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对联的启迪

清朝末年,嘉应(今广东梅州)才女叶碧华,与翰林李载熙之子李舫蓉结为夫妻,两人感情甚好。叶早年患了不治之症,不幸早逝,留下一个幼子。临终前,她给丈夫、儿子写了一副对联。联曰:     

愿“康平”之举盛行

最近连云港市康平实业总公司康平精品城即将开业之际,总经理陈宽友得知灌云县鲁河乡10岁儿童卜玉萍因母亲长年有病,花     

追忆我与国民党高级将领陶广的一段“书缘”

在腥风血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岁月。我曾与国民党高级将领陶广有过一段书缘。     

徐悲鸿与边疆青年的“翰墨缘”

云南保山赵国亚先生收藏着徐悲鸿、齐白石、郭沫若、刘海粟、潘天寿、吴作人等数十家的字画真迹。其中,令人瞩目的是一本名流先辈的书信集册,收贴了徐悲鸿1942年至逝世前给赵国亚先生的书信十二封,字好辞挚,颇为感人。生色之处还在于,此书信集又有张仃、李苦禅、吴作人、范曾、王个移、肖淑芳等名家的题词,更显得芳菲卓尔,馨香四溢。     

“缘情”的文学理论与《庄子》

把“缘情”的文学理论与《庄子》联系起来,这似乎有点不伦不类。因为《庄子》要人们绝情去欲。为了达到体道的“至乐”境界,它认为恶、欲、喜、怒、哀、乐等人的情感为“德”之大累,而主张“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心斋”、“坐忘”,以达到一种不动心的“无己”境界。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大玩笑,我国“缘情”理论从陆机提出到钟嵘使之成熟,却正     

记加拿大“第一民族”—印第安人

1980年趁赴加拿大讲学之便,于暑期间隙曾到萨斯喀彻温省北部印第安人地区作过三次旅行,走访了几个印第安人保留地(Resenve)。八月下旬,在北贝特弗德附近的一个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家庭中住了一周,睡在他们传统的帐蓬“提皮”(Tipi)内,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八月中旬,应邀参加了在阿尔伯塔省首府加里格里城召开的“全国印第安人同志会”第十一届年会,会见了不少印第安人领袖、群众代表和研究印第安问题的学者。在同他们座谈讨     

“圆”与“缘”——走向21世纪的管理艺术

未来企业与管理哲学,都将以人为中心。打个比方说,新的管理形式,将由一个圆形小团队,结合成网状组织构架,形成以良好的人际关系为纽带的管理系统。用最简练的两个字来概括这种管理艺术,就是“圆”与“缘”。 对于企业界的专业经理人或知识工作者,应如何掌握时机,迈向新世纪?这是非常重要的课题。由于知识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人脑是存取知识最惊人的资料库,因此未来的企业将会以人为中心,管理的哲学也将更围绕着人性,着重于个人潜能的发     

阿伯拉尔的“唯情”论与陆机的“缘情”说

没有感情,便没有诗,便没有文学。感情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重要特征。较早明确认识到诗(文学)的这一特征的,在中国美学史上,当推陆机,在西方美学史上,当推阿伯拉尔。阿伯拉尔(Abelardus,1079—1142年)是中世纪最有名的法国经院学者,出身于名门望族,后来自愿放弃父亲的遗产,投身经院,从事专门的哲学研究。阿伯拉尔生活的年代,欧洲封建社会已经历了六百年的历史,神学权威已牢固地树立起来。而他的哲学著作《神学引论》、《辩证法》、《哲学对话集》、《是与非》等,却充满了反叛神学权威的自由精神,遂招致宗教狂的迫害,被宣布为“异端”。阿伯拉尔本人则被迫四处流浪,过着极不安稳的生活。     

我与《学术月刊》的“学术缘”

20世纪50年代,我与《学术月刊》的交往,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段重要经历,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说起来十分惭愧,我读大学是学机械工程的,后来搞历史是半路出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成分。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南方某城工作,因患病误诊而动了大手术,与死神擦肩而过,几乎送命。后又久治不愈,便回到家乡威海作长期休养。我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读书。上初中二年级时,教国文的姜辑五老师是一位饱学之士,每周讲两堂“国学概论”,引起了我对历史古籍的兴趣。以后,历史书籍成了我的主要课外读物。记得大学四年,尽管工科的课程很忙…     

“五缘”文化与世界华商经济网络

世界经济世界化、一体化和区域化、集团化相反相成双重导向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便是“地球村”概念的兴起与“寻根意愿”两股思潮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里交互影响现象的发生。华人的环球化是历史事实，但现在全世界的华人又都面临着“既实现现代化，又不迷失自己”的共同问题。如何从文化与经济的联姻互动关系上，总结华人成功的历史经验以为借鉴，探寻其发展趋势，这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也有实际意义。（一）依靠网络支撑，依靠网络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外华人在经济、科技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海外华人的经济实力，尽管…     

