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 Are We？＂ Woodrow Wilson,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Reshaping of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在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新形势下，威尔逊借助美国卷入大战和实施战争动员这一难得的时机，通过重新阐释美国的传统与特性以及利用德国作为“他者”与美国相对照，成功地使美国的自我形象与国际角色从19世纪的“共和榜样”和“自由典范”转换为“自由卫士”和“世界领袖”。威尔逊对国家身份的重塑不仅有助于当时的战争动员，而且解决了美国踏上世界舞台后的角色困惑与身份危机，为崛起的美国确立了长远的国家政策走向。他对美国理想、角色和命运的创造性阐释主导了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存在意义以及美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解，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话语，对美国外交产生深远的影响。     

霸权文化与文化威胁——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美国文化外交政策的基本形态有三个：文化交流、制度输出、价值观传播。文化交流属于表层的、最常见的文化外交形态;嫁接美式政治经济制度属于美国文化外交的中层形态;传播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属于核心层的文化外交形态。这三种形态紧密联系,共同搭建起美国文化外交政策的有机体,成为实现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工具。事实上,美国也的确把文化外交当作谋求＂文化霸权＂地位的有效手段;而以＂文化霸权＂为目标的美国文化外交政策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构成了威胁。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在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     

从零开始:90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

40多年来,美国第一次在外交政策上面临根本性选择和决定。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冷战开始,美国外交调整的愿望和能力就未受过考验。现在美国正面临新的情况。美国在波斯湾战争中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但才停火几天,美国人民就把它忘却了。在南斯拉夫内战中,美国甚至没有作为和平缔造者进行干预……。对这些变化,美国人同苏联人一样麻木不仁。美国迫于自身的迫切问题有从外部世界撤退的呼声:寻求解决医疗保健、教育、基础设施与投资、毒品与犯罪、城市与环境问题。据称,这些议事日程应排在首位,因为世界其他国家都在自扫门前雪,不需要美国的领导和干预,甚至不顾美国的利益。这种撤退和内向的思想,从美国的经验而言,并非不合逻辑。冷战已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终。苏联已全部吐出它     

“五十年时期”雅典对外政策的变化

从希波战争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五十年时期"在希腊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雅典作为希腊世界的主角之一,其力量在这一阶段得到了急剧的发展,但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一败涂地.从"五十年时期"雅典对波斯和希腊大陆的外交政策的变化,从"五十年时期"雅典对外政策的角度出发,可以探求出雅典力量的兴衰.     

论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中国因素

中俄两国作为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中的平衡力量.对于维护世界稳定、安全与和平,促进两国共同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因此两国在对方国家的外交战略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奉行在东西方保持平衡外交政策的俄罗斯来讲,为避免美国一极主宰世界,需要借助其他力量达到均衡的目的,即用东方外交平衡西方外交,而这个平衡的依重力量就是中国.并且,中国是世界和亚太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又是俄罗斯的最大邻国,所以,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是俄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     

抗美援朝战争的国际影响

抗美援朝战争在国际范围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是特别能战斗的正义力量;沉重打击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遏制了美国对外扩张的全球战略;展示中国的大国地位,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推进了和平与发展世界主题的确立;为世界各民族的反霸斗争树立了一个自主命运、敢打必胜的典范.     

美国对亚太地区水援助之分析及启示

本文是从对外水援助的视角深度分析美国的亚洲战略部署与外交政策实施。对外援助是一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对外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援助捐赠国,水援助已经成为美国实现亚太战略,维护亚太地区利益和影响力的重要重要工具性手段。美国在国内外广泛寻求合作伙伴,通过"三个支柱",影响受援国家适应性国家战略的制定。在受援对象上,美国根据战略需要圈定优先水援助国家;在援助内容上,美国的水援助努力对接亚太国家的国内发展与社会治理;在援助手段上,持续性进行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投入。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水援助活动,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下的对外水援助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评《美国外交政策——兼论美国对华政策与西藏问题》

自二战结束至今,美国一直占据着世界首强的宝座。其牢固的地位至少在今后二、三十年内无一国可以撼动。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自然,美国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最重要的外交对象国与研究对象。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认识其频繁互动的复杂的国际关系,应该了解美国,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从历史上华盛顿首倡的孤立主义,到上个世纪之交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威尔逊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杜鲁门主义,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变不但反应了美国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舞台及至成为世界首强的历史脉络,而且明显渗透着成为其立国之…     

