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注释性经学到观念性哲学——20世纪《论语》诠释特点及其走向

20世纪《论语》诠释成果分为新、古两种诠释体例,一种是以经解经式的"古"式《论语》诠释;一种是学科分治式的新式《论语》诠释。新式《论语》诠释按照文、史、哲三个学科划分出文学式的《论语》诠释、史学式的《论语》诠释、观念性的《论语》诠释三种不同风格。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入,以经解经的古代治经方式被现代学人归入历史中。与之相对应,新式《论语》诠释模式已经成型。《论语》诠释在学科分治中,形成了文、史、哲三个学科的学者各自独立地固守着自己的领地,而拒斥其他学科的趋势。所以,现代学人不应再纠缠于恢复经学传统诠释《论语》,而是将文学层面、史学层面、哲学层面视为逻辑递进式关系,进一步推动《论语》诠释的现代发展。     

也论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分类形成的原因——有感于刘禾教授的《跨语际实践》

刘禾教授在<跨语际实践>中认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把文类形式分为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是"一个自我殖民的规划".实际上,中国古代从柳宗元开始就把文章分为著作类和比兴类."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继承了这一看法,将用文字书写的文本分为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并在此基础上,把文学之文落实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四类.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借鉴西方文学作品文体,立足革新中国文学传统的创新.欧洲文学的文体分类长期实行三分法,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四分法根本不同.因此,刘禾教授的上述论断是值得商榷的.     

现代家族文学中的“父亲”形象浅析

在中国现代家族文学中,"父亲"形象在文化层面上被赋予特定的象征意义,从"专制的符号"及"父亲"的缺席到"隐形父亲",从情感的复杂及"父权"的丧失到"理想父亲"的出现,本时期文本中"父亲"形象或被颠覆、解构甚至篡弑或又被重新神圣化,不仅映现着历史流动中文学塑造与文化想象的互动过程,也流露出现代作家流离于反叛与皈依之间的家园情怀。     

北宋《盐铁论》接受特征与学术倾向

《盐铁论》是据汉昭帝时期盐铁会议纪要所作的再创作,它以"春秋"笔法反映了西汉中期儒生与文法吏之间的政治对立,成为后世王霸之争、义利之辨的政治标本。北宋时期,在偃武右文、寻求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士人群体对于《盐铁论》的接受呈现出多元特征。早期多倾向于文学意象、历史典故层面的接受,同时亦注意《盐铁论》中资政类目的借鉴。在熙宁年间,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士人借古喻今,以书中"贤良文学"、"桑弘羊"的符号表象,诠释自己的政治见解,映射批评王安石变法的弊端。北宋关于《盐铁论》的诠释、接受特征,体现出彼时学术的演变倾向、发展脉络。     

再论朱熹对《中庸》“性”、“道”、“教”的诠释——兼评傅佩荣《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的相关观点

朱熹从人与物统一的层面注《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为该三句兼人、物而言,做出了与郑玄、孔颖达所不同的诠释,受到了王夫之、毛奇龄等人的质疑。但是,朱熹的诠释有充分的文本依据,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观点有一定的自然科学根据。尤其是,朱熹的诠释展现了《中庸》的更广大、更深入的宇宙观,揭示了《中庸》所达到的最高的"天地境界"。     

船山“忠敬为主,质内文外”思想及其经典诠释的方法论价值--以《论语·颜渊》“棘子成曰”章注疏为中心

从《论语·颜渊》"棘子成曰"章注疏来看,各家对文质关系的认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由《论语集解》、皇侃《义疏》简单强调文、质之异,到邢昺《注疏》指出文、质之同,再到朱子以"质本文末"来重申文、质的不同地位,最终在船山那里发展成为"忠信为主,质内文外"思想。从清儒对"棘子成曰"章的疏解来看,船山关于文质关系的认识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经典诠释的方法论,在此方法的指导下,可以从训诂的角度获知,"鞟"字实际包含着文、质两方面的义涵,而"棘子成曰"章其实是围绕对"君子"概念的不同理解展开的。     

对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解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1866-1952)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中提出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命题.刘修明同志在《江汉论坛》1987年第5期发表《非'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文,对克罗齐的命题进行了彻底的否定.本文认为克罗齐的命题有一定合理性."当代史"的一般含义就是当代时间里的历史.克罗齐开卷就论述了当代史的一般含义,"'当代史'通常是指被视为过去五十年的、十年的、一年的、一月的、一日的、还是过去一小时或一分钟的.但是,如果我们严密地思考和精确     

