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的探讨--刑事政策模式研究

根据马克斯·韦伯“理想类型”研究的理论 ,刑事政策可以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模式 ,即国家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社会本位型。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是国家至上理念在惩罚犯罪中的表现形式。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又可分为专制型刑事政策和极权型刑事政策。在国家至上理念的支配下 ,刑事政策构成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在不同形态中呈现出不同的变项 ,表现出不同的结构形态。     

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制度建设问题——基于国家治理转型的分析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属于典型的发展型国家,但它们正经历着由发展型国家转向平衡型国家的转型.国家形态的不同,对制度建设的要求也不同.发展型国家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国家从社会集中并配置资源、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平衡型国家的制度建设转向实现国家、企业、社会和个人之间力量的平衡.     

论税收民生与中国的税法转型

税收是国家解决民生问题的物质保障,不合理的高税收会降低民生发展水平,异化的"税收"则将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危害民生,税收分配不公影响部分群体民生改善.如何尽可能发挥税收促进民生发展的功能,克服税收不公对民生的消极影响?关键是要实行以民生为价值取向的税法转型.这一转型将表现出若干趋势:一是更新税法理念,要从国家本位转变为以人为本;二是税法私法化,要重视和凸现税法这一传统公法所蕴含的私法价值,重塑征税权力--纳税权利之关系;三是税法社会化,要注重税法的社会目的、作用和效果,以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公正;四是要彰显税收程序法的价值,税收程序正义除了要求以正当程序对征税权予以控制以外,还必然要求为纳税人权利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     

财税法教育功能实现的路径探索

财税法治是一个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突破口,而财政和税收涉及每个人基本的财产权和国家财政权的对抗。而要实现财税法治,必须树立全民的财税法治意识和纳税人权益保护观念。这就需要促进财税法教育的全民化和大众化。在坚持不懈地进行财税法教育普及化后,全民的财税法知识普遍增加,做个"守法者"、"监督者"的意识不断增强。本文在厘清依法治国与财税法教育的内在逻辑基础上,深入分析目前我国财税法教育存在的困境及不足,提出充分发挥财税法教育功能的建议,改善依法治税环境,推进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期能最终实现依法治税、依法治国的终极目标。     

论财税法法益的层级类型

法益作为从部门法理上升到一般法理的法学分析方法,虽发端于刑法,但可繁荣于整个法学,同样可用于财税法.财税法法益是财税法保护的对象和利益,其不仅以法益这一工具提炼了财税法的保护对象,充实了正处于草创阶段的财税法基础理论,还明确了财税法所要保护的利益内容,使财税法真正成为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和公共财政权保障法,并优化财税立法、指导财税执法和公正财税司法.基于财税法的法益层次,可将其分为个人法益和集体法益,财税法的个人法益表现为纳税人权利,财税法的集体法益表现为公共财政权,而且个人法益优先于集体法益,公共财政权应为纳税人权利服务.     

投资便利化税收法律制度研究——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背景

投资便利化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重要使命.新形势下促进投资的制度诱因不再是税收优惠,而是整体的税收法制环境建设.一方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要求为税收法律制度的革新提供了“天时”;另一方面,上海自贸试验区亦为税收法律制度的革新提供了先试先行的“地利”.如何通过税收法制环境的建设,从实体税法、程序税法、反避税3个角度为上海自贸试验区创造“低交易成本、高效、公平”的投资环境,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税收法律制度革新的重要议题.     

财税法价值论刍议

我国当前的财税法理论研究和财税立法表现出过强的"规则"色彩,对于财税法价值的提炼很不够。在提炼财税法价值时,应注意界分财税法的价值与财税的价值,关注其价值的多元性和历史性,体现法律的一般价值并回应现实需求。以此逐项作为标准,调节财富分配、规范公共财产、限制政府权力与保护纳税人权利是财税法比较重要的价值。     

对我国税法中确立“疑税从无”原则的思考

“疑税从无”是指对税收征管中的矛盾和疑点保持质疑,该原则具有强烈的客观性,是税收法定主义在实践中的具体演绎,也是税法原则完整性和人权保障价值理念的内在要求.“疑税从无”原则对政府征税权构成制约,使税务机关不能仅依间接资料而推定课税,从而为公民的经济生活和法律行为提供了可预测性和确定性,成为提升税法立法级别的推动力之一.我国税法立法应恪守税收法定的理念,从明确课税要素、在有关税收案件的审判中引入税收判例制度、加大对税收征管行为的司法审查力度和广度等方面确立“疑税从无”原则.     

从税收法定到税收公平:税法原则的演变

税收法定与税收公平都是税法建构的基本原则.从历史和现实的具体语境看,当今世界在税法原则建构上正发生着从税收法定到税收公平的演变,体现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从依法征税到以完制税以及从人民主权到人权的法哲学变迁.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面临着同时构建税收法定和税收公平的双重压力,对税收法定与税收公平都不能偏废,必须通过修改宪法第56条、完善税收立法、建立违完审查制度等措施,同时实现税收法定和税收公平的构建任务.     

