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德国现代化的进程与特点

19世纪,德国进入了以普鲁士为主导的社会现代化,使德国清除了分裂状态,走向统一,德国的现代化的发展开创了一条不同于英法美的独特模式,这种模式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浅谈德国统一与德国现代化

统一和现代化并不是同质的 ,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然而在德国近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统一与现代化有着极为密切的特殊联系。德国的现代化需要民族的统一 ,而现代化的进一步开展又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的统一。统一一方面成为现代化的动因 ,另一方面又为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国内市场、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与保护。德国的统一与德国的现代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促进了双方的共同发展 ,同时也结出了影响 2 0世纪上半叶德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恶果。     

“柏林墙”与德国的分裂和统一

“柏林墙”是美苏“冷战”在战后德国对峙的产物。“柏林墙”建成之后,两个德国相互对立、互不往来,民主德国逐渐放弃了德国统一的旗帜,两个德国的分裂局面进一步加剧。“柏林墙”在1989年11月被推倒,从而带来了德国统一的话题。联邦德国及时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重新提出了德国统一的问题,才导致了两个德国奇迹般地迅速实现了统一,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美苏“冷战”对峙为标志的战后雅尔塔格局。“柏林墙”的建筑和被推翻是战后德国历史乃至欧洲和世界当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柏林墙”与德国的分裂和统一

“柏林墙”是美苏“冷战”在战后德国对峙的产物。“柏林墙”建成之后,两个德国相互对立、互不往来,民主德国逐渐放弃了德国统一的旗帜,两个德国的分裂局面进一步加剧。“柏林墙”在1989年11月被推倒,从而带来了德国统一的话题。联邦德国及时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重新提出了德国统一的问题,才导致了两个德国奇迹般地迅速实现了统一,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美苏“冷战”对峙为标志的战后雅尔塔格局。“柏林墙”的建筑和被推翻是战后德国历史乃至欧洲和世界当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科尔的“德国政策”与“统一外交”析评

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统一,虽然是由诸多历史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但联邦总理科尔无疑扮演了一个＂引导者＂的角色。这位＂富有历史眼光＂的政治家在其执政后审时度势,制定了比较务实的德国政策;他还充分借助了日益缓和的国际局势,积极地开展多边外交,在缓和东西方敌对局势的同时,稳步发展两德关系,增进民族认同感。他尤其能够牢牢抓住民主德国开放＂柏林墙＂这一＂历史机遇＂,凭借联邦德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果断地对民主德国开展统一攻势,以及对四大国尤其是前苏联灵活地推行统一外交,最终促成了德国的再次统一。     

德国现代化进程与威廉时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

德国威廉时代的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处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间的意识形态。它在政治上的登场曾推动了德国现代化的继续前进，克服了德意志地方分裂化，造就了新的民族社会，证实了现代人的潜力与能动性；但它同时又是现代化危机的产物，它用向社会个体介绍身份上的同一性，用一种政治乌托邦的现代许诺，来回答现代化进程及其压力所带来的种种痛苦，它对民族独特优越性的夸张式宣扬，造就了德意志社会强烈的内聚力，并最终成为威廉时代民族集合化的工具     

试论西欧经济一体化对关税同盟理论的影响

战后西欧各类经济一体化组织特别是欧共体的发展 ,对关税同盟理论有着直接的影响。它促使理论界提出了用以判断关税同盟利弊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向效应 ,阐明了贸易条件、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因素在建立关税同盟方面的积极作用。关税同盟理论的发展和形成不仅进一步完善了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内容体系 ,而且反过来证明了西欧经济一体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为世界其它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个麻烦的祖国”——论德意志民族的德国认同危机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代,德意志民族始终被民族认同问题所困扰,德国也被德国人称为一个麻烦的祖国。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德国的发展和稳定的大问题。造成德意志民族的民族/国家认同危机的原因,是由于德国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所致,即德国位于欧洲的所谓中间地带,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德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即德国历史一再遭遇断裂,极不利于民族意识的形成。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德国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全民性的共同归属感的形成再遇障碍。在决定性的19世纪下叶,德意志民族国家终于建立,但是三个德意志民族国家均以失败告终,致使民族意识一再遭受重创。德意志民族的国家—民族认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德国经济与“德国病”

近 2 0多年来 ,德国经济一直在低增长中徘徊 ,这同 50年代和 60年代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美国经济学家将此归因于德国社会福利市场经济的体制 ,并称之为“德国病”。作者同意这一结论 ,并在第一部分进一步分析了其症状 ,认为主要表现在“五高两低”上 :即高福利、高劳动成本、高国债、高税收、高失业和低投资率、低增长。在第二部分作者集中阐述了治愈“德国病”的难度和可能 ,指出关键在于把握好改革和转轨的根本规律 ,冲破德国现有政治、经济体制和社民党自身矛盾的严重制约     

德国东部经济转轨研究综述

近10年来,我国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关于德国东部经济转轨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1.特定历史背景下进行的经济转轨其方式具有独特性;2.如何看待经济转轨的成败;3.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及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借鉴启示作用;4.如何评价德国新政府实行的"新德国模式".     