冷战后的世界与中亚——驳亨廷顿教授的“文明模式”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标志着一个时代——以美苏对峙为特征的冷战时代的最终结束。尽管有巴以和解,柬埔寨和南非新政府成立,但世界仍不平静。海湾战争、波黑和高加索的战火、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边界的武装冲突,北非到中东的暴力事件,说明冷战后世界和平并未降临。面对冷战后的世界,西方政治家、观察家、学者,或演说、或谈话、或著文,各陈己见。哈佛大学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亨廷顿教授在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上著文《文明的冲突》,精心构筑了所谓的“文明模式”,因极富学术理论色彩而尤为西方传媒注目。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而是文明间的差异。因为:1、文明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其间的冲突也是决定性的;2、宗教是“文明模式”的核心因素;3、文明间的断层线是今后危机和冲突的爆发点。亨廷顿危言耸听地宣布:“下一次世界大战,如果发生的话,将是文明间的战争。” 然而亨廷顿的“文明模式”,并非严肃科学研究成果,表现在对历史的无知和现状的歪曲。世界上许多学者立即著文批驳,比如,中国学者穆立立的《文明的分解、民族进程和     

论“诗缘情”说

我国古代文论发展至魏晋时期,有一个与传统的“诗言志”说相对的文学新论——“诗缘情”说崛起,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西晋太康作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 自从“诗缘情”说提出之后,丈坛上发生了关于情与志、“言志”与“缘情”的长期争论,各说不一。有的论者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绝然对立,不可调和;有的论者恰好相反,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本是一个东西,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     

“鲁迅风”与“后鲁迅风”

解放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在鲁迅影响下的杂文随笔,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传统的“鲁迅风”杂文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特征,就“异”而言,“鲁迅风”杂文属于严格意义上自觉性的文学流派,而前者则是一个松散的并无自觉性的文学流派,因此,可以冠名为“后鲁迅风”杂文随笔。“鲁迅风”与“后鲁迅风”,虽一字之差,却不能混淆,两者共有之“鲁迅风”,昭显其同,而独有之“后”,则甄别其异。     

“二元论”与“后批评”

在当今思想文化语境里,同形而上学形影相随的"二元论"观念早已声名狼籍,但这其实并没有道理。二元论与多元论的亲近关系不仅对于人文话语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当代批评理论的建设工作尤其不能被轻视。它不仅为尼采生命美学的建构提供过思想资源,同样也为现代结构主义诗学的崛起作出过贡献。因而对这一观念的研究应该受到当代思想家们的重视。     

葛洪的“玄”“道”与“一”不是一回事

一些哲学史的论著在论述代表葛洪哲学思想的“玄”、“道”、“一”的概念时,将“玄”“道”与“一”相等同,笔者对此持不同看法。笔者认为,葛洪的“玄”“道”与“一”虽然有一定的联系,却不是一回事。葛洪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神仙学家和官方道教理论的奠基者,他的道教理论包括他的哲学思想,具有与前人不同的特点。本文试图通过对葛洪“玄”、“道”、“一”概念的比较,将三者放入葛洪整个神仙道教体系中加以考察,以阐明三者的异同,进而论述葛洪宗教哲学思想的本质特色。若有错误,祈请各位专家指教。     

从“缘事”到“缘情”——论“三曹”对《诗经》宴饮诗的发展

从《诗经》开始,宴饮诗在中国诗坛上就占有一席之地。宴饮诗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社会上君臣亲朋之间宴饮风气盛行的结果,而且与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宴饮诗在其发展历程中,于汉魏之际有一巨大的转折,即由“缘事”到“缘情”,这一转折,可以“三曹”的宴飨之作为代表。本文即探讨“三曹”对《诗经》宴饮诗的发展。     

“言”与“思”—关于媒体方式与文艺话语关系的一种解读

本文从言与思的关系角度考察当代媒体方式对于文艺的影响 ,以及这种影响在文艺问题上的重要意义。文章结构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 ,从中国古籍中考察言与思的一般关系 ,是对于所提出问题的溯源式研究 ;第二 ,西方论著中关于言与思一般关系的论述 ,作为对于第一点的补充 ,并且以此作为过渡到媒体问题的理论铺垫 ;第三 ,媒体方式与文艺话语关系 ,对于当代媒体尤其电子媒体在文艺研究领域的重要价值进行一些清理。总之 ,当代文艺话语既是以媒体作为传达工具 ,也是以媒体作为铸造内容 ,以及进行思考的对象。     

再论“诗缘情”说

拙文《论“诗缘情”说》(见《云南社会科学》85.5期)在谈到我国古代文论中“诗缘情”这一重要学说的形成过程时。曾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不自觉、半自觉和自觉的阶段,论述了前两个阶段中缘情说的酝酿情况。这篇小文讨论第三个阶段:魏晋时期,缘情达于自觉,即缘情说理论产生的阶段。 鲁迅先生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再谈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关市令》之“副白”与“案记”

本文结合唐宋文献与新近发现之吐鲁番文书,提出"录白"不仅仅是日令所有的概念,在唐宋时代也是广泛行用,其含义即是对正式文书的录副,而《天圣令》中所出现的"副白"与日令之"录白"义同。至于"案记"则是相关部门在文书行政过程中所作出的登记在案的记录,而新出吐鲁番文书中《唐天宝十载交河郡客使文卷》即可视为客馆"案记"之后所形成的文书。     

在五缘网络中的文化认同与经济发展——“五缘文化与对外开放”学术讨论会述要

自198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林其锬研究员正式提出“五缘(亲缘、地缘、神缘、物缘、业缘)文化”说后,经过六、七年的研究之推动与酝酿,1995年12月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与上海华夏文化旅游区开发公司共建了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王元化、邓旭初、张仲礼、朱荣林、徐中玉等上海与北京、福建的学术文化界的名流、学者以及有关方面人士百余人参加了成立大会暨“五缘文化与对外开放”学术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