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北伐目的论析

诸葛亮北伐目的论析李兴斌，温玉川北伐曹魏是诸葛亮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军事活动之一。然而，关于北伐的动机与目的，却迄无定论。传统的观点认为，诸葛亮所以连年动众，屡伐曹魏，其真正的目的是＂以攻为守＂。近年，有的学者又提出，北伐的目的乃是＂蚕食雍凉，广拓境土＂...     

论姜维的是非功过

姜维是蜀汉后期重要政治、军事辅臣,他继承诸葛亮北伐遗志,屡次兴兵北伐,成败功过颇为论者所非。姜维象当年诸葛亮一样,以弱小蜀汉抗衡曹魏,其志可嘉。同时,姜维的“假投降”无损他对蜀汉的尽瘁。     

诸葛亮北伐新探

诸葛亮北伐是三国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课题,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论题.由于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提出了以人谋智计安天下的路线,替刘备规划了三分天下的蓝图,经过十余年的征战,得以实现.诸葛亮被目为智慧的化身,认为他的“权智英略,有逾管晏”.但后来诸葛亮北伐,手握重兵,却未建奇功,在当世就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吴国大鸿胪张俨所作《默记》,在《述佐篇》中就提     

谈马谡与街亭之败

马谡是三国时蜀汉马良的弟弟。《三国志·马良传》称他“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从这里便可以看出他当时被器重到什么地步。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风云际会,前程似锦的人物,崭露头角,却在诸葛亮首次北伐的     

谈“事后诸葛亮”

有一个时期,大家都觉得当一个"事后诸葛亮"是不光采的事,后来我们才晓得,按照毛泽东同志时"实践论"里的道理看来,人们多是"事后"才成为"诸葛亮"的.诸葛亮决不能从娘肚子里一出来就有"神机妙算"的本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都是慢慢地学得来的,而且也免不了要出错(比如失了街亭,就是由于错用了马谡).这就是说,诸葛亮自己,也是一个事后的诸葛亮.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事先的诸葛亮"?有的.不过,从人们认识的过程看,总是要先做"事后诸葛亮",以后才能做"事先的诸葛亮".有了后见之明才能有先见之明."事先的诸葛亮"要从"事     

“诸葛之成规”与蜀汉兴亡

"诸葛之成规"是诸葛亮治理蜀汉的基本政策,也是蜀汉政权得以维持的政治基础。其核心内涵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以士人统领宫中、府中取代宦官、外戚在宫中的地位。"诸葛之成规"既是承接东汉中期以后士人政治理想,也是刘备、诸葛亮反思汉末政治的结果。在诸葛亮、蒋琬、董允、费祎相继离世后,后主逐渐放弃了"诸葛之成规",并以宦官、外戚、东宫旧臣统领蜀汉政权,打破了蜀汉政权得以维持的政治基础,最终导致蜀汉灭亡。     

1927年阎锡山易帜的政治考量

南方国民党掀起北伐后,原属民国北京政府的许多军事实力派通过易帜倒向革命。阎锡山就是此类易帜的典型代表,但阎锡山的易帜是经过较多政治考量的,他意识到保境危机时,就展开多方"亲睦外交",与各方强大势力博弈,直到认定蒋介石是北伐最后的赢家及投向蒋可实现其利益最大化时,才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实现山西既有秩序的平稳过渡。阎锡山易帜的考量除了获取个人利益外,也有追求和平有序政治环境的考虑,进而保证既有政治之稳定和影响。     

从北伐谈诸葛亮将略之失

从北伐谈诸葛亮将略之失张华松就一代伟人诸葛亮将略上的短长，以下四人的评说最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性：（１）诸葛亮说：“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若提鼓，会军门，使百姓喜勇，当与人议之耳。”①（２）司马懿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     

诸葛亮与失荆州——读《三国演义》札记

“失荆州”是《三国演义》中的重要情节之一,也是蜀汉由兴盛转向衰落的关键。占领荆州是诸葛亮战略棋盘上最重要的一着。早在出山以前,诸葛亮就看出了荆州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劝刘备取荆州作为根据地。他在回答刘备问策时就指出,荆州不仅是一方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也是刘备逐鹿中原的根基。守住荆州,则有北伐曹魏、统一中国的可能;失去荆州,只会偏安一隅,束手待毙。因此,荆州的失守,使蜀汉元气为之大伤,统一中国     

析孙中山与陈炯明对国家结构形式的不同选择

从理念上看:孙中山主张"以党治国",陈炯明则赞成"联省自治".从方式上看:孙中山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陈炯明则主张"粤人治粤".从手段上看:孙中山主张武力北伐,统一中国,陈炯明则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谋求统一.从目标上看:孙中山主张实现"民生主义",陈炯明则力图建设"模范省".     

