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实现过程探析

权利有道德权利、法定权利、现实权利三种基本形态,然而从权利被人们接受为道德权利,再被法律确认为法定权利,最后为权利主体实际享有成为现实权利却是一个极为艰辛复杂的过程。其间有许多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问题,而权利实现过程的潜在分工、放弃主张权利、权利的存在内涵着斗争则尤其值得关注。     

从应然权利到现实权利:社会保障权实现机制

考察分析社会保障权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现实权利转化的方式、过程及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与作用,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矛盾分析方法为理论指导。社会保障权首先是一种道德性权利,其正当性根源存在于人类社会生产关系,人的需要是权利得以产生的最终动因,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阶级结构直接影响社会保障权以国际人权、宪法、具体权利的方式得以确认的进程。社会保障法规范经由监督管理机制、资金运行机制得以具体实施,当权利行使受阻时还应有完善的法律救济机制作保障。     

论公民基本权利的功能与实现

公民基本权利脱胎于近代自然权利,它是以防范政府权力为其根本功能的.以自然权利为内容的基本权利谱系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增添了新的权利内容,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社会中出现了拥有巨大社会性权力的法人组织,而它们虽从属于私法主体,但却有别于一般个人私法主体,它们所具有的社会性权力实际上类似于国家权力,它们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私人政府",能够支配和影响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对于这些能够影响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私主体,仅仅运用私法手段进行调整显然无能为力,所以公民基本权利效力即达及这些"私人政府"组织,但不能延及一般私法个人.所以公民基本权利作为抵抗与防御政府的基本功能没有改变;因而,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还主要依仗宪法.通过建立宪法诉讼与宪法救济机制得以实现;其次私法法人主体侵害了基本权利的案件,对这类案件单靠私法自身体系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因为它超越了私法领域而进入了公法领域,所以这类案件还主要通过宪法得以解决.     

互联网对提升公民权利行使能力的双重效应

从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转变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公民的权利行使能力,它包括但不限于获得和理解法定权利及其实现方式的相关信息的能力,表达权利诉求的能力,监督侵权行为是否发生的能力,权利受到侵犯后寻求救济的能力,以合理的方式行使权利的能力等。权利行使能力的提升,不仅有赖于权利主体自身的主观努力,而且有赖于一定的客观条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为权利主体的权利行使能力提升提供了巨大的可能空间,同时也为权利主体有效和合理地行使权利带来了一些新的障碍和难题。政府应当积极普及互联网建设以提升公民的权利行使能力,并对互联网进行有效治理以消除其对公民权利行使能力带来的阻碍。     

西方自然法思潮与罪刑法定原则理论渊源的演变

西方自然法学派先后衍生出人性论、自然权利论、三权分立论、社会契约论、人权论和法治论等理论或学说。这些理论或学说都是自然法思潮变迁的产物。它们从不同角度提出和主张的罪刑法定主义思想,大致经历了自然权利观的罪刑法定、分权制衡观的罪刑法定和法治观的罪刑法定三个阶段。每经历一个新阶段,对罪刑法定的认识便提升一个新的境界,罪刑法定立法与司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随之凸显出来。梳理这个历史过程,旨在引起我们对现实的反思,不断补充、丰富和完善我国罪刑法定理论。     

从南非格鲁特姆案看积极权利对立法者的义务

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义务主体是国家,需要国家履行相应的义务.立法机关在公民这类权利的实现中扮演积极的角色.首先,其负有履行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以确保使积极权利的实现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水平;其次,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逐渐实现的权利,但这并非意味着其解除了立法者的责任,立法者负有即刻实现的义务.     

法学视野中面向权利的权力正当性论证 ——由《权利的成本》展开

《权利的成本》揭示权利依赖于权力的秘密,权利的成本表现为权力所掌控的预算资源,民众以缴纳税捐的方式获取权力对权利的确认与保护,本质上是一种互助式的公共保险机制。所有权利都是积极权利,权力赋予权利人对抗他者的法律效力,权力在权利的实践中无法缺位,自由主义对权力的成见不合时宜。权力从对权利的保障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不仅证成其正当性价值,还因正外部性的产生增强了自身的能力,权利与权力可以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权力保障权利价值的实现需要有效的权力机关。在稀缺公共资源的现实条件下,权力中的权利保障职能具有预算优先性,应当在此预算领域以支定收,由权利保障的预算支出需求决定国民的税负。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的权利观变迁及其启示

从权利观念变迁的视角出发,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工具性权利观阶段,第二个是个体化权利观阶段,而个体化权利观阶段又可以被划分为意志论的权利观阶段和利益论的权利观阶段。不同的权利观反映了其所属阶段的社会生活状态,并将这种状态通过权利话语表达在法律体系中。权利观变迁的背后是在形塑主体性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变化,而权利冲突、权利滥用现象的普遍化所表征的利益论权利观的失灵恰恰源自主体在追求利益时对自身的遗忘。发展一种适合我国国情和法治实践的共同体权利观是解决权利冲突、权利滥用问题,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可行路径。     

自然权利的界定及其实践性意义--人类学哲学思维范式下的新思路

自然权利问题是生态伦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 ,自然权利论者认为生命和自然界有一定的权利 ,但在阐释或论证自然何以有权利时却存在着欠缺之处。本文认为应当从权利概念的本质性涵义出发 ,立足于现实的人类生活世界来探索建立自然权利观念的合理性与可能性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其实践性意义。     

