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乐舞发展探析

探索中国古代舞蹈历史,雅乐舞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份。西周时代,雅乐舞曾经占据过显要的地位。秦汉以后,雅乐舞又极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音乐舞蹈的发展。翻开廿四史,可以看到,自西周时期以“六代舞”为标志的雅乐舞确立后,在其后二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历代王朝都把制定雅乐舞视为国家大事。秦汉以来,制定雅乐舞在历代王朝皆为盛举。历代宫廷都保存着雅乐舞,其遗绪可追至明清时代。然而,从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又继秦始皇“焚书坑儒”,“周存六代之乐散亡。至秦唯余《韶》《武》。汉魏以后,威有改革。然其所用,文武二舞而已……”(《乐府诗集·卷52·雅舞》)实际上,正宗的雅乐舞在社会历史的转折变迁之中,已经失传。但是,所存遗迹却依然被历代统治者拾掇,或考证,或增修,或新编,改名,挽调,等等,修修整整,以文舞和武舞的形式,使雅乐舞沿革历代宫廷二千年之久。在这一过程中,雅乐舞本身的内容形式已经僵化。它的意义似乎不在于表演艺术范畴。在每隔二、三百年就要发生大动荡,并产生历史转折的社会发展变化中,一旦新的王朝统治建立,制定雅乐舞就成为“成一朝之盛”的头等大事。统治者总要集众多儒臣研讨一番,     

"雅""夏"关系与周代雅乐正统地位的确立

先秦文献在传承过程中因为用字习惯的改变,出现过一个以“雅”代“夏”的过程,所谓“雅”“夏”二字的同音假借关系,并不是“雅”字替代“夏”字成为《诗经》类名的原因,而是对“雅”代“夏”这一结果的解释。战国末年、秦汉之际的“书同文字”与文本转写,正是与诗乐相关联的“夏”字被“雅”字替代的关键时期。就《诗经》而言,“雅”何以为“雅”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夏”何以为“夏”的问题。作为中原正统音乐的“夏(雅)乐”从一开始就担负起了“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政教功能,在“雅(夏)”与“政”之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在雅歌与雅诗相继出现并与王政深度结合,充分发挥“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过程中,在周代礼乐制度中居于核心正统地位的雅乐传统才逐渐确立,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在后世影响深远的“雅正”思想。     

试论《诗经》中“鸟兽草木”的价值蕴涵

《诗经》中有大量动植物方面的内容，这些“乌兽草木”是《诗经》中“风、雅、颂”三类诗部分内容的传达载体，反映了先民早期的风俗民情，尤其是突出地表现了对动植物崇拜心理与情爱意识，成为一种情感符号。这类内容的价值还表现在它是《诗经》赋、比、兴形式的传达载体。这既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对以后的文学、美学等古代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层影响。     

中国古文化系统中的“雅”与文人雅风尚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中,早就存在着一种文化见解,这就是“雅”与“俗”的分野:《荀子·儒效》篇有“雅儒”与“俗儒”之辨;王充《论衡》有“俗父——雅子”、“俗材——雅徒”的对举;任昉《为萧扬州作荐士表》有“人物雅俗”之说;隋文帝整饬宫庭音采,“分雅俗二部”。“雅”与“俗”无疑是两峰对峙的审美范畴。中国古人一再提到的“雅”,正是古代中国的大传统或精英文化、上位文化、雅文化,这一观念在古典文献中是明白无误的。《诗经》、《周礼》、《论语》等著作中屡屡出现的与“雅”关联的审美命题或概念如“雅道”、     

《诗经》"六诗"新考

自唐代孔颖达主编《毛诗正义》,首倡“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之后,关于《诗经》中只有“风”、“雅”、“颂”三体诗,而没“赋”、“比”、“兴”三体诗的主流见解,在《诗经》学史上流行了一千余年。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与《诗经》现存文本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事实上,现存《诗经》文本中,应是风、雅、颂、赋、比、兴“六诗”俱全的。然而,由于《毛诗故训传》至两汉交替之际已成断简残篇,所以在东汉末年,《诗》学大师郑玄对“六诗”的概念产生了误解。而孔颖达等又盲目遵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教条,武断认同了郑玄的解读,致使后来的《诗经》学者陈陈相因,谬种流传。经考析,现存《诗经》文本中保存有风体诗83首,赋体诗43首,比体诗55首,兴体诗39首,雅体诗46首,颂体诗约39首。     

