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学术论文的“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著录”

《社科期刊撰稿与编辑规范十二讲》是本好书 ,但其“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著录”一讲中有个别提法需要推敲     

贯彻实施“分类法”与“规范”做好高校档案管理工作

《高等学校档案实体分类法》与《高等学校工作规范》是高校档案管理工作的标准、规范、依据。它适合高校 的特点,是科学、实用的档案实体分类法,为高校档案工作的科学管理,促进整体业务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实施“分类法”与“规范”。统一了高校档案的实体分类,推动了高校档案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 便于档案的提供利用。认真贯彻实施“分类法”与“规范”必将推动高校档案事业的不断发展。     

“欲望”与“禁忌”: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思春”叙事

"思春"叙事是中国现代女性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方式,她们往往不像男性作家那样消弭了自我而去追随革命,相反,她们多以一种完全有悖于男性想象的心灵独语,十分隐晦地讲述女性对于情爱问题的矛盾心态:既渴望爱情的归宿又惧怕男性的伤害,既有本能欲望的冲动又有理性节制的掌控,她们正是通过文学艺术这种含蓄达意的表现方式,向社会展示了一种为男权话语所忽视了的精神世界。     

人文关怀辨正之三：“有人学说”与“无人学说”的统一

现代西方哲学所谓的"人文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划分容易给人造成人文主义与自然科学是两码事的错觉,而学界对自然科学是否具有人文关怀也颇有争议。其实,人文关怀是"有人学说"与"无人学说"相统一的关怀。"人文学说"与"人文科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当自然科学为各种社会学说所左右时,就会产生人文失调或人文危机。     

“揠苗助长”与“拔苗助长”

"揠苗助长"源于<孟子·公孙丑>.说宋国有个人,嫌禾苗长得慢,就一棵棵往上拔,最后禾苗都死了.<现代汉语词典>:"[揠苗助长]…也说拔苗助长."但现代生活中常常只用"拔苗助长",这是为何?其原因大约有:     

CAJ-CD引文标注规范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注释”方式是从论文写作与读者阅读的方便着眼的,而将引文出处交待从“注释”中分离出来,单列为“参考文献”置于文后的方式则是从建立引文数据库着眼的。由于着眼点的这样一种分野,CAJ-CD规范的引文标注规范在局部给写作(包括阅读)带来了不便。     

影视史料与历史学“非在场”书写

现代信息技术催生了以"影"与"视"为核心内容的影视史料,对传统史料既是充实,也是冲击。史学研究、历史书写者同时面临不断递增的新样态史料,急需建构新的援引规范。无疑,影视史料的种类、数量与日俱增,为历史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动的"资料。但"影视史料"对传统史料尚未构成颠覆性影响,历史学家、历史书写者依然会游走于传统史料和影视史料之间,"非在场"身份定位亦不可能发生改变。为历史书写很大程度上为书写者"非在场"的书写。     

“秩序”与“意义”视域中的毛泽东哲学——以“人民民主”为内核的世界哲学合理形态

什么是"毛泽东哲学",如何给"毛泽东哲学"命名是研究和阐发毛泽东哲学的关键,但"毛泽东哲学"的命名和统摄毛泽东哲学的核心范畴的获得,却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走出这一困境的关键,是从哲学史实际和人类共同面临的社会失序与意义失落这一根本问题出发,在"秩序"建构和"意义"形塑的哲学观视域中来命名"毛泽东哲学"和把握其合理内核。毛泽东哲学的贡献和意义恰恰在于成功解答了中国社会秩序问题和人民的生存、生活意义问题,重建了中国社会治理秩序和生活意义世界,而这个秩序和意义的世界又正是以"人民民主"为合理内核和总体性范畴来建构和统领的。以"人民民主"为内核建构的现代社会"秩序"与"意义"的毛泽东哲学,也因此而具有世界意义,与现代世界哲学形成有效对话,成为合理的世界哲学理论形态。     

刑法视野中的“大义灭亲”

一、“大义灭亲”规范论“大义灭亲”行为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但自规范法学的角度来看,其也是一种法律现象。而把一种法律现象加以规范的概括则有利于构建法律体系和深化理论研究。我国现行刑法典关于“大义灭亲”尚未付诸规范形式。刑法无明确规定,是否有必要予以研究呢?不同的法学流派有不同的认识。纯粹法学的代表人物凯尔森坚持纯粹的、摆脱所有宗教、自然科学、伦理学、社会和政治特征的法律学说。他认为法学研究的任务和立足点并不在于评价其价值、意义,而只是认识现存的实证法,即以法律规范形式存在的法方有研究的必要。那么,…     

鲁迅论“阔”与阿Q“革命”

“阔”是鲁迅小说及杂文中经常使用,出现频率很高的属于鲁迅的“个人话语”,是被赋予独特而深刻的文化隐喻和价值象征内涵的语码符号,是对他“眼中所见”的从来如此”的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与“中国的人生”的历史文化“原型”的发见与概括。而“阔”正是建构阿Q性格系统的灵敏之眼,它主宰和决定着阿Q“革命”的原因及其性质,其典型意义在于呈现传统文化历史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型”。     

关于“传统”与“现代”的思考

“传统”与“现代”是两个对立的名词．“传统”意味着“旧”，“现代”意味着“新”，但它们又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传统”是“现代”的昨天，是它的历史，是过去的生活和思想形态，是已成的制度与规范。“现代”是从传统中诞生的。没有昨天就没有今天，没有“传统”就不会有“现代”．但是“现代”不是“传统”的原版复制，而是它的演变，甚至是对它的背叛。我们知道，历史的不断发展与变化，促成了新生事物的不断出现和新问题的相继发生，新的层面也不断的开发出来，已有的制度与规范很难解决这些问题。于是，新…     