浅议派生诉讼的阻却因素与应对措施

虽然派生诉讼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现实中却存在诸多阻却中小股东行使其权利的因素。本文从派生诉讼制度出发,对派生诉讼的阻却因素与应对措施进行简要分析。     

浅议儿童参与权

儿童参与权是儿童权利的一部分,尊重和捍卫儿童的参与权就是尊重和捍卫儿童作为权利主体的人格权。文章从提出问题入手,从应有权利与法定的实有权利转换的角度分析了儿童参与权的变化,并从价值方面分析了保护儿童参与权的重要性以确保儿童参与权的实现。     

论权利的法律实现途径

本文分析了权利的社会属性 ,指出法律能够规定并促进人的权利的发展。而根据权利的基本内容和结构 ,法律规范对权利的调整和实现 ,实质上是对特定利益的调整和实现。在法律对权利的调整中 ,首先应当关注人民的利益。而权利的实现 ,最终就是特定利益的实现 ;在社会主义民主文明之下 ,也就是作为最广泛主体的人的权利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     

人权的存在形态及实现途径——论李步云先生的人权三种存在形态理论

本文从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及实有权利的视角审视人权问题。通过认识各种权利形态的内在关系,揭示出入权的实现途径。本文论证表明,人权三种存在形态理论是对人权实现途径的客观、真实的描述,具有重大理论价值。     

法治思维：从利益主张到权利诉求

法治思维要求社会生活主体按照法治的要求去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法治最基本、最核心的要求是依照法律的规定处理国家治理中的一切事务,故而法治思维最为简约的定义是思维主体按照法律的规定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以一种简约但不简单的立场认识法治思维应基于日常生活实践,从权利概念入手,辨析利益与权利,并动态展示从利益主张到权利诉求的进程。利益是权利的基础,利益转化为权利应经过利益识别、利益正当性证明和利益被权威认可三个步骤,以此为基础,从利益主张中转化生成权利诉求的过程包括应予识别的四个环节,即主张利益、主张正当的利益、主张明显属于权利的权益,以及主张可以或可能归入权利的权益。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中的权利归属研究——以手工技艺类为例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理论在对传统保护思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但是在产业化过程中,附着于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上的相关权利归属问题却一直没有被制度化厘定。在实践过程中,应该进一步确定其权利主体,明确权利归属,并建立有效的权利流转平台,通过市场机制真正有效地实现权利主张,为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保驾护航。     

当代中国法律权利意识的解读

权利、法律权利作为法律的一种文化概念,它与一个社会流动的主流文化相结合而形成,是一个社会所流动的主流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力给与的定格.检讨中国30年改革开放法学发展的实际路径,它突破了国家至上主义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法文化.从整体至上价值理念走出来.由于权利、法律权利意识的变化,使法律改变了自身的地位和价值.而在中国文化上人文精神的张扬所形成的文化力是具有基础性意义的.但法学理论在其内部再造的过程又是充满着文化冲突,论文揭示了这种文化冲突的种种表现.     

走向重塑权能：empowerment含义的反思性诠释

Empowerment是源于西方社会工作学的概念。基于对追求标的物的不同理解，国内形成了关于empowerment的三种视角，即能力视角、权利视角和权力视角。这三个视角虽然相互分化，但却并不相互断裂，而是在领域、关系和主体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联结性。从更深一层次看，empowerment中的能力、权利和权力是相互转化的，内含着权能辩证法。从统合角度看，empowerment其实是一个历史性的总体性概念，本质上是在社会转型的情境中，聚焦相对弱势者的发展问题，并通过建立在潜能本体基础之上的能力、权利和权力之间的权能辩证法，推动实现更加均衡、更加公平发展的过程。在此意义上，empowerment可以被理解为重塑权能。     

城市生态权利:问题本质与现实建构

城市生态系统是城市、空间与自然、环境等的动态统一,当代城市生态系统面临严峻挑战。城市生态权利是城市生态系统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基石,其内涵可从生态伦理学、生态政治学、法理学等维度加以认知。城市生态权利是对权利主体权益与责任的规定与整合,其本质是对城市生态空间中人、自然、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确认、调整与优化,城市生态权利的实现需要生态权利意识、经济理性逻辑、权力运行机制的深层转换。建立一种符合生态正义、经济运行规律、法律规制的城市生态权利话语体系,对于推进城市生态权利和城市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传统文化看当前社会责任的实现

责任的实现是责任问题探讨的关键。当前我国社会责任的实现面临着特殊文化传统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传统责任观中的部分内容已经过时,需要进行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缺乏对独立人格的重视,不能塑造有效的责任主体;传统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无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责任与权利相统一的机制。这些是当前责任建设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当前责任实现的现实任务。     

论人对自然的义务性自由

西方启蒙精神颠覆了古代人的自由观，将对自然和城邦的义务性自由转变为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这一现代性的自由权利在征服自然过程中给人类带来丰盛物质财富的同时，制造了巨大的生态灾难。超越工业文明而走向生态文明，需要新建一种对自然的义务性自由，用以限制权利性自由对自然的滥用。对自然的义务性自由生成于人与自然本质统一的生态本体论，其实现形式是看护自然的存在真理。看护自然与看护自我是统一的，但看护自然优先于看护自我，唯有先行看护自然才能真正做到看护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