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的民间治理与国家角色

治理商业贿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然而目前的讨论过于注重国家的反应，甚至将治理商业贿赂的希望寄托于刑事手段这一最激烈的国家反应方式。博弈论分析揭示了商业贿赂这一“潜规则”的成因以及破解，对于商业贿赂的治理而言，国家反应实为治标的权宜之策，而社会反应才是治本的长久之略。     

商业贿赂的全球治理及其启示

商业贿赂的危害和影响超出国家界限,呈现出全球化特征,需打破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诉求新颖的全球治理理念。商业贿赂的全球治理在国家、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三个层次上展开,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商业贿赂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政府俘获理论及其对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启示

政府俘获是经济主体通过贿赂权力主体,从而操纵法律、法规、法令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政府俘获是商业贿赂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商业贿赂是政府俘获的重要手段。我国治理商业贿赂面临着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与私权利对公权力的侵蚀二元并存和当前的治理实践与国际反商业贿赂的趋势无法有效契合两大难题。运用政府俘获理论,通过确保公权力的主导地位和阻断私权利主体对公权力主体的贿赂行为与影响,培养健康的商业文化,加强对跨国企业的监管以及通过对中国经济主体海外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将会使我们对商业贿赂的治理取得明显的成效。     

新加坡反腐经验及对中国治理商业贿赂的借鉴研究

新加坡是世界上反腐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这归功于其有着完善而严格的法律规定,强大而独立的反腐败调查机构、先进的公务员制度等。商业贿赂是市场中最为常见的腐败,中国应当在立足自己国情的情况下,深入学习新加坡治理腐败的经验,分析自身之不足,结合中国的情况,完善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以及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综合治理商业贿赂。     

我国商业贿赂特点及治理对策

商业贿赂作为一种不正常竞争手段,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一大公害。本文从商业贿赂的概念、构成要件入手,分析了我国商业贿赂的特点,进而提出治理商业贿赂的几点建议。     

医生、教师商业贿赂的刑法认定

对医生收取患者＂红包＂、教师收取学生＂红包＂案件要根据医生和教师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来定罪,但对医生、教师在从业过程中收取商品销售方财物的却一律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案件的司法解释中对医生、教师涉足商业贿赂案件的规定,突出了职权特征,淡化了身份特征。为销售方谋取利益作为一种主观要件,是医生、教师涉足商业贿赂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     

大新县人民医院打击商业贿赂不手软

大新县人民医院作为国家二级甲等医院,2006年4月份以来,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和自治区卫生厅《卫生行业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积极采取措施,预防和打击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取得了初步成效。该院领导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到治理商业贿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了中央、自治区和市县的决策上来,切实加强领导,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副院长为副组长的治理医疗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     

治理商业贿赂的思路和对策分析

商业贿赂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治理商业贿赂存在着思路的局限,此局限性主要体现为过分依赖刑法来治理商业贿赂行为,没有实现部门法规制和刑法规制的有机结合和配合,导致各部门法在治理商业贿赂方面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因此,应在充分发挥刑法中的自首和立功制度的作用的前提下,同时应该合理划分部门法规制和刑法规制的范围,完善其他部门法的相关制度,以此来实现部门法和刑法在规制商业贿赂行为方面的有效衔接.     

从行贿方入手治理商业贿赂的思考

治理商业贿赂是我国反腐败工作的重点之一。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重惩治受贿者而轻打击行贿人的现象，这直接影响了商业贿赂治理的效果。文章主要分析严惩商业贿赂中行贿方的重要性，剖析对行贿人惩治不力的原因，并提出了从行贿方入手治理商业贿赂的对策建议。     

关于商业贿赂及其治理的思考

文章从宏观上对商业贿赂及其危害性提出了自己的认识,然后探寻了商业贿赂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治理商业贿赂的思路,即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加强信用道德建设、加强国家政权和法治政府建设、加强市场领域的监管体系建设、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与协助。     

参与式治理的发生逻辑、功能价值与机制构建

民主化与开放化是当代政治的发展方向,参与式治理从学理上本质地揭示了平等、民主、协作、参与的时代呼唤。纵观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理论发展和实践改革,一直制约在工业时代的思维范式中寻找改良方案的做法不但没有推动政治改革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反而陷入一个风险社会的牢笼之中,而主张多元主体直接参与国家治理的新范式--参与式治理,在厘定参与主体生态位、调整治理结构、完备国家治理体系、培育公民社会、促进政治社会化、维系动态平衡、巩固治理成效等方面是具有天然优势的,结合我国的治理实际,构建参与式治理机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特殊意义。     

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我国公民社会建设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一系列改革而展开的。公民个人的自我发展和道德选择、民间组织、公民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制约和抗争,构成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内容和问题。适应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必须创新社会治理,建立健全包括政府、民间组织和公众参与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实现路径探析——兼论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建构合理的契合中国现实状况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提出让中国公民社会论者看到了希望。但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了理论和实践当中的难题。借鉴西方以＂公民权＂的概念来打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公民社会组织作为沟通中介,以公共治理为路径,将成为寻求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依据这一思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建构问题即可化约为通过培养和完善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寻求两者的良性互动。     

国家与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

国家与社会的结构直接决定着公共治理的模式.我国现正处于国家与社会结构从一种"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的结构模式转变.相应地,我国的公共治理模式也在逐渐地变化,即逐步朝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治理过程高效化、治理目标科学化的方向转变,而在公共治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的不少问题还需要我们去思考和解决.     

试论我国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全球化浪潮和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了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从把握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现状着手,深入研究突出问题,分析其根源,寻找我国公民参与发展的特定规律,使其符合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注重从公民、政府、非政府组织、外部制度环境等各个层面入手,通过多种渠道逐步构建以符合中国国情的公民参与模式,从而形成以公民参与为中心,面向公民需求、积极回应外部环境变化、富有活力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     

宪政治理与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是宪政秩序下民主价值的体现。公民参与能够在宪政治理中重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进而实现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间的平衡。因此 ,当前应积极探索多种有效途径以促进公民参与的发展。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推进我国的行政民主化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全球化、治理失效与社会安全

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是与社会经济转型同步进行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面临的社会安全问题与许多国家并不相同。2003年突然而至的SARS危机突显了在全球化时代保障社会安全的重要性及传统的国家中心治理结构的根本缺陷。因此,如何改革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治理结构,在维持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培育和发展更多的治理主体,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互补性的互增强治理网络,以应对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高社会安全水平,就成为中国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     

"善治"视野下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政府治理

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既是全球化时代西方步入后工业社会行政管理变革的现实需要,也是西方传统文化奠基、民主政治制度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和公民社会充分发育的现代结果.尽管善治体现了人类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但缺乏社会发育并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尚不具备多元治理的前提条件.当下中国应该在善治理论的观照下,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能力为重点,加大政府治理,通过建设透明廉洁政府、服务效能政府、责任权威政府、民主法治政府,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协作型的公民社会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传统市民社会与新兴市民社会之差异性分析

传统市民社会与新兴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二者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具有不同的社会资本基础，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不同关系状态为背景，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并有着不同形式的组织载体。     

治理变革与政府创新

政府创新能够促使政府寻求在体制改革外切入改革深水区,印证了世界对效能政府、民主政治、公平正义、治理变革的公共诉求。治理变革是从世界性治理趋势出发,结合我国治理的引入与实践,为政府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实现公民参与意识、扶植民间社会组织和扩大政府间合作治理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