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本与历史之间——重读《西游记》

本文是对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的尝试。在西方批评界盛行一时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和文化批评都是相当有效的文本阅读方式。本文试图将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并加以改造,以构成一种适合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与叙事文本特点的新的阅读方式。这里即以《西游记》为例,从文本分析入手,进而进入文化语境分析,最后再重新回到对文本的解读。通过这种“循环阅读”,发现了《西游记》的文本意义网络与文化语境中的意义生成模式之间的同构关系,从而揭示出《西游记》文本世界背后隐含的深层文化意蕴     

古代士人的阶层想象及其悖论——基于"回煞"俗信的考察

回煞俗信集中体现出对逝去亲属的恐惧与排斥,冲击了中国古代士人所持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基于智性与道德的优越感,士人群体有意以"俗"界定回煞及其相关人群,试图将自身置于"俗"对岸的理想世界,从中获得区别于庸众、独立高级的身份维度。士人以儒家品格矫正"俗"世界的使命性作为,主要表现为话语批评与躬行示范两种模式。而士人心态与行为的焦虑和分裂,证明其对"俗"阶层的表述与规训终归是一种话语想象的产物。回煞俗信为认识和揭示古代士人的多维思想世界提供了别具价值的角度。     

理解性阅读--中国哲学的解释方法

莫卡德的“反方法论的”方法诉诸“人格”。他对不进行解释的阅读方法的强调加强了汉学天生具有的错误倾向。对他来讲,解释的方法并不是用以证明什么是正确的,而是让人向一种典范性的人格转变,这种人格有一种特别的权威,可以宣布什么是正确的。而正确的解释来自不同文化的文本的方法,应该是探寻其特定语境中的语言使用的规范,由于这些规范我们才能在解释中尽量少犯错误。     

士人成为中国古代舆情主体的原因探析

中国古代舆情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士人主体,连结天、君、民之间的士人发挥着整合民意、参政议政的主体角色。形成这一独特政治现象的原因不仅有士人阶层的兴起、士人来源于民的天然联系,还有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以及谏诤与科举制度为士人参政提供的制度化途径。     

现代传播与《女神》的出场及其经典化

《女神》的出场及其经典化是现代多重话语和传播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文本、媒体与读者的互动、互涉过程中,《女神》不仅确立起在中国新诗坛的合法地位,而且在特定历史文化阅读、阐释下,逐步建立起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歌的价值理想与审美规范。     

背景语境与文本理解

本文分析了包括文化语境、历史语境及其它诸多知识在内的背景语境在制约原文的意义和文本理解过程中所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并据此指出一些根据不同背景语境进行文本理解的方法.     

《骆驼祥子》与《约伯记》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对《骆驼祥子》和《约伯记》这两份经典文本进行比较分析,认为:生发于中国近现代文化文学传统的《骆驼祥子》,和从西方基督教———《圣经》思想文化文学传统衍生出来的《约伯记》,它们立足于各自的历史语境,都对“个人”的境遇及其归宿进行了探索,对“个人”观念的确立与意义作出了强有力的质询和反思。然而,它们各自的“个人”话语模式在出发点、指向和言路等方面却迥然不同,体现了中西文化中“个人”观念的巨大差异。作者力图探讨这种差异的原因,并试图从中获得启示。     

“干禄不为贪”——对两汉士大夫官僚食禄心态与取向的宏观考察

秦汉社会转型变局下,士人群体传统食禄模式遭遇困境与冲突,两汉士大夫官僚为此作出因应与调整,形成新的食禄心态与取向.这一食禄心态的表现包括:“仕不为禄”“禄不为己”及多分俸之举等.这些倾向的发生,既源自士人们从先秦时代开始形成的对任何形式的“受财”均保持警惕的传统,受到儒家“义利对立观”的直接作用,同时也离不开道家与周易思想的长期濡染,并且有可能受到了两汉豪放尚侠社会风气的影响.但“干禄不为贪”口号的提出,从本质上看,或是两汉士人阶层面对经济地位已然不独立的不利状况,努力保持对禄食的最小依赖,重新寻回理论与精神平衡的独特应对之道.     

个性解读,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灵魂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强调:“阅读是一种个性化行为,是作者、教师、学生以及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钻研文本,开展个性解读是践行“以人为本”理念,是学生主体地位的体现,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因此,只有切实开展个性化的解读才能充分体现儿童的个性。     

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构成与意义诠释

对古典小说作出诠释,是实现其意义的重要途径。小说的文本构成对意义的诠释有着客观规定性,对小说的文本构成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受到已有故事的限定,这些故事本身具有时代的特定意义。在最终由某位文人写定时,其对故事的选择、补充和完善又进而规定了文本的意义。因此,在对百回本《水浒传》的意义作出诠释时,必须注意两点:一、文本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文本构成的整体性;二、文本构成对其意义的客观规定性。只有考虑到文本构成与意义之间的内在关联,才能对其意义作出合乎实际的诠释。     

由狭义、广义文化观到新文化观——兼论文化观与唯物史观的关系

由狭义和广义文化观到新文化观 ,不仅是对文化认识的深入 ,更是对人自身认识的深化。文化是人最深层的生存方式 ,它是对人与对象之间矛盾关系的反映和解决 ,也是对人类心灵深处永恒矛盾的反映和解决。特定的话语产生于特定的语境 ,语境的变化必然引起话语的变化 ,基于新文化观上的文化哲学是对传统唯物史观的丰富与发展。当把人、实践、文化三者理解为一体时 ,文化观也就是唯物史观。     