新时代的中美变局与世界前途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但是美国也进入了"新时代"。不同的只是,前者是向着光明和进步,后者是向着黑暗和反动。美国、英国及欧洲大陆国家内外政策在近两年出现了180度的逆转,这说明世界政治也进入了新时代。如果说昨天的世界政治特征是和平与发展,那么,21世纪的世界政治特征可能就是战争与和平。特朗普将美元增值的依赖路径从石油移至军工:割羊毛不成便要"杀羊",喝血不成便直接"杀人"。这时的美国已前所未有地表现出它最凶恶、同时也最虚弱的纸老虎本质。战争一旦成为美国的生意,那和平就成了美国的敌人。反和平,是当今特朗普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外交的本质。战争还是和平,黑暗还是光明,是在四分五裂中相互杀戮,还是在共同体内共存互助,两种前途再一次推到世界人民面前。发生在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曾给美国军工集团带来"盛宴狂欢",那么,为了世界和平,今后中国要放弃幻想,积极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国家形象理论与外交政策动机

准确了解别国的外交政策动机是进行外交决策的重要先决条件,但是,由于动机研究难以证伪,许多西方国际关系学家认为这项研究无法进行。赫尔曼是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家。他通过国家形象理论提出一个研究外交政策动机的较为有效的方法。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运用他的理论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动机不仅有其理论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因素与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

<正>2009年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亚太地区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舞台。奥巴马总统及其内阁成员持续强调美国是亚太国家的定位属性,以及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2011年10月11日,国务卿希拉里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发表以《美国的太平洋世纪》(America’s Pacific Century)为题的文章,提出美国外交政策"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1];随后,     

使战争成为神话:从越南到伊拉克

在美国历史上,总有一些政治领袖以国家的命运为名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接受战争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例如,在越南战争年代,我们民族的良心受到了把爱国主义与公民责任等同于盲目地参加与支持那场战争的质问.紧接着越南战争所带来的不适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苏醒,政策制定者们将军事选择视为一种可行的和具有吸引力的外交政策工具.     

美国衰落:原因和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美国从世界权力之巅开始走向衰败。从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影响、美国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权力向金融资本集中等方面可以说明美国的衰落。对外奉行霸权主义反而对世界越来越失去控制,对内受制于金融资本,政治民主迅速萎缩等是美国衰落的主要因素。总而言之,美国已经踏上了一条通向衰败的不归之路。     

论美国三十年代孤立主义的盛行

孤立主义在美国历史上衍生、兴衰,曾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本世纪30年代的孤立主义正处在传统孤立主义即将走向衰落的最后阶段,是美国外交政策大转折中的重要插曲。 20世纪以前,由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迟于欧洲,需要首先发展经济以提高实力,并寻求在美洲的扩张,因此,当时的“孤立于欧洲之外”的传统观念在美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麦金莱以前历届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莫不如此。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其本身所具有的扩张本能便与传统的孤立政策发生了矛盾。于是美国统治阶级内部占支配地位的孤立主义开始分化,结果使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受…     

试论战后初期吉田茂内阁的对华政策

战后初期,日本的内外政策在追随美国的基调上展开,尤其是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亦步亦趋。日本的对华政策在吉田茂担任首相时期日趋清晰,奉行了基于意识形态因素的敌视中国的外交政策。《吉田书简》的出台以及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的《日台和约》,是日本在冷战体制下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的产物,阻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日本推行反共和反华外交政策的确凿证据。     

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何新胜自美国建国至今２００多年来，美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存在两大思想流派：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者对美外交产生过并正在产生很深的影响。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多变的今天，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特点，对我们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自...     

关于美国民主的思考

民主和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仅存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认为有责任领导世界,把别的国家引向美国民主,实行西方化。为了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必须建立一个适应新世纪要求的新框架,其核心就是推进美国的民主价值。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并不是历史的最后的终结,只是众多的可能政体中的一个。把它看做是永恒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宿命论。     

美国对外经济制裁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经济制裁作为一项外交政策工具长期以来被美国广泛使用,许多研究经济制裁的美国学者对它是否应该继续使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本文在探讨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功能,以及对外经济制裁在美国未来对外战略中的地位的基础上,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美国还会继续把经济制裁作为一项外交政策工具在国际事务中广泛使用。     

美国卫生外交:一种历史与现实的考察

全球卫生危机的加剧使得卫生议题成为国际关系的一项显性议程,卫生议题也逐渐进入外交政策领域。美国自19世纪伊始就十分重视卫生在其外交政策中的作用。通过分析美国卫生外交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卫生外交发展的历史轨迹,对我国卫生外交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政治学家对中国的研究

哈丁(Harding,Harry)(1946—)系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亚洲学会中国委员会成员。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和外交政策,精通中文和法文。1974年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博士论文题目:《中国政治中的组织问题》。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出版著作有《毛主义者关于组织和制定政策的理论》等。1976年10月和1978年3月曾以“斯坦福大学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来我国访问,1978年12月又以“世界事务理事会代表团”的身份对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访问结束后在我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座谈会上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科学》和《美国政治学家对中国的研究》的两个报告。现将后一个报告摘要介绍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