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代理冲突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使用2007—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管理者和大股东的行为动机角度出发,考察高管股权激励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水平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公司成长性和大股东控制权的提高,上述正相关关系会减小;牛市阶段股权激励水平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显著高于熊市阶段。基于此,从公司角度上看,上市公司不应忽视股权激励对股价崩盘风险的负面效应;从监管层角度上看,在鼓励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发展的同时,应重点规范和完善相关制度环境。     

股权激励中声誉机制框架研究

国内外学者探讨股权激励时,多从现金流角度,没有发现股权激励带来的声誉收益。本文分别从经理人获得的声誉报酬、上市公司获得的声誉收益、上市公司股东获得的声誉收益等角度探讨了股权激励声誉机制提供的增量的、不可消减的信息,为股权激励决策发现了新的激励信息,丰富了股权激励的决策维度,使得一些净现值为负的股权激励成为可能。     

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相关性实证研究

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是近几年资本市场投资人和上市公司管理层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本文依据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6年年报数据,选择:100家已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卜市公司为样本,对我国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比例偏低,持股结构不合理;管理层持股比例对公司业绩存在区间效应.本文最后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实施股权激励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上市公司购并动机：控制权私有收益因素分析

本文检验了控制权公共收益和控制权私有收益对我国上市公司购并动因的解释能力。结果显示:控股股权转让溢价为28%,而非控股股权转让溢价为5%;与此同时,样本公司经营绩效普遍呈现出非持续性。这意味着,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的购并更多的是大股东通过购并谋求控制权私有收益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表现。     

大股东增持股份的财富效应问题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公告的经验数据

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出现了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现象。研究发现,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股东在短期获得正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并且,大股东增持股份的数量与股东获得累计超额收益率成正比,第二至第十大股东增持股份的公告效应要好于第一大股东增持股份的公告效应。这一结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上市公司内部的信息结构和新兴证券市场环境中的内部人交易行为。     

资本市场传闻信息与股价异动研究

文章以2007年1月至2009年9月的沪深两市2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来检验传闻（Rumor）对股价波动的影响。在传闻被媒体报道的前10日,股价出现异动,在媒体报当日股价异动最为显著,利好类的传闻给投资者带来显著正的超常收益,而利空类则显著损害投资者财富。当上市公司刊登澄清公告后,当日、后5日、后10日股价则再次出现异动。当上市公司在澄清公告肯定利好传闻所描述的事实时,传闻则转变成正式公告,能为投资者带来正的超常收益,但存在内幕消息泄露;当上市公司否定利好类传闻时,投资者发生显著股东财富损失。短期来看传闻加剧了股价的波动,而利用传闻来操纵股价的投机者却能获得超常收益。     

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现状分析

以2006年至2012年沪深两市实施股权激励的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择比较研究法和配对样本 T 检验,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综合判断股权激励的实施是否促进了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业绩的提高,以及该行业股权激励的应用特征及实施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存在股权激励模式较为单一、激励强度较小以及激励期限偏短的问题;通过对比同一年度和跨年度股权激励效果,发现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为此特提出以下建议：提高证券市场有效性,政府监管部门可酌情实行监管力度,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实行激励性的福利计划等。     

股权激励绩效与股权结构关系

股权激励绩效与股权结构间的关系分析对股权激励制度的推行意义重大。运用分布滞后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中在相关的年份实施经营者股权激励的公司进行的全样本的动态研究发现：实施股权激励后．公司股权集中度降低;在注意提升内部人持股比例,加大激励力度的同时,提高了股票的流通性;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当年的股权激励绩效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前五大股东、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股权激励绩效与国有股比例、非流通股比例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非国有股比例、流通股比例和内部人持股比例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公告效应及动机分析

由于A股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大股东增持具有特殊的意义。对2008年8月27日证监会新规颁布后至2010年12月31日之间的上市公司增持行为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增持公告事件窗口内有显著为正的公告效应,两日公告效应约为3.21%。增持前,样本公司的累积异常收益并不显著,而在增持之后,公司股价累积异常回报显著为正,并且持续性较强。对样本的细分研究发现,不同市场环境下大股东增持行为的市场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差异:牛市行情中,大股东增持的市场效应更强。从信号传递和时机选择的角度对大股东增持行为进行分析,对样本公司增持前后股价走势的考察以及多因素分析都没有发现支持市场时机选择或信号发送假设的证据。     

综合收益的相对价值相关性——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年至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价值相关性角度检验综合收益信息的有用性.研究发现,综合收益与股价正相关,但是其价值相关性显著低于净利润;同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非正式披露的综合收益相比,在利润表中正式披露的综合收益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反而更低;每股收益与“外币报表折算差额”之和具有比每股收益显著更高的价值相关性,说明披露其他综合收益的明细信息有助于投资者构建收益指标,进而做出价值判断.本结论不仅丰富会计信息有用性的研究,并对中国准则制定部门应对会计准则持续趋同的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家族企业高管控制权收益：外部公平性与盈余管理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的 Ａ股非金融类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对利润表项目和现金流量表项目进行分析,并以行业为基准,衡量高管的额外控制权收益,分析其外部公平性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六种被广泛使用的盈余管理行为估计方法进行研究,本文发现较为一致而稳健的结论：在我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家族控股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更高;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于分散持股或者存在股权制衡的公司,家族控股公司高管人员正向额外控制权收益与高管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体现为“堑壕效应”,而负向额外控制权收益与高管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体现为“协同效应”。本文的研究表明,高管控制权收益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不仅仅取决于既定的制度背景、法律保护环境,也与高管个人的社会偏好、公平性认知有关,提供了社会比较理论在公司治理中产生激励效应的经验证据,丰富了现有文献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管理实践意义。     