秦少游的“复雅归宗”

<正> 一、“复雅归宗”的历史渊源和当日词坛何谓“雅”?雅者,上接《诗经·二雅》而贯以《风》、《骚》。南宋末年的沈义父说:“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乐府指迷》)张炎更独标“雅正”,以为“若邻乎郑卫,则与缠令何异也”(《词源》)。由此可见,宋人心目中的“雅”,从审美情趣说,要求符合传统诗教,即“温柔敦厚”、“乐而不淫”等等。从语言风格上说,则力戒俚俗浅露。这个文人之“雅”,显然是针对民间之“俗”而言。     

《诗经》中的“比”法

(一) 《诗经》中的“风”、“赋”、“比”、‘兴”、“雅”、“颂”六诗之说,始见于《周礼、春官》。此六诗的记法的特点,是把“赋、比、兴”同“风、雅、颂”互相交插在一起,此后的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便有人认为“赋、比、兴”同“风、雅、颂”一样,都是属于乐歌名称的,另外,较多的人则以为“赋、比、兴”是关于诗法的类别。考以《诗经》之实际,我们赞同后者。     

王船山对《诗经》艺术风格的评鉴

王船山极为推崇《诗经》的艺术风格。他赞赏《诗经》反复咏叹的旋律美,视节奏为区别《雅》、《郑》的主要标准,对《诗经》中诗歌的节奏多有论述。船山以“曲尽人情”与“外周物理”为标准,评赏《诗经》中的情景描写;以“意藏篇中”为标准,评析《诗经》的章法、句法与用韵情况。     

论《诗经》中的怨刺诗

文章论述了《诗经》中划分怨刺诗一类的合理性 ,并对某些文学史本在《诗经》内容划分上的偏颇进行了批评 ;怨刺诗都是些“变风”、“变雅”的作品 ,因作者不同 ,其内容也有很大差异 ;怨刺诗都具有很强的批判现实精神 ,是些尽善尽美的作品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诗经》与孔子诗教

《诗经》与孔子诗教殷光熹（云南大学中文系）《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按风、雅、颂分类，收入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这段时间的作品，共有３０５篇。孔子称其为“诗”或“诗三百”，并将它列为门弟子的必读书之一。《论语》中记录了一些孔子有关《诗》的言论，过去曾...     

从《东山》《生民》等谈《诗经》的浪漫主义

从《东山》《生民》等谈《诗经》的浪漫主义●周生《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不仅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而且也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滥觞。“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概念１８世纪末和１９世纪初才先后出现于欧洲，“五四”前后传入我国。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没有...     

略论词产生的内部原因

词是一种独特的汉语诗歌形式.词的产生,有自己特殊的内部原因.下面,拟从音乐、语言及汉语诗歌形式的发展等方面,历史地对词的形式产生进行一些分析. 首先,我国古代的诗歌,每一种新形式的产生与发展,都往往与民间的歌谣和音乐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诗经》时代的音乐为“雅乐”,雅即夏也,也就是古老而正统的中原音乐.汉以后,由于国家的统一和南北文化的交流,中原的人不再歧视南人为“南蛮(鸟夫)舌之人”了,南方的音乐和北方的音乐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大溶合,于是“清乐”系统逐渐建立起来了,汉魏以后的乐府诗,便是这种新兴音乐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国风──男女风情的世界

国风──男女风情的世界冯耀初《诗经》“国风”这部分诗歌通常叫“风诗”。为什么这部分诗歌叫做“风”特呢？以往有的认为，“风”是“风格”的意思，《诗经》分风、雅、颂三个部分，这是根据音乐风格来划分的，“风、雅、颂”所配的乐调风格不一样。“风”是什么乐调呢...     

