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爽、司马懿之争真相考论

正始年间,曹爽与司马懿两位辅政大臣的权力争夺,不仅关乎曹氏、司马氏两姓的兴废,而且关系到儒学世族与寒门势力的升降。故此,两大政治集团都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从表面上看,曹爽为首辅,在斗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但实际上司马懿赢得了世族阶层的广泛支持,根深蒂固。正始五年前,他们都在积蓄力量,斗争处于潜在状态;正始五年后,曹爽在军事上兴师伐蜀,在政治上“变易旧典”,排挤世族,斗争日趋激化。正始末,司马懿发动政变,诛灭曹爽集团,世族阶层由此逐渐全面得势     

论司马懿形象

司马懿是三国时代著名的历史人物,也是《三国演义》中塑造得比较成功的英雄形象。但长期来,在《三国演义》研究中,司马懿是被埋没的。在罗贯中笔下,司马懿不仅是一个胸有谋略、善晓兵机的军事家,同时又有政治家的远大抱负,曹操和诸葛亮都很重视他的谋略才干。他是从魏过渡到晋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在三国舞台上经历了三个时期,虽也经过升沉起落,但最终是他控制了曹魏政权。     

我看司马懿

“司马懿非等闲之辈!”这是孔明对司马懿的评价!大凡读过罗贯中《三国演义》的人都会认为司马懿是个足智多谋,很有主见的军师,也是很少有的几个能与诸葛孔明周旋的人物之一,可与孔明相比则略逊一筹!为什么?因为在诸葛亮设下的空城计面前,司马懿却猜摸不透,不敢攻城,因而错失良机!谬矣!如果你也这么说,我想你只看到了表面,而其实质你却没看懂。其实,仲达此举实为明智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这司马懿一生仕途坎坷,空有智谋却不受器重,只是遭到他人的嫉妒和排挤,若非出了诸葛亮,恐怕也不会有人想到司马懿。若没诸葛亮,这位雄才伟略的军师恐怕…     

论鲁迅作品中的复仇主题

复仇精神是贯穿鲁迅一生的一个命题,鲁迅从幼年时代直至临终前,一直在不断地思索、实践这一命题。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浙东文化对他童年时复仇精神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鲁迅看到了存在于国民精神中的种种弱化复仇精神的消极因素,对这些消极因素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鲁迅所强调的复仇精神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坚决性,认为只有复仇精神与复仇行为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复仇,真正的对于强者的复仇,才取得复仇的真意。鲁迅的复仇,有很强的针对性:对“看客”的复仇、对负义者的负仇、对统治者的复仇。鲁迅的复仇精神与现实紧密相联,他向国民中注入复仇精神以期国民与现实抗争。复仇可以代表鲁迅人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许由此我们能更接近鲁迅。     

镜像说观照下中国文学中复仇女性的本体建构

复仇女性这一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时常出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女性社会地位的不断变化,复仇女性形象也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复仇女性形象由男性来塑造,并未形成自身的主体性,是菲勒斯中心之镜中的虚像。女性拥有言说的权利是复仇女性真实品格建构的开端。女性作者只有坚持与自身、与男性、与世界进行真诚的交流,保持良好的沟通...     

初探中国汉魏的复仇与惩罚

中国古代的复仇可分为三个时期 ,即公开允许时代、限制时代和禁止时代。按照中国古代法制的原则 ,复仇是中国自古流传下来的习惯之一 ,没有严格的时代划分。因为中国是一个重视礼与孝道的国家 ,复仇习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在其存在过程中 ,司法方面也作过强制禁止 ,到唐以后 ,就属于禁止时代。真正在史料中有关禁止复仇的记载是东汉初 :“今人相杀伤 ,虽已伏法 ,而私结怨仇 ,子孙相报 ,后忿深前 ,至于灭尸殓业 ,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 ,犹勉而行之 ,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今宜申明旧令 ,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 ,虽一身逃亡 ,皆徙家…     

《基督山伯爵》复仇主题的人道主义思想解析

《基督山伯爵》复仇主题惩恶扬善,大快人心,基督山伯爵唐代斯的复仇过程同时揭开了人性和社会的阴暗面,他的个人复仇实际上也是对社会的复仇,这使其复仇主题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价值。基督山伯爵最终在复仇中选择的宽恕,这也是对自身人性的救恕,贯穿全篇的人道主义思想让读者体会到了人性的温情。     

试论儒家文化对原始复仇观念的强化

针对在中国古代传统道德领域,复仇这种普遍存在的原始心态尽管与法律有巨大冲突却始终受到人们的尊重和赞扬的情况,分析了复仇和传统儒家文化之间的关系,说明儒家思想对早已存在的原始复仇观念起到了强化的作用,而对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复仇大力赞扬也说明了中国古代复仇文化具有非人性的一面。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危机与应策——论当代复仇现象

复仇作为一种制度随着国家化的进程已经消失了,但作为一种现象在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在现实中还是不断发生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存在复仇现象的阴影,形成巨大的社会和国家危机。从法律角度而言,复仇现象有着复杂的理论基础,不仅对于复仇本身的产生和处理有着意义,对于法律的发展也是意义重大。同时就世界范围内而言,复仇现象有着更为复杂的因素和发展趋势,因此对复仇现象必须全方位多角度采取措施,使其得到有效控制。     