全球化语境下地方性知识的跨文化传播──以甘肃地域文化术语翻译为例

本文引入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视角和文化阐释理论,结合甘肃地域文化术语翻译中的有关案例,探讨了全球化语境下地方性知识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研究表明:地方性知识的生成具有特定的文化情境性。通过借助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情感诉求、文化认同、审美意识等文化符号在该情境话语体系中得到理解和识别。与此同时,这种地方性知识并不是静态实体,具有文化传播、表达自我的内在属性和文化特质。由于不同的地方性知识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性,因而在不同地方性知识进行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去观察、阐释才能获得对丰富异质因子的有效理解,从而实现不同地方性知识之间的跨文化传播。     

文化的语境与渊源——文化概念解读之一

文化概念在西方学术界始终是一个疑难，因为文化是一个“多话语”的概念，其意义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每一条文化定义都是有具体语境的，因此只能从跨学科的角度，从其语境和渊源来对文化概念进行解读     

关于经典诠释及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一些省察

文章旨在对经典诠释及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作一深入反思,其主要省思对象为当代新儒学及与之相关的中国经典诠释与哲学系统研究.文章首先指出,"古典话语"、"现代生活话语"、"现代学术话语"之间应有一恰当的融通与转化,并因而检讨了格义与逆格义等问题;其次就"话语诠释权"和"文化主体性"等相关问题进行检讨,厘清"权力"与"知识"的复杂关系;进而着手一种"文化型态学"的工作:依"天人"、"物我"、"人己"诸向度对比了"存有的连续观"与"存有的断裂观",并进一步对比"存在与思维的一致性"及"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指出当前中国哲学诠释所涉及的问题及其解消之道.正因有"文化形态学"上的宏观对比,我们在中国哲学研究上才能对古典的话语进行恰当的诠释,进而从事融通、转化和创造的工作.惟其如此,中国哲学研究才能不仅仅止于"史"的研究,还可以是"论"的创建.当然,从"道、意、象、构、言"这五个诠释层级看,中国哲学有着诠释学上的循环,也正是因此循环而有新的转化与创造的可能性.     

笔谈：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西部文学 文化习语与西部文学

在全球化语境中言说中国西部文学 ,是时代提示的一个难以回避的重要话题 ,这个话题显然具有文化母题的性质 ,可以分蘖出许多有意义的子命题。而从文化习语的角度来考察西部文学 ,就是其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命题。不过应该说明的是 ,这里所说的“文化习语”是与文化失语、文化得语、文化误读、文化碰撞与文化磨合等概念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 ,意在专指对外来文化话语的自觉学习和运用 ,而不是泛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习惯用语。比如“全球化”(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这一话语本身 ,就是这种文化习语的结果。而作为使用率仍在增高的一个语词…     

董仲舒“独尊儒术”背后的话语陷阱——儒家公共话语建构的可能进路

董仲舒大一统宇宙论的建构和君道理论的完善,标志着儒家政治哲学的成熟;围绕权力的来源、运行、制约,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然而家国同构、伦理与政治高度重合的集权政体中,政治话语实际上成为公共话语的主要内容。“儒学”经过政治话语的表达沦为“儒术”,理论层面的“君权天授”最终导向现实中的“独尊儒术”。近代以来,随着宗法制度的解体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儒家思想重新参与公共话语建构,获得了新的平台与机会。儒家道德伦理在公域、私域之间的密切关联,对解决当代不同话语体系对立所造成的困境,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与优势。立足心性修养与仁善伦理,提供具有本土意义的人文语境和经验智慧,才能塑造真正关怀人的文明话语和生活话语。     

公共性、理性与阐释学的相关问题

<正>张江教授试图走出西方阐释学的思维路径和话语方式,在对中国古代"阐""诠"的语义分析中提出了当代有中国本土文化语境支撑的关于阐释的基本原理,即阐释是公共的、阐释是理性的。从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西方阐释学的努力就在于如何让对文本的误读获得合理性与合法性,以误读的不可避免性和客观存在性和解文本与释者无法调和的对立。所谓阐释的主体间性正是在这期间生成的。寻找误读的必然性、合理性成为西方阐释学的基本理论路径和思     

论宋初百年台谏制度建设与士人气节及诗格变迁之关系

宋初百年台谏制度的建立与不断完善,对士人的文化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表现在此期诗格变迁的发展历程中。台谏制度对士人气节和士人文化风尚产生作用,是通过台谏人物的进谏主张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行而得以实施的。北宋诗格在五代备极萧衰之后呈现出勃起高涨的局面。此期士人特别关注文、道关系等历史现象,都与台谏制度影响下的士人文化心态密切相关。     

中国现当代诗歌中的“北京形象”迁移——从文化符号到地理坐标

诗学文本中城市形象的迁移所具备的话语潜能,不仅能够开发出地域美学的建构意图,也关系着文化权力结构的修改过程。通过梳理中国新诗的发展线索发现,“北京”从各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中脱身而出的诗学形象,与新诗发育中的阶段性特征形成了奇妙的互文。“北京形象”在新诗中经历了三次明显的迁移：一是作为隐喻符号,从强调“文化”滑向对“国家、乡土”的强调;二是作为意识形象,从被附加“大语境”转为现代文化的“内核引领者”;三是在视觉文化的影响下,表现出由视觉景观向自然景观的还原。“北京形象”的审美迁移话题背后,关联着这座城市在不同历史阶段如何进行自我安放等诸话题。     

中国古代伤悼文学的三大模式——悼祭文学主题片论

中国古代伤悼文学的三大模式悼祭文学主题片论王立在中国古代悼祭文学主题中，由于丧悼文化及相关习俗制约下的伤悼心态的稳定性，这一生日常情感在抒发表现上也有着惊人的惯常性模式特征。这里，仅择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三大模式，以期揭示出这一特定文学主题的某些审美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