刘勰关于文学史料学的见识

刘勰的《文心雕龙》蕴涵着相当丰富的文学史料学内容。刘勰重视史料,敬佩孔子在史料方面作出的贡献,肯定刘向、刘歆和班固在史料学上取得的重要成绩。他把"真"作为衡量史料的最重要的价值标准。对待阙疑史料,他主张遵循孔子提出的"阙疑"原则。他强调注释史料要避免错误、力求简明。他指出,使用史料,应正确无误,要做到精要,注意选取典型和使用新史料。     

论《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心理特征

西门庆的心理呈现出复杂、矛盾的特征。在将封建的伦理道德、纲常律令踩在脚下的同时,他又不能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羁绊。具体表现在他对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五个方面——家庭、权势、宗教、性和金钱的态度和观念上。他的家庭观念主要表现为他对女性贞节和子嗣的双重心态;在权势心态上自信与自卑交织;他的宗教观是实用主义为中心,更重视金钱的作用和个人的力量;在性领域表现为畸形的占有心理和焦虑、软弱心理并存;在钱财意识上,他贪财但不吝财,对金钱有着不同于传统的新的认识。     

秦代的告诉制度

秦代的告诉制度在种类上可分为公室告和非公室告,自告与告发,以及州告等。秦自商鞅变法以后确立了奖励告奸制度,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官吏周围的人告发官吏,官吏因此受到处罚的,告发之人可承袭原官吏的官爵、田禄。错误告诉的,根据错告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可把错告分为故意错告和过失错告;故意错告为“诬人”,应受刑罚处罚;过失错告为“告不审”,依法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     

《二月》症候的原型阐释

萧涧秋觉得陶岚是可爱的,但他对陶岚就是爱不起来;萧涧秋觉得他不该爱嫂,但他确实强烈地爱上了嫂。萧涧秋患了一种“强迫症”：他内心中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迫使他不爱陶岚而非爱嫂不可。这种强大的力量来源于他的潜意识情结——他童年时期的阿尼玛原型——堂姊。     

葛洪对辞赋的贡献——以《抱朴子外篇》论葛洪的辞赋观

东晋时期的葛洪,虽然首先是一位学者、哲学家,但他对文学也有着多方面的贡献.葛洪对辞赋再度繁荣起到关键性作用.通过其子书《抱朴子外篇》,可以考察他对辞赋的贡献是,理论上,提出了"古质今妍"、今赋远胜于古诗以及"宏邈淫艳"的辞赋观,在陆机和刘勰这两个大理论家中间架上了一座重要的桥梁;创作上,他发展了汉魏以来以赋作论(子书)的艺术手法,使得子书和辞赋的结合更为细密浑圆,而且加快了辞赋的骈文化进程.     

古今之争中的史学家自我救赎——从黄仁宇命运谈起

作为史学家,黄仁宇身份复杂、经历坎坷、思想富有原创性.他的历史著述中充满“申辩”意识,这不仅可以视为是为其本人的生存与荣耀,而且可以看做是为古老中华文明的生存与荣誉申辩.然而他的思与行又充满悖论:一方面深切感受到欧美的强大,大声疾呼中国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却经常与“现代理性文化”格格不入.从黄仁宇这样的典例出发,有助于探讨现代华人史学家在“古与今”和“中与西”的张力之间的紧张思考与探索.     

重评孙权的历史地位

过去治史者对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曹操、刘备、诸葛亮都有很高的评价，惟独对创立吴国的孙权贬抑甚多。但核诸史实，孙权无论就个人德行及创立的历史功绩与对后世的影响而言都丝毫不逊于曹刘，有些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可认定孙权为三国时期最突出的历史人物之一。     

试析柳宗元传记的小说化倾向

柳宗元受先秦史传及唐传奇的影响,融小说笔法于传记创作之中,赋予了传记以小说的韵味;提高了传记创作的艺术手法,改变了传记的写作观念,给我国古典传记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     

唐肃宗时期宰相政治探微

唐肃宗朝的宰相政治具有人数多且更替频繁的显著特点。造成这种特点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肃宗即位前曾遭受权相的政治迫害 ,故即位后便始终抱有防止宰相专权的指导思想 ,并采取了种种限制和削弱相权的措施。而这些措施的实行 ,虽然杜绝了宰相专权 ,但客观上又导致了宰相内部纷争不断、行政效率低下以及宦官专权乱政等新的政治弊端 ,从而给当时“安史之乱”的平定造成了许多不利的影响     

文明冲突论:被揭示的与被遮蔽的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分析21世纪初的全球政治提供了一个简明的框架,但未必如其所言般地准确。因为从亨廷顿的论证来看,在历史学意义上存在着基本的事实与逻辑错误,在国际政治学意义上掩盖了非西方与西方冲突背后的的利益指向和权力结构关系。所谓文明冲突论,特别是把矛头指向中国,是亨廷顿因不能正视西方文明的罪恶污秽面而对非西方文明产生的强迫性冷战意识,是殖民主义心理负担重压下的精神分裂性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