汉乐府与清商乐

一、汉代的鼓吹曲与相和歌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五说:“唐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燕乐)。”这里所说的雅乐是指战国以前的古乐,流传下来的歌词即《诗经》。清乐,也称为清商乐,是指汉魏六朝的乐府音乐,流传下来的歌词即当时的乐府诗。燕乐是指隋唐时代以中原音乐为基本,融合边疆地区音乐并吸收中亚等地的音乐而成的新音乐,流传下来的歌词,初期多半是五、七言绝句诗,随后改变为长短句体,当时称为“曲词”或“曲子词”,即唐宋词。这里所说的音乐是指各个历史阶段形成的来自民间的音乐主流,而不包括历代朝廷专用于郊庙祭仪的徒具形式的所谓“雅乐”。     

“音乐与诗歌关系”笔谈【五篇】 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形式的影响

先秦两汉时代 ,是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最为紧密的时代 ,《尚书》中说 :“诗言志 ,歌永言 ,声依永 ,律和声。”可知 ,那时候的诗歌与音乐几乎不分 ,正所谓“诗为乐心 ,声为乐体。”由此而言 ,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形式的影响之大自不待言。但以往我们对这一现象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下面 ,简单讲两点看法。一、音乐对《诗经》、《楚辞》文体形式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里面包括《风》、《雅》、《颂》三大部分。关于《风》、《雅》、《颂》如何分类 ,现存的先秦文献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毛诗序》说 :“《风》 ,风 (讽 )…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诗论”(三)

上海博物馆最近公布了该馆所藏并整理的一批“战国楚竹书”材料。编者称 ,其中有先秦音乐的内容如《孔子诗论》、《诗乐》和几篇未见于《毛诗》的诗篇。今本《诗经》以《国风》、《小雅》、《大雅》和《颂》为序。竹书《孔子诗论》中的序列与此恰相反 ,称为《讼》(颂)、《大夏》(夏、雅通)、《小雅》和《邦风》。《诗论·序》论次也和今本《诗经》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用字和今本《诗经》不同。竹书《孔子诗论》没有今本《诗经》小序“刺”、“美”的内容(《楚竹书·序》)。由此也可窥见传世文献未曾记录的两千多年前的《诗》篇和“孔子诗论”内容。本文结合古文字、古文献的考释 ,作些初步讨论。这里发表的是第三部分     

敦煌歌辞论略

“歌辞”是我国古代一种源于民间的音乐文学,敦煌歌辞亦不例外。我国文学史上出现的新文体大多源于民间,有的和音乐具有密切关系,这是我国诗歌发展的传统特点。“歌辞”乃是自先秦配合雅乐的《诗经》,到汉魏六朝配合清乐的乐府,以至隋唐时代配合燕乐的曲子、大曲的总称。它和说白、散语以及吟辞是有明显区别的。“歌辞”这名称的范围甚为广泛。说白、散语长短无节,并且是不叶韵的;吟辞也无定调,并且是无定韵的;而“歌辞”则要具备体段(即章解)、平仄(即旋律)、叶韵(即节拍)三个条件,并且可以发声歌唱。唐代歌辞有的叫“曲”,有的叫“曲子”,有的叫“杂曲子”,还有的叫“曲子词”,……但所有这些名称,都未免     

楚辞原始诗学价值的重估

对古代诗歌诗学价值及意义的评估,应回到历史的原生状态中,从当时的诗学观念及诗歌发展的层次等方面加以考察、分析。用这种眼光重新审视被后世认为诗学价值极高的楚辞便发现：楚辞不是当时诗学观念上的“诗”,它的本质是巫歌和韵文辞赋;屈原没有文学自觉意义上的诗歌创作意识;楚辞并非《诗经》之后中国诗歌发展必经的阶段,即不是《诗经》后续诗。楚辞“当时还没有产生如《诗经》那样广泛的影响”,在当时的诗学价值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