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丰变法时期货币政策探微

北宋神宗熙丰时期的货币政策目标除财政及货币本身之外,还寓于了抑制聚敛的内质,而废铜禁、削钱法及以券代币等措施对缓解"钱荒"具有重要作用.该时期的货币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流弊.探讨这一问题,可以为研究中国古代货币政策提供一个较切实际的分析框架.     

维新变法时期的袁世凯与康有为

维新变法时期，袁世凯的思想与康有为的思想有许多相似或相通的地方。袁世凯曾是康有为变法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在变法关键时刻对康有为的背叛，有着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     

熙宁变法时期诗歌的主要风格特征

作为北宋中期的重大政治事件,熙宁变法对当时诗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促成了宋诗主要特征的定型。随着变法的展开,在当时参政意识、学术思潮和创新风气的影响下,北宋熙宁变法时期诗歌的风格特征主要体现为:浓厚的政治色彩、明显的思辨倾向、平易朴素的散文作风。     

谈齐白石“衰年变法”

在中国艺术史上,齐白石是一位从传统走上革新的艺术大家,齐白石早年的画风较不成熟,也无自己的艺术风格与特点,他是一位大器晚成的艺术家,与同时期的黄宾虹一样,他的艺术也是＂晚乃善＂。所以,谈齐白石的艺术,就是谈他晚年独创的画风,可以说开宗立派、影响深远。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探寻——从维新变法看中国现代文学变革的趋势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学界普遍认为始于五四文学革命,但是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学者通过多方面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纵观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进程,处在世纪之交的戊戌变法运动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它的出现对于文学的变革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探究这一时期文学变革中所蕴含的现代因素不难发现,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至维新变法是有依据的,并且能更进一步拓展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     

维新变法研究中有关“变”的几个问题——兼论维新变法的复杂性

“变”是１８９５—１８９８年维新变法期间关系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百年来维新变法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对维新变法时期“变”的问题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看来不甚理想,还有不少模糊的、简单化的观点有待澄清和深化。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证了维新变法的复杂性,提出：“变”是甲午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议题,统治集团中的主要人物都在开始思考变法的问题;变法中的两派斗争不是“变”与“不变”的斗争,而是谁来变、怎么变以及变什么的分歧;对变法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主要不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没有实权的下层官员和知识分子,而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及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握有实权的高级官员;“百日维新”只是变法中的高潮期,不应理解为变法只进行了一百天,百日维新之前和之后的变法活动应该联系起来看,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更好地理解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清王朝为什么会灭亡,并从中得出有益的经验教训     

论王安石“择术”与“理财”思想的统一——王安石熙宁变法思想轨迹寻问

继胡瑗"明体达用"之学与范仲淹"庆历新政"的革新政令之风,王安石是北宋开讲论道德义理之学风的第一人.他坚持"经术者,所以经世务"的经世致用思想,其义理道德性命之学和经世之术在荆公新学中相互发明.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是历史上试图将"内圣"与"外王"真正结合于社会现实的划时代变革,在王安石变法中,以"回向三代"为标志的"择术"思想与作为治国核心的"理财"思想是相互支援,且互为表里的.     

论北宋熙丰时期洛阳诗人的诗学观念

北宋熙丰时期以司马光为首的洛阳诗坛以其文化特性而为人瞩目,承载了政治、思想学术等文化意义的洛阳诗歌的形成,与司马光、邵雍等洛阳诗人的政治家、道学家身份和他们的并非纯文学意义的诗歌观念有关。本文对洛阳诗人的诗学观念进行了梳理和探讨,认为他们总的倾向虽然是重道轻文,但并不否定诗歌的文学价值和艺术特性     

先秦孝道与家庭组织之间的关系——“共变法”用于史学研究的尝试

通过共变法研究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的家庭组织在功能、类型、社会地位等方面与孝道之间存在稳定的共变关系。孝道的范围和对象随着家庭类型的改变而变化。当家庭结构复杂、功能强大、社会地位较高时，孝道的强度较大；当家庭结构简单、功能弱小、社会地位降低时，孝道的强度会随之减弱。这种共变性表明家庭组织与孝道之间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     

维新变法——人的现代化工程的启动

人的现代化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关键 ,是现代化最深刻的层面。维新变法是近代中国第一场人的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 ,严复的“三民”说 ,梁启超的“新民”说及康有为“以群为体 ,以变为用”的思想有比较完整的论述。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提倡兴西学、废科举 ,宣扬民权 ,批判君主专制等人的现代化的系统理论并大胆地进行了实践尝试     