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海关同盟述略——以基本条款为主线

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海关同盟是顺应俄罗斯联邦因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产生的新生物。从海关同盟的历史进程来看,成员国之间的特殊亲缘关系是促成同盟的重要基础。在组织机构中,作为同盟常设机构的欧亚经济委员会是其主干。同盟运作的法律体系由其具有联邦特色的国际法和国内法构成。     

德国统一以来东部经济转轨与现行经济模式

德国统一后 ,在东部实现了由国家计划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的转轨。东部的经济转轨面临着独特的历史背景 ,实行了独特的转轨方式 ,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东部经济依然存在着与西部经济差距明显 ,失业严重 ,经济秩序混乱等问题。德国新一届政府正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以完善东部的社会经济体制。这是社会市场经济不断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必然过程     

试论德国统一后的转折文学

文章以1989年柏林墙倒塌这一历史转折为背景,分别对德国转折文学的定义、代表作家和作品以及转折文学的主要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同时还简要阐述了转折文学所反映的转折后德国的社会风貌以及转折文学给德国社会生活带来的深远影响。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East German Fertility after Unification: An Update

German unification led to a drastic decline in the East German birthrate. Recent explanations of this phenomena point to theimportance of an adjustment process of the East German patternwith often early births to the West German pattern with fairlylate births. The paper presents an update on previous analyses ofage specific birth rates, as well as a new micro-economic approachbased on individual data. The empirical evidence presented inthis paper supports the view that the sharp reduction in EastGerman fertility is in fact part of an adjustment process towardsWest German fertility patterns.     

援苏抗德与丘吉尔的现实主义外交

二战初期,随着希特勒向西线大举进攻,丘吉尔临危受命,出任英国首相.面对纳粹德国的威胁,他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积极推动英苏合作.苏德战争爆发后,丘吉尔立即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抵抗纳粹德国的侵略.援苏抗德是丘吉尔现实主义外交的代表性例证.     

The Effect of Union Status at First Childbirth on Union Stability: Evidence from Eastern and Western Germany

It is often assumed that cohabitation is much less stable than marriage. If cohabitation becomes more common among parents, children may be increasingly exposed to separation.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the proportion of cohabiting parents relates to their separation behavior. Higher shares of childbearing within cohabitation might reduce the proportion of negatively selected couples among cohabiting parents, which could in turn improve their union stability. This study focuses on parents who were cohabiting when they had their first child. It compares their union stability within a context in which they represent the majority or the minority. The German case is well-suited to this research goal because non-marital childbearing is common in eastern Germany (60 %) but not in western Germany (27 %). The data came from the German Family Panel (pairfam), and include 1,844 married and cohabiting mothers born in 1971–1973 and 1981–1983.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union stability of cohabiting mothers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ir prevalence: survival curves showed that eastern German cohabiting mothers had a greater degree of union stability than their western German counterparts. This difference increased in the event-history model, which accounted for the particular composition of eastern German society, including the relatively low level of religious affiliation among the population. Controlling for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did not change this result. In sum,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ontex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union stability of cohabiting parents.     

德意志封建王权的历史道路

在世界政治史上 ,欧洲封建政治史是一个十分复杂艰深的研究领域。欧洲封建国家多跨越了奴隶制阶段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 ,又因国家体制发展的不充分而实行封土制与封君封臣制 ,封建王权的发展演进比较滞后 ,封建政治割据现象也时有发生 ,这些似乎都构成了与东方特别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不同特征。此外 ,欧洲的各封建国家政治也有着自己的特色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封建政治发展模式 ,这也与中国的情况不同。我国史学界在中西封建政治的比较中常常论及欧洲的情况 ,但实际上 ,我国学者对欧洲的封建政治研究却处于初始阶段 ,既存在着诸多需要填补的学术空白 ,也存在着不少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有鉴于此 ,本刊特约请国内有关的专家学者以“欧洲封建政治史研究”为题进行探讨。这一组笔谈文章 ,从各自的论旨出发 ,论及了国内学术界所不太熟悉的一些问题。这对于推动欧洲封建政治史的研究 ,深化东西方特别是中西封建政治史的比较研究 ,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土家族民间小戏与岁时节日习俗

文章从文化、历史、艺术、心理等视角出发,阐述了土家族节日的种类、聚戏习俗和土家族节日民俗环境对民间小戏的影响,揭示了土家族民间小戏与岁时节日习俗之间的内在联系,即土家族岁时节日习俗对土家族民间小戏的生存和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