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骚》和《九歌》的节奏结构看楚辞体的成因

《离骚》和《九歌》虽然看似两种不同的句式类型, 但通过《离骚》几种基本句式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包含三种基本节奏音组, 与《九歌》的基本节奏结构相同。楚辞以虚字作为句腰, 主要原因是为了改造从《诗经》延续下来的以单音节词前置的散文构句方式, 解决诵读节奏和词组自然顿逗不一致的问题。其三种节奏音组中的虚字大部分都不是为构成散文句的需要, 而是为诗歌节奏的需要而添加。以“兮”字连缀二言、三言等词组以加长句子的做法, 与虚字为句腰的节奏结构乃至语法意义都相同, 这种句式是在春秋战国以来韵语体普遍要求加长句式的趋势中出现的。屈原顺应当时语言的发展, 借鉴诗经体的节奏构成原理, 发现并提炼了以基本节奏音组为主导来结构诗行的规律, 这是楚辞体继《诗经》四言体之后兴起的基本原因。     

《楚辞》忧患意识原论——兼与《诗经》忧患意识比较

《诗经》、《楚辞》是两部充满忧患意识的早期诗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承继《诗经》精神，尤其深受《诗经》大、小《雅》贵族士人忧国忧民思想之影响，其忧患意识约有八端：自修之忧恐，不遇之忧思，育才之忧患，颓风之忧叹，遭诬之忧愤，疏放之忧怨，民瘼之忧伤，国难之忧戚，而其忧患之焦点则在于“忧国忧民”。《诗经》与《楚辞》忧患意识的本质相似，而其内涵与形态则有差异。《诗经》表现为：人称多样，无主名，集体性，句短情促，多用复句与赋比兴手法，个人、家庭、社会忧患层面丰富，多呈平民化色彩；《楚辞》表现为：诗人直抒胸臆，有主名，独立性，句长情婉，多用香草美人比兴象征手法，集中抒发忧国忧民情怀，属贵族阶层身份。《诗经》、《楚辞》共同奠树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里程碑，对后世影响甚大。在21世纪，我们应当继承忧患意识优良传统，为治理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维护世界和平等伟大事业作出新贡献。     

论《诗经》中的互文见义法

互文见义是《诗经》中常用的修辞方法之一,历代注释和研究《诗经》的学者都能予以注意,多所发明,但也存在偏解误解之处。当据《诗经》互文见义法的特点和作用,进行举正和补充其。《诗经》运用互文见义与比兴取喻及变文同义、丫叉句法既有关系又有区别;既有独特性,又与其他句法有相似性。必须结合起兴所喻、句式特点、音韵要求等来准确把握。     

《卜居》《渔父》作者考辩

现当代《楚辞》研究者,多怀疑《卜居》《渔父》不是屈原作,然其怀疑的三大理由均无一能成立。以《楚辞》成书之体例看,这两篇作品被收入的唯一条件,乃因作者是屈原。结论：《卜居》《渔父》油“屈原之所作”,应是毫无问题的。     

《诗经》《楚辞》比较研究的空前力作——评《风骚比较新论》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堪称北方黄河流域地区中原文化的杰出代表；《楚辞》是我国第一部以屈原为代表而创作的新诗集，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远祖，堪称南方长江流域地区楚文化的卓异楷模。它们以其优良的“风骚”传统，在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上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光辉典范作用。然而，对于中国文学这两大源头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历来众说绘纭，莫衷一是。一种认为，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既有南楚本土固有文化的哺育，又有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中原文化的沾溉，《诗经》影响《楚辞》毋庸置疑；另一种则认为，《楚辞》与《诗经》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各自独立的两大文化版块，是泾渭分明的两大文学源头。     

陈深及其《楚辞》评点的价值

在明代早期《楚辞》评点家中,陈深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位。他在文章创作上主张"辞丽"、"道明"相统一。其《楚辞》评点在万历时期影响甚巨,但至天启以后逐渐消弱。其《楚辞》评点对《楚辞集注》、《楚辞章句》有所择取,同时对《楚辞》文句及篇章意旨,《楚辞》艺术特色、文学成就以及相关有争议问题,都有评述。其评点对于《楚辞》评点"文学性"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浅谈《诗经》与《楚辞》中女性形象之差异

《诗经》和《楚辞》是我国古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女性这一主题,两者都从不同的方面切入,分析了女性形象。但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因素造成了两部作品在女性审美上的截然不同。     

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

本文通过分析《诗经》至魏晋四言诗的句式和篇章结构方式 ,认为早期诗文具有某些共通之处 ,早期诗歌没有形成稳定的诗化四言句式 ,即《诗经》中的某些四言句从句法特点看保留着先秦一般散文的构句方法 ,从而决定了早期四言句的散文本质 ;四言的诗化主要是通过建构一批典型的句式来完成的 ,而句式的序列规律是四言诗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四言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三言加“兮”的形式 ,只要把这些句子和节奏延长一倍 ,即可构成楚辞句式 ,而四言的赋化趋势也与辞赋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诗经》至《楚辞》年间诗歌的发展

一 《诗经》至《楚辞》年间诗歌,是指《诗经》以后,屈原赋出现之前的诗歌。它大约经历了从春秋中叶到战国中叶的近三百年时间。这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处于激剧的变革时代。这近三百年间诗歌的发展到底怎样,它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怎样的地位与作用,以往很少有     

《楚辞》研究二题

《楚辞》为刘向所集无可疑;其不见著录于《汉书·艺文志》,问题在其体例本身。《汉书·艺文志》之“屈原赋２５篇”,即《楚辞章句》中《渔父》以上２５篇题“屈原之所作”者;据今存文献,没有汉人对这批作品之归屈原持异议。     