数字技术使用与公司内部收入差距

基于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最新构造的能够更加准确刻画公司数字技术使用情况的测度指标,实证分析了数字技术使用对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使用一方面显著提高了普通员工的平均薪酬,另一方面对管理层的平均薪酬则无显著影响,从而导致了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使用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人力资本水平,进而通过收益分享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降低内部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使用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在第二产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内部薪酬初始差距较大、管理层权力较小的公司中表现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技术使用给管理层带来的潜在收益可能更多会以在职消费、股权激励等隐性方式实现。     

股权分置改革、股权性质与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

本文在理论上分析了后股权分置时代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不同控股权性质(国有控股与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效果差异.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通过消除非流通股同流通股的制度性差异,进而提高了上市公司绩效;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股权激励实施效果更显著.     

股权集中度对上市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股权分置改革后非金融行业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2006年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900家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其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公司规模对公司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地区差异未对公司价值产生显著影响.本文认为,从目前看来,一味追求股权分散似乎并不是最为理想的公司治理模式,而应综合考虑各方因素,根据公司具体情况确定较为合理的股权集中程度,使控股股东既能受到强度足够的激励经营公司,又不至于产生过度的掏空行为.因此,尽管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会进一步推动股权的分散,但在目前我国的政策、制度背景下,保持一定的股权集中度,同时积极建立相应的监管、约束机制,有助于解决上市公司治理问题,优化股权结构.     

公司特征与股权激励相关性分析

为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与持续发展,证监会于2005年底发布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并于2006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实施,文章通过对2006年实施股权激励的43家上市公司分别主板市场和中小板市场的公司特征进行分析,发现非国有控股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比例上升,中小板公司公司特征并不明显。主板公司财务风险较市场平均水平低,盈利能力和成长性较高。     

管理层获取信息优势的来源:信息渠道还是职务层级

上市公司管理层作为最重要的内部信息知情人,其如何获取信息优势进行交易从而获得超额收益,关乎资本市场公平与效率,因而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文章基于200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管理层减持数据,研究内部人交易的超额收益及其信息优势来源。研究发现：内部人交易存在显著的超额收益,但只有长期超额收益来源于信息优势带来的择时能力,短期收益则来自管理层减持行为本身的信息冲击效应。择时能力差异来源于信息优势的有效获取渠道。出席董事会会议和参与公司运营都是管理层获取内部信息的渠道,两种渠道带来的信息优势显著高于单一渠道,董事会会议渠道高于公司运营渠道。因此,管理层的信息优势具有渠道效应,而传统的信息层级假说并不总是成立。提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有助于抑制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获取超额收益,促进市场公平交易。     

内部人股权激励对企业R&D投入强度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07—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内部人股权激励对企业R&D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内部人股权激励与企业R&D投入强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高管层持股比例、董事会持股比例、监事会持股比例等对企业R&D投入强度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对企业管理层、治理层等内部人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R&D投入强度。因此,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适当提高公司治理层持股比例;完善企业经理人市场并实施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完善企业治理层和管理层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企业治理层和管理层对企业R&D投入的积极性。     

上市公司内部人真的具有择时能力吗——由实证检验到理论猜想

上市公司内部人是否能够利用内部信息进行择时交易并获取超额收益，关乎市场公平，一直都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200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股东减持交易的实证研究发现：内部人整体上不但没有获得超额收益，而且收益均值明显低于外部投资者，内部人整体上并不具有择时能力；不同类型内部人的超额收益存在显著差异，实际控制人获得的超额收益最高，短期显著为正但长期出现反转，而高管的超额收益最低且始终为负。理论猜想认为：内部信息给上市公司内部人带来的不是择时能力而是估值偏差，不同内部人主体的差异来自估值的空间效应，实际控制人的超额收益并非源于内部信息带来的择时能力，而是来自减持行为本身给市场带来的信息冲击效应。研究结论能够既帮助投资者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也能够为政府主管部门监管内部人交易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朝鲜经济政策变化对我国东北区域资本市场股票超额收益的实证研究

2018年4月,当朝鲜发布经济对外开放政策后,我国资本市场的股票收益发生了巨大变化.研究结果发现,有地理位置优势的东北地区的上市公司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增加;相比轻工业,重工业企业的股票收益的增加幅度更为明显;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反应敏感度更大.这意味着我国东北地区企业对朝鲜对外开放政策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期待朝鲜经济开放与建设给我国东北地区的企业带来新的机遇和发展.     

股权激励、高管私人信息与离职行为研究——基于内生性视角的研究

异常离职率是指公司高管离职率超过正常(预期)离职率的数字,等于公司实际离职率减正常(预期)离职率的差。本文以2006-2013年期间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高管异常离职率计量高管离职,以逆米尔斯比率作为管理层私人信息的计量变量,采用Heckman方法估计管理层私人信息、股权激励效应对高管离职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管理层私人信息与高管异常离职率显著负相关,即高管离职与股权激励实施具有内生性,管理层私人信息是高管离职和实施股权激励的共同驱动因素;激励效应与高管异常离职率显著负相关。因此,高管异常离职率的降低并不能被视为代理问题的缓解,其实质是代理问题的表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