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问题与前景

大规模制度变迁改变了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成为转型国家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目标.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转型国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进而影响了转型期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绩效.转型国家的制度结构与治理形态已大致分化为三种典型模式,但强化政府能力建设,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依然是转型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关键.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视角来研究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可以拓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对未来的转型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税者有其权:纳税人权利保护之立法探究

随着我国财税体制的不断完善,为保障纳税人的权利,有必要制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而基于财税法体系的价值转变、利益认同以及制度体系接纳,制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存在现实的可行性基础。制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应当遵循税收法定、税收平等、税收公平的指导思想。“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具有财税基本法的功能,其应涵盖纳税人的税前权利、税中权利和税后权利,具体应当以立法目的、立法原则、基本权利、基本义务、纳税人权利保护机构作为基本的立法构造。     

东西方税法文化在传统与原则上的差异性

我国的财税法研究多以西方的制度和理论作为立论和评论的标准,但中国是一个以家产制为特点的国家,家族制下的税收难以形成理性的财政税收制度。东方人永远保留着东方人的习性,东方税制与西方税制永远存在着差异。西方税法理念是由一系列原则作为支撑的:第一,无代表即无税收原则;第二,税收公平和量能课税原则;第三,纳税人权利保护原则。中国古代专制政治没有产生税收民生,由此无法安排细致合理的税收制度以使纳税人达到平等。这样的原则在东方传统社会则是不可想象的。     

论“依法治税”──从契约论角度看国家分配论之不足

论“依法治税”──从契约论角度看国家分配论之不足宋德安，邢西唯西北大学，陕西财经学院在我国，逃避税收行为已经成为影响财政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健全税收法制，加强执法力度，“依法治税”，从而尽快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税收立法和执法部门...     

“预算国家”与“政府再造”——基于现代国家构建与成长的分析视角

“预算国家”构建是现代国家构建之核心议题,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的现代国家成长理路,集中体现了现代国家理财重心以及治理重心的转移：从以收入领域为中心转移到以支出领域为中心。这一转型不仅从根本上重构了国家财政的收支管理,而且从整体上重塑了现代国家的治理模式,标志着现代国家政府职能的变化和施政理念的发展,而“政府再造”则是这一转型之逻辑起点与现实旨归。     

税收治理现代化：逻辑建构、现实困境与未来取向

税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价值观念、组织体系、制度规则与技术理性,在改造人类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塑造了与之相应的国家形态与治理模式,形塑了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底层逻辑。税收治理现代化在根本上受制于效能逻辑,税收治理效能依赖于税收治理能力,而税收治理能力来源于价值、制度、组织与技术等结构性要素的相互协调。当前,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价值之偏、组织之弊、制度之困、技术之殇等四大难题,破解这一系列难题成为实现税收现代化的关键。未来,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性,妥善解决组织战略、组织激励与组织约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税收治理规则体系,改进和创新税收治理手段,更好发挥技术的驱动作用,以税收“共治”“善治”“法治”和“数治”推动税收治理现代化。     

国际法视域下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模式转型与中国贡献

18个“区域海”的分布确立了海洋生态环境区域治理模式。该模式突破了国家治理维度,在近半个世纪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表现出高度依存性和渗透性,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流露出综合性与复杂性。因此,寻求整体论下的全球治理模式,成为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从理论上来看,新模式以全球共治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和全球公民社会理论为溯源,将“条块”治理转向“系统”治理;从规范上来看,它基于《人类环境宣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法,聚拢了生成条件。在转型时,区域利益让位于全球利益是基本逻辑,从“中心—边缘”走向“去中心”为内部结构,多边主义下的规则建构是法律支撑,从单向指令走向双向互动为合作秩序。作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将在“全球—区域—国家—地方”四级治理体系下,一方面推动“海洋生态环境命运共同体”之构建,探索全球利益关照下的区域利益与国家利益观,另一方面优化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对现有海洋法律体系予以完善,将国家治理融入全球治理,以实现治理共融。     

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的家户与国家——“家户国家”概念的历史反思

中国传统国家形态问题是当今学界研究历久弥新的理论问题。前辈学者以社会的三次大分工为基点,充分挖掘了中国传统国家的家户因素,并将其作为形塑中国传统“家户国家”形态的基础性制度,具有自成一体的理论价值。然而从中国历史的长时段来看,社会分工并非中国产生家户及其制度的理论缘由。在国家及家户的关系上,本文试图指出是国家权力塑造了家户,而非家户形塑出相应的国家形态,中国传统家户组织在宗族世族的包裹下也缺少相应的力量来影响国家形态。而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控制和运行机制,王权主义在事实上起着支撑君主集权政治体系的作用,它以“天盖式的权力体系”全面支配着包括家户在内的中国传统社会,形塑了传统中国的大共同体本位特征。就此而言,中国传统的国家形态应是王权主义国家。     

中国财政国家转型:走向税收国家?

经济改革以来,中国整体上开始从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型。但是,中国仍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税收国家,它同时还保留了自产国家的遗产并具有租金国家的特征。这使得现阶段国家对社会的依赖程度比较小,国家的自主性相对较高。不过,在未来,中国将继续向税收国家转型,但仍会保留自产国家的特征。这将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跨越式发展新探

跨越式发展作为后发国家文明形态的演进方式既不同于先发国家的渐序式发展,也不同于加速性发展、跳跃式发展;它是以文明形态的转型和世界普遍交往为前提的跨形态混合发展.其本质就在于高形态与低形态的双向互动,这种双向互动既表现在国际层面,又表现在国内层面.它具有双重性、过渡性、赶超性和开放性的基本特征.     

我国税法走向债权法的必然及路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税收立法、执法与司法领域各自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基本形成了规范税收事项的法律体系以及相应的执法、司法制度,但是在税收法定主义、纳税人权利保护等方面依然存着很大不足,没有真正确立纳税人与国家的公法之债关系,这也阻碍着税法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具备完善的纳税人权利保护制度,真正确立税收法定主义,建立完备税收执法制度,建立纳税人诉讼制度,才能促进我国税法向债权法的进一步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