“论家之正体”——宋代经论初探

宋代进士科举取士和贤良进卷等制度,推动了论体文以及经论的发展,就中自真宗朝进士考试以经义命题的做法,尤值得注意。宋代经论经世用、重人事,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又多以人情常理说经。这虽有其思想渊源,然更反映了北宋儒学发展的新趋势。晚唐五代儒学衰落,宋初士子多出身寒门,学无所师,以己意说经,遂往往据人情常理为说。从人情常理出发,对儒家经典的讨论便不再是生硬的、冷冰冰的说教,而是融入了作者的想象和情感,从中亦可见说经者自身的形象。至南宋,经论与史论及文学更趋于融合,文体上也逐渐衍化、固定,影响深远。     

千秋功罪——对王安石变法得失的几点思考

王安石变法主要针对北宋中期的财政危机进行，并且以理财为重点。王安石的改革立意高远，但是在实际出台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瑕疵斑驳。改革只凭借君主的一时支持，而忽略了政治生态的平衡，最终促使王安石在政治斗争最终失败。王安石的激进改革违背了传统士人的价值观，尤其是忽视行政技术、地域差异和人情物理，这些都构成了王安石变法弊端百出的重要原因。     

“康党”与戊戌时期变法派官绅的关系离合

甲午战败后,在民族危机的逼迫下,酝酿已久的维新力量渐趋活跃。各路维新志士函电往返,分析时局,商讨对策。1895年后,一个有着共同变法意愿的群体,逐渐登上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然而,这一由民族危机催生出来的变法群体颇为复杂。其中,由康门师徒构成的“康党”与其他变法派官绅的关系离合对戊戌维新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造成双方关系离合转变的关键在于“康党”有着与其他变法派不尽相同的学术思想、变法理论和结党做派。     

雷简夫慧眼识贤荐“三苏”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都是北宋的大文豪，但起根发苗，却与雷简夫推荐呐喊有关．     

环卫“变法”令家园长久清洁、美丽

在过去的社区环卫工作体制下,街道环卫所大都是统包统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种模式缺乏监督制约和激励机制,环卫工作质量难以提高。2000年6月,武汉市江汉区民族街从尝试“干管分离”的运作机制开始,展开了一场“垃圾清扫、清运市场化、环卫参与社会化、生产合作制度化”的环卫“变法”。如今,这场“变法”又波及了武汉市江汉区的各个社区     

国家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角色的转型——基于王安石变法时期路级提刑司的研究

北宋熙宁、元丰时期,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进行了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标的著名的改革运动.提点刑狱司这一宋代重要的路级司法、监察机构与此次变法关系密切.在王安石变法时期,改革者对提刑司相关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降低提刑官的选任标准、严格考核制度、配备属官、增加武臣提刑等,使之更符合新法的需要.与此同时,改革中最重要的"富国"、"强兵"等职能在提刑司等地方政府身上得到明显增加.从这场著名的变法运动可以看出,提点刑狱司作为宋朝地方统治体系中最重要的"司法、监察官",在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中角色发生明显的转型,司法之外的财政、军事职能得到显著增强.这种"多面手"的角色转型适应了改革的需求,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改革措施的推行和地方社会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宋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以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为例

宋代文学研究近年逐渐升温,但其研究格局依然有失衡之处,有待调整。宋诗研究近年来有较大进步,但散文研究相对薄弱。运用新的理论与利用欧美、日本等汉学成果将会促进宋代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本次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会集了众多知名学者,并收到大批优秀的学术论文,预示着宋代文学研究具有良好的前景。     

历史断裂处的艺术书写——周邦彦与王安石变法关系辨

北宋词人周邦彦与王安石变法关系密切,这构成了他创作的背景和主线,然而《宋史》并没有记载此事。所以,参照西方史学,从不同历史观的断裂处分析社会原因,重点把握其词作中的心路历程,成为当前清真词研究中重要而急迫的任务。     

以“浩然之气”修养完美人格——孟子心目中士人的理想人格论析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礼崩乐坏,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士"由此产生。诸子对加强士人的人格修养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认为,对于士人来说,其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拥有"浩然之气",具体表现为博大的胸怀、独立的人格、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崇高的精神追求以及严格的道德自律。     

北宋时期庞籍最早创作“八景诗”考论

关于中国古代八景诗兴起于何时、何人最早创作八景诗的问题,学界看法不同,众说纷纭。针对这种现象,经过一系列的考证辨别,文章否定了苏轼等为＂八景之祖＂的观点,指出宋仁宗庆历年间应是八景诗兴起的时代,而庞籍应是宋代最早创作八景诗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