秦汉时期民众的法律意识

秦汉时代,民众对法律知识有着广泛的了解,已经形成了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意识,即便是在复仇风俗的影响下,不少人出于"私义"走上复仇之路,但是在完成复仇行为之后,许多复仇者主动选择就"公法",向官府投案自首,接受国家刑律的制裁;民众熟知许多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法律规定,普遍懂得利用法律手段、诉诸官府来解决纠纷,维护自身利益;与此同时,民众也有较强的法律参与意识,他们通过对执法官吏的毁誉评价、对重大案件的关注论议、集体或个人诣阙告诉、为人"讼冤"等各种途径表达自身对法律的诉求和执法官吏的期待。     

由正史到杂史——伍子胥复仇故事在史传系统中的流变

伍子胥复仇故事由正史到民间传说,由史传文学到戏曲、小说,在不同的文体和文学系统中不断得以演绎和完善。对《左传》、《史记》、《吴越春秋》中伍子胥复仇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形象进行梳理,并结合当时社会盛行的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可勾勒出伍子胥由正史到杂史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流变。这种动态的变化,使人们对伍子胥形象不断有了新的认识,从中也可发现后世优秀文学作品从正史和杂史中受到的启发。     

司马懿艺术形象初探

我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司马懿,是作者罗贯中塑造的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和一个“深明韬略,善晓兵机”的军事家的形象。作者对司马懿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虽不及象对曹操、诸葛亮、关羽等人物那样浓笔重墨,却也表现了较深的艺术功力。     

建安时期清商乐与曹氏家族的艺术实践

清商乐成为建安时期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集中代表,与曹氏家族的大力提倡及其诸多艺术实践直接相关。曹氏家族核心人物(武帝曹操、陈思王曹植、文帝曹丕、明帝曹睿)不仅喜爱清商乐,而且创作了大量"乐为心声"的清商乐作品。他们建造铜雀台,设置清商署,招募大批音乐歌舞人才,全面致力于清商乐歌的唱酬表演,树立君王参与音乐创作及其和乐表演的良好风尚。在乱世英雄时代,清商乐是曹氏家族及其文人士大夫慰藉心灵、抒发情感的一剂良药,并对中国"文人音乐"以及隋唐歌舞燕乐的繁荣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元杂剧匡助复仇的忠义任侠观念

由于血亲观念广为人们认同,血亲复仇也具有不容置疑的执行力,人们尊重血亲复仇者,甚至愿意牺牲自己来帮助和成全他们。因此,在元杂剧中,我们看到很多忠义之士,不惜一切代价为故主复仇;同时,还有诸多侠义之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对弱小的复仇者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实现复仇。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血亲复仇的正义性。     

鲁迅复仇观念的文化根源片论——兼及鲁迅对传统复仇观的继承和改造

鲁迅倡导超越于个体仇怨与小群体的复仇,但不排斥复仇的个体性与情绪性.他坚持弱者复仇基调,所关注的国恨家仇大多具有弱者复仇的基本性质和行为特征.他充分肯定复仇的否定性力量和非正统性质,而不顾及法律禁令.他对于自已有复仇偏好毫不掩饰,对复仇意念每多自矜自诩,砥砺与宣泄报复之渴望.鲁迅极为痛恨那些恩将仇报者,尤其是伪装朋友出现的小人偷袭.如果失却了多维多重富有个性色彩的复仇言论和情绪,鲁迅对于恶势力与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鞭挞,也就不会那么有力.     

复仇的意象

通过结合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及莎士比亚的创作特征,探讨莎士比亚在戏剧中对中世纪流行的复仇故事的重新运用以及不同阐释。以《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奥塞罗》四部戏剧为对象,说明复仇在莎士比亚的笔下所呈现的不同意象,而归于一点,莎士比亚借助复仇所表达的,正是当时社会充满希望和痛苦的人文精神,以及他对那个前进的社会及人们的深切同情与希望。     

曹操的儒学思想及其成因

曹操与儒学思想有着很深的渊源。这不仅体现在他完成霸业的艰辛过程中,很通脱地将儒学的入世功用发挥到淋漓尽致,有一种“为我所用”的气概;而且在他的文章中也展现了他很深厚的儒学素养。这与他自身经历有关,时代环境的因素更不可忽视,同时曹氏集团中众多人才的儒学倾向对曹操也有影响。     

中西方复仇文学主题褒贬倾向比较

古代中国复仇文学的道德化,带来了复仇评判普遍绝对化的倾向。西方文学由于偏重个体价值,复仇观念相对丰富复杂,每每表现一些不全是正义的、有争议的、甚至非正义的复仇。弘扬了正义与反暴的呼声,显示了上帝惩恶的神圣,也使人们愈益看清了复仇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即复仇的负价值。不像中国文学对复仇的非议讳莫如深,对复仇的肯定到了排他性的、不容非议的程度。此与西方思想推重“真”的传统有关,撒旦——魔鬼恶系统作为善的参照,使公理正义更加鲜明突出,正义复仇集中体现为为公理而战。中国传统思想推重“善”,缺少像撒旦这样恶的代表,因“善”较为单纯而充满了“善必胜恶”、“正必胜邪”的应然色彩。这种看复仇为满目辉煌的道德化倾向,影响了对复仇本身及复仇文学主题的思考与批判。     

宋传奇中的复仇女性形象论

宋传奇中塑造的复仇女性形象,感情执着浓烈,复仇行为果决有力,此种精神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宋代理性精神的轨道。然而,偏离是有限度的,女性的复仇,无论是为着爱情、家庭,还是压迫,都没有脱离时代文化意识的束缚,更没有形成与现存制度的对抗。宋传奇作家把她们的行为纳入封建伦理的框架之中进行评价,极力地突出女性复仇的现实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