楚辞的图学价值

楚辞中有关图学的内容颇丰,诸如中国古代制图工具：规、矩、镬、绳、墨以及画法的描述,是楚辞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从科技史的角度来考察楚辞中有关图学的记载,是楚辞研究的一项新的课题,楚辞中有关图学的内容极具中国乃至世界图学发展史研究的价值。楚辞对于了解秦汉之际中国图学的成就,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橘颂》的传承与突破——兼论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与胜处

《橘颂》是《楚辞·九章》中之一篇,是后世托物言志诗赋的典范,被誉为“咏物之祖”。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有外缘,还有内因。自然生态之引发,巫风盛行之诱导,神话典故之感悟,艺术氛围之冲激,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外缘;表达愤懑之诉求,博览群籍之启示,展现才德之自信,流露参政之志向,则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内因。楚辞乃为《诗经》之变,《橘颂》之标题、体制、主旨、写法乃因袭《诗经》之《野有蔓草》、《鸱鹗》等诗作而来。更可贵者,是屈原创作《橘颂》之突破,如主题之新创、体制之改造、比兴之错综、比拟之巧用、语言之精炼、形象之塑造等。而屈原创作《橘颂》之高明处,则在体物得神,不即不离;因小见大,寄托深远;生命投入,物质升华;民族思想,寓意无穷。从《橘颂》可以看出,屈原确为一位奇才,亦确具伟大之创造才华。     

先秦诗歌中的“追寻”模式研究

“追寻”是先秦诗歌中的重要模式,《诗经》中“在水一方”、《楚辞》中“香草美人”两种模式是“追寻”模式的具体表现形式。“追寻”模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我们祖先重复了无数次的无意识精神和命运碎片,它一直以一种强大的力量影响着一代一代的文学作品。     

闻一多《诗经》研究对《诗经》中情诗读法的影响

闻一多《诗经》研究中的分类研究使情诗篇目被界定而清晰,呈现丰富的世情内容;再有,其字词训诂讲求读懂情感的隐语。还原初民生活现场;同时,闻一多凭其诗性想象力和述学语言鉴赏情诗的写与读;而因作者缺席、模糊,《诗经》情诗读法必须合乎文本整体逻辑性,“有效解释”需较大限度反映作者所处的语境。闻一多的《诗经》阐释与当前盛行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形成参差对照,给情诗新读法以审慎启示。     

《山海经》、韩国端午祭和《山鬼》

物之有灵者为神，山之有灵者为山神，为禳灾祈福，人类便要祭祀山神。《九歌·山鬼》虽称所祀对象为。“鬼”，实是祭祀山神。山大则神大，山小则神小。中原文化产物的《山海经》中有23处写到不同形状和大小的山神，韩国江陵端午祭完整地保留了祭祀山神的祭仪，林冲也在河北沧州避风雪于山神庙，这说明山神非“楚南郢之邑”所独有，而是先人共祀的一位神，且是男性。     

汨罗悼祭类韵文中的楚辞体语气助词“兮”

“兮”是《楚辞》用得最普遍最有规则的虚词。从《楚辞》到当下汨罗的悼祭类韵文,“兮”的句法位置由位于上小句末、下小句末、句中三类演变到只能位于下小句末和句中两类,分布越来越不规则,语法意义越来越单一,正处于不断萎缩乃至消亡状态中。汨罗悼祭类韵文的“兮”是地域传统民俗文化的“镜子”．是珍贵的语言化石,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积极意义。     

从郭茂倩《乐府诗集》初探汉唐乐府与楚辞的关系

楚辞《九歌》本是源于沅湘之间的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与祭神祀曲的歌乐特质,影响及于汉唐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编集了从陶唐到五代乐府诗一百卷,共分十二类,其中保留楚声、楚调的有《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十类。考察这十类乐府诗的形式、曲调、篇名、题材可以发现,汉唐五代乐府诗与楚辞楚声存在密切的关联,楚辞楚声是汉唐五代乐府诗的重要资源,汉唐五代乐府诗是对楚辞楚声的接受与转化。     

楚辞与周代乐语

音乐是尧舜时代三大礼之一,到西周时期进而发展为乐德、乐语、乐舞等,形成政治与教化同一的文化形态。乐语有“兴、道、讽、诵、言、语”六式,实际上也就是徒歌类型。战国时期的楚国仍然延续这样的政治与教化方式。从《惜诵》以及《离骚》等作品中,通过乐语在两周时期的使用形态考察,我们能够看到屈原遭到贬斥的原因是“言、道、诵”等,本为讽劝,但被认为是太过,太烦,太谗,不忠,因此遭殃。这是屈原生平的真实纪事,也是楚辞表现的内容与结构特征。由此看出,楚辞《离骚》、《九章》等都是徒歌,只有《九歌》才是声诗。过去,我们根据乐语从教化的角度去《诗经》中寻找答案,结果不知所以。当我们从政治行为与教化两方面去考察乐语使用情况以后,楚辞和《诗经》中很多不清楚的问题一下子就明白了。     

论楚辞的文体感

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诗体，楚辞有着明显的文体感。楚辞的文体感，初备于《九歌》，确立于《离骚》，而为《九章》、《九辩》、《远游》所巩固。缠绵绯恻哀怨感伤的情感基调，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行文方式，芳草美人、求神问卜的巫文化事象，主人公超凡脱俗、光明峻洁的人格，是楚辞文体感的基本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