论《乐记》与古琴艺术的乐“道”源流

《乐记》的理论展开,与古琴艺术不无相关。《乐记》中表现的古琴艺术与《周易》"天地四时、清明广大"的超越境界存在内在关联。从"道"的层面上来讲,秦汉以后中国古代一切古琴艺术的论述与专门性著作,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超出《乐记》的视域,它们至多只是在古琴的表演技巧上有进一步的拓展。     

周敦颐“无极之真”意蕴发微

关于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真实意蕴,诸家诠释各异,其根本在诠释理则和方法不同,是否就濂溪而悟濂溪,或跳出濂溪,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论濂溪。《太极图说》本意在返回自心而探宇宙与人生的真谛,坚持形上与形下、实在与理性、天道与人道、相对与绝对的辩证统一。朱熹诠释"无形有理",旨在坚持儒家性理之学;佛家以"无极之真"坚持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破除经学独断论;新道家以太极阴阳五行化生之道与现代科学理性、经济哲学相接轨;近现代哲学则以无为与有为、实体与真际的辩证以及目的论的宇宙观的诠释,为通向唯物辩证的真理观作了铺垫。     

《春秋》中的“空白”叙事:“阙文”与“不书”

"阙文"与"不书"为《春秋》中"空白叙述"的两种表述形态,前者是一种"待书写",后者则是指向"空白"的"已书写",而非"未书写"。"待书写"、"已书写"、"未书写",笔者实已对《春秋》本文作出对于"空白"三态之区分。"阙文"语出《论语》,被孔子用来指称史官、书写与传统的关系;"不书"则系出于三《传》,用以解释《春秋》中的"赋义"何以与无形之文的"空白叙述"有关。因此,《春秋》中的"空白"状态是可以被解释的,三《传》后学能在"不书"与"阙文"之间进行"空白"态为"待书写"或是"已书写"的意义认知转换,就是最好的例子。自书写学上对《春秋》本文中"空白"形态的研究是重要的,不仅是对"空白"三态的区分,尤其是对"阙文"与"不书"的区分,它暗示了早期有一种书写行动,在这行动中有一种"空白"意识之察觉,却没有诉诸"文字"之有形;它更是一种特殊的"书写"立场:一旦我们在《春秋》"上下文"间揭示出一种"空白叙述"时,"空白"也就与有形符号一样,也是一种书写符号,必须加以阅读及解读。     

周敦颐“无极之真”意蕴发微SSCI

关于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真实意蕴,诸家诠释各异,其根本在诠释理则和方法不同,是否就濂溪而悟濂溪,或跳出濂溪,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论濂溪。《太极图说》本意在返回自心而探宇宙与人生的真谛,坚持形上与形下、实在与理性、天道与人道、相对与绝对的辩证统一。朱熹诠释"无形有理",旨在坚持儒家性理之学;佛家以"无极之真"坚持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破除经学独断论;新道家以太极阴阳五行化生之道与现代科学理性、经济哲学相接轨;近现代哲学则以无为与有为、实体与真际的辩证以及目的论的宇宙观的诠释,为通向唯物辩证的真理观作了铺垫。     

新发现的十字莲花景教铜镜图像考

中古时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支派景教在唐元二代兴盛一时。元代的大部分景教徒来自操突厥语和蒙古语部族,他们既十分注重基督教的十字架图案和基督教东方教派的叙利亚文"宗教文字",又融合中国本土的莲花和祥云作为"文化符号"以吸引信众。本文对内蒙古地区发现的一枚铜镜上的叙利亚文进行了分析和解读,认为其内容来自《旧约全书》或《新约全书》中《诗篇》的相关章节。同时,作者还从图像学的视角分析了此铜镜上的十字莲花图案,生动展示了元代中国景教信仰传播发展的历史画面,从一个侧面诠释了丝绸之路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所起的积极作用。     

“有与无”:形而上学之根本困惑——海德格尔的“本有”道路与黑格尔的“精神”进程

本文试图结合海德格尔后期著作《哲学献文》与黑格尔《精神哲学》论述"有与无"在形而上学上的地位和思考进路,并由此领会"哲学"研究中的肯定和否定、形式和内容、必然和自由间的思辨关系。这种关系立足于对人学和神学、现实和理想的固有关联,并由此体现出哲学的语言变换和思路跃迁。本文从《哲学献文》中的"本有"(Ereignis)和《精神哲学》中的"精神"(Geist)所共有的自在自为这一不断回复自身的特征入手,以便论说"有"与"无"在哲学纯思之初及其之末所达到的思想自由之路。并指出前者偏重以"无"去论"有无"而后者是偏重以"有"去论"有无",并由此揭示出近现代哲学对形而上学根本困惑的思路差异。     