论“王道”与“王制”——从传统“王道”思维中走出来

"王道"是王权体系下的一种政治理想,对现实的王虽有某种批判意义,但又寄希望于王,其核心是王制:越是张扬王道,就越肯定王制;越是把王道作为一种理论追求,那么所谓的"道"就越依附于王,两者可谓相反相成。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王道"属于古代的一种政治思维,是一种历史的形态,与现代政治思维不在一个层面上。"王道"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很稳定的思维方式,影响至深。如何从传统"王道"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这既要改变产生"王"、"道"互相论证的社会结构,又要有新的思维方式取代传统的思维方式。     

“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以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革命话语为中心

在我们当下这个所谓的"后革命时代",革命是被如何理解和叙述的,以及这样的理解和叙述方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构成了探究"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复杂关系的前提。"八十年代"普遍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革命及其叙事因此遭遇质疑,这一"后革命氛围"构成了"革命重述"原动力。"革命重述"不仅是新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而且成为摆脱革命叙事"路径依赖"的必然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理解和叙述革命的三重分裂,它们一方面是杂糅并存的,一方面也包含一个大致的历史演进,而之所以如此者,则又跟革命重述的混杂主体密切相关。"八十年代"的"革命重述"因而隐含了多重话语竞争。这复杂性虽为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论述和消费主义遮蔽,以至"革命的阴暗面"不断重复,但其间却仍不乏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关怀的深度介入。     

余华的“转型”与“祖先”哲学

就余华“转型”后的生存哲学而言,与其说余华是向“父辈”的认同,不如说是向“祖辈”的回归。《祖先》以其独特的“子辈一父辈一祖辈”的三重结构表达了余华“否定欲望”的“祖先”哲学,这种哲学渗透在其“转型”后的小说中。余华对现代欲望社会的忧虑与本雅明对现代性的思考是相似的。     

“寻根”作家的认同焦虑与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作为一种后发植入型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始终伴随着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意识。这种困境意识在“寻根”作家那里表现为一种认同焦虑。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大幅渗透,他们试图寻找“传统”作为立身根基,但对“传统”的发现却又必须借助现代性知识的透镜。以民族志的形式回归“本土”“传统”是其显在的叙事鹄的,借助现代艺术手法走向‘世界”却是其最终目标。二者之间的悖论,恰是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的叙：事表征,也是“寻根”作家在现代性语境中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现代”的牢笼与文学史的建构——关于“民国文学史”的若干思考

"现代"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犹如紧箍咒。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与研究的根本悖论在于:研究对象范围的不断拓展、扩容对"现代"牢笼形成了冲击和挣脱,但研究者又不得不以"现代"之名对扩容对象进行重新阐释与收编。而近几年热议的民国文学(史)概念,特别是从大文学史重构角度倡导的民国文学史,使得超越这种悖论的文学史建构成为可能。     

“权力寻租”与“制度反腐”

一、“权力寻租”与腐败“权力寻租”理论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经济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它的倡导者是卜布坎南G·缨尔达尔和A·克鲁格等人。在传统的李嘉图学派的经济租金概念中,租金是永远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是诱使这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所必需最小值的额外收益。这里说的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是指无论商品价格如何上涨,供给都无法增加的这种生产要素。如土地这种生产要素,它不是一般商品,是有限的、不能再生的自然资源;那么凭借对土地的垄断,就能够得到因涨价而造成的那部分差价收人,即地租。在现代经济学的寻…     

对“规范”与“创新”关系的思考

广州年鉴社阳晓儒《对“规范”与“创新”关系的思考》一文,围 绕创新是硬道理,规范是硬要求,要承认规范与创新之间存在矛盾, 要相信规范与创新能够取得双赢,不创新或推迟创新不等于规范,在 规范中创新、以创新促规范等6个方面,论述了规范与创新之间的辩 证关系。     

制度伦理与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

制度伦理是对特定社会正式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中蕴含的一系列价值目标、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等的总称,是一种隶属于制度的道德本体论规定。这里所谓的制度,首先指涉一组互为关联的规则和规范体系,其次指涉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制度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委身于一定的规则规范与社会结构之内,并永远颉颃在权力规范与伦理智慧之间;不仅如此,政治共同体内部伦理与政治或制度发生邂逅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制度优先"选择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和风险社会,个人道德早已无力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与制度;另一方面,离开一定社会结构的制度和政治是不存在的,不涉及具体社会结构的伦理言说也是徒劳甚或是无意义的。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在新时代,"中国之治"与中国各级各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原本就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与伦理道德建设也具有逻辑同构性。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任重道远,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褒贬勘定。     

从“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解读诸葛亮艺术形象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写孔明遣马谡守街亭 ,从前因上说是理应而且只能如此 ,从后果上说是种失误 ,旨在颂孔明的严以律己引咎责躬 ,而非咎孔明的用非其人。仲达之抗击武侯 ,是以“谨慎”对“谨慎”,汉魏六朝的士大夫皆精通音乐 ,“武侯弹琴退仲达”,你弹我听 ,实乃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战 ,而“两智相遇 ,勇者胜”,所以“空城计”乃千古绝唱。由于“孔明挥泪斩马谡”一则写出了孔明之自责非伪 ,一则写出了马谡之坐法难宽 ,遂使孔明摆脱了以往来自史家的左右非议 ,将之塑造成为以“法”治国、以“仁”律己、外法而内儒的千古贤相。这三个故事合则为一 ,展示了诸葛亮的“谨慎”乃大智大勇大德的圆融 ,从而也就使之成为如同孔子所说的“临事而惧 ,好谋而成者也”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