逸的澳门体验，似乎特别适合少儿文学的表现，于是澳门少儿文学在澳门文学中的比例甚高，产量较多。     

台湾“战斗文学”的发展及其终结原因

在五十年代兴起以反共为目标的“战斗文学”,是“外省作家”的文学,是来自仇恨和反映动乱时代的文学,是认同一个中国的文学.像《未央歌》一类只有少量“复国”词句的作品,不能视为“战斗文学”.“战斗文学”之所以走向衰亡而非王德威所说未曾“逝去”,是因为1991年当局正式宣布“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作废,使“战斗文学”存在失去了根基.此外,“战斗文学”的倡导者心理不健全；创作源泉枯竭；存在着严重的公式化倾向；生产“战斗文学”的体制尤其是监管手段存在着许多缺陷；台湾社会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年代,读者早已厌倦这些打打杀杀及血泪控诉的作品,故作为一种因意识形态而兴、因意识形态而颓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战斗文艺”到了九十年代只好成为历史名词.     

《台湾诗报》与现代时段的台湾旧文学——兼谈史料解读的三重取向

本文认为,顾颉刚于1922年提出的“弄清楚每一个时代的大势”、“求知各时代的‘社会心理’”和“记忆各时代的‘故事’”,乃是史料解读的三重取向;本文将“三重取向”之说贯彻于《台湾诗报》(1924-1925)的解读,从中取得描述和论述现代时段台湾旧文学的若干新证。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底层叙述”与社会关切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底层叙述”呈现出三种方式：“底层”被视为待启蒙的对象．“底层”被作为民族生命力的源泉或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底层”被当作政治动员的对象和推进革命的主体。这三种方式的交织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基本发展脉络之一。     

文学史:对文学演化关系的认识

把一般的史料研究与一般的审美评价汇集到一起,并不能保证文学史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应该把文学史研究与一般的文学研究和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的研究区别开来,寻找属于文学史研究的独特视角和特殊对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文学史研究概括为是对文学演化关系的认识.     

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兼谈当前文学的危机

西方学者提出的文学“终结论”命题引入我国,引起关于当前文学危机的讨论。德里达把文学“终结”的原因归结为“距离”的消失,颇具启发意义。对“文学即距离”应如何理解?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当前文学的危机究竟何在?文章对这些问题作了进一步思考探讨。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论中国现代文学叙述中"边缘文学"的地位

“边缘学”特指被中国现代学主流意识排斥在外的旧体诗等旧体学和“官方”学。从史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学是多元共生的学,中国现代学的叙述也应该是多元共生的。“旧体诗”等旧体学、“官方”学等都是中国现代学中的一分子。在学的历史进程中,它们都曾以自身的存在和创作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对它们的“关注”,既是我们应有的史学品质,也是中国现代学叙述更客观、更准确、更本质的保证。     

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基于经典名著的讨论

“文学”一词是一个由西方引进的概念,用之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有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诗言志”而非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以情为胜;中国古代诗学的形式特征是“以体论文”而非“文学”一词的综揽众体;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与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既有交叉又有乖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人对此进行了检讨和深刻的反思并积极进行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应首先注重“文学”概念的辨析：其次重视文学文本经学背景的交代以及子、史身份与文本文学性关系的强调;再者适当维护集部作品文学性的独立身份。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大致形成了三种范式进化论范式、阶级论范式和现代性范式。以这三种文学史范式为参照,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认同仍然存在危机,面临种种新的文学史范式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将有助于本学科文学史范式的再生与重建。     

试论司马迁的写作意识

司马迁是在有意识地写作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作品。他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详细地总结了自己的写作过程和理论。《太史公自序》则从各方面记载了司马迁作为创作主体的详细情况，这不论在文学史上还是在文论史上都是不可忽视的珍贵资料。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史家眼里的文学还主要是为人们提供一种道德规范、宇宙哲理，以及历史经验的学术写作活动，但这种观念构成了中国古代对于文学写作认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中或可窥见文学自觉的前奏。     

中国人不可不知道的一段文学史——琉球汉文学概述

琉球汉文学史是一个尚无人研究的课题。琉球汉文学大致可分为早、中、后三个时期。早期从13世纪甚至更早至16世纪;中期是琉球文学的黄金时代,从17世纪至18世纪;后期至日本明治政府以暴力侵占琉球,“废琉置县”止。三个时期各自涌现出一批有才华的诗人与散文家。     

唐代文学繁荣现象的传播动因

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文学传播的角度入手,将唐文学的传播置于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中予以审视,同时,分别从文学传播主体、讯息、传播手段、受传者和传播效果等五要素分析唐代文学传播条件的改善及其对唐文学的发展所起的积极影响,以期说明唐代文学传播的发达对文学繁荣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