从《文心雕龙》的创作目的谈“枢纽”论

刘勰创作目的,首先在于通过"言为文之用心",实现儒家人生三不朽价值;其次,通过《文心雕龙》的著述,纠正齐梁文章创作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再次,在于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正"本"清"源"。因此,《原道》乃为作家进行正确地创作立一大本源,亦即为文章创作寻找哲学上的理据。《征圣》是为了"师乎圣"的,也就是要求从创作主体上学习圣人为文之精神与为文之法的;而《宗经》是就创作实践立意的,确立了文章的风格特色与论文的最高准则;《正纬》提出"芟夷谲诡,采其雕蔚"的文章流变思想;《变骚》从文章流变的角度,提出要做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坠其实",才能防止文章发展流变中的"浮诡"、"讹滥"文弊发生,使得此后的创作步入正确之路。     

“诗言志”与批评的话语权力——论儒家诗学的隐喻对经学的承诺

一、“诗言志”在批评与创作两个层面对经学隐喻的执行《文心雕龙·比兴》曰：“《诗》文弘奥,包韫六义。”①在儒家的“六艺之教”中,对社会发展影响最为重大的就是《诗》教。关于这一点,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战国之文,既源于‘六艺’,又...     

“理一分殊”在王阳明思想中的运用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中的基本范型。"理一分殊"在王阳明思想中有着完整的运用。王阳明关于宋明理学"万物一体"与墨家兼爱之间存在本质区别的论述,对于宋明儒学"万物一体"与儒家传统中爱有差等之间辨证关系的讨论,体现了他从伦理层面对"理一分殊"的具体运用。王阳明在良知本体上的"一节之知"与"全体之知"论述,以及"拔本塞源"论等思想中,所蕴含的思维方法、诠释架构,体现的同样是"理一分殊"的哲学原则。     

互文对话“情僧”和“Brother Amor”

本文从互文视角对翻译中原文文本《红楼梦》中的"情僧"和目标文本霍译《红楼梦》(The Story of the Stone)中的"Brother Amor"进行解读、对比,透视译者霍克斯对《红楼梦》精深的佛道文化的翻译处理,提出其值得商榷之处,以期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经典的翻译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和谐共存。     

《文心雕龙》之“文德”说考辨

本文首先从文字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文"、"德"、"道"、"心"的基本涵义,在此基础上结合《文心雕龙》中《征圣》、《宗经》等篇得出:《原道》之"文德"通于"文道",都是指"文"本身的存在样式与生成方式,以至微至妙之变化为基本特征;"文"与"道"、"德"须臾难分,"文"外别无"道","文"外亦无"德"。同时神以通明、圣以化用在天人合一的意义上充实了刘勰自己开篇标举的"文德"论的内涵,进而使得"象"与"心"走向文论体系的前沿。     

“神明”与“道法”——以《鹖冠子》为中心的考察

"道生法"是黄老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命题。《鹖冠子》将早期区别不明确的"道"与"一"更大程度地剥离,将其定义为一种"通物"的自然力量,作为自然法"序物"的先决条件,并通过"五正"的论述序列,为人间法制找到宇宙论层面的哲学依据。在《鹖冠子》中,"神"、"明"功能相近却有不同的作用范畴,《鹖冠子》对"神明"、"神"、"明"以及它们与"道法"之关系的论述,完善了以"道法"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体系并使其得以运作。     

论郭象《庄子注》中的“寄言出意”与“忘言寻旨”——以经典诠释学为视域

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研究郭象《庄子注》,郭象注《庄子》,展开于字、句、段、章、篇、全书等不同的文本意义单位,涉及语义解释、作者原意阐明和哲学意蕴抉发等不同义理层面,带有明显的解喻性质。郭象以"寄言出意"概括《庄子》的论说方式,提出与之相应的诠释策略,即"忘言寻旨"。在"述而作"的驱动之下,"寄言出意"又翻转为郭象自己的义理创新方法。由此观之,"阐发"乃是经典诠释中与"理解"、"解释"同等重要的方面,其中包含"述"、"作"、"为"等不同的要素。经典阐发同时滋养两种相反相成的精神气质:其一,诚之道,尊重经典,自觉地将作者与文本作为经典阐发的约束条件;其二,风流逸气,张扬个体的批判力与创造力。《庄子注》的经典意义还在于,它通过散播于注文各处的思想片断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