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农民利益表达的特征分析

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过程中主要呈现出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一,表达渠道非制度化,农民利益表达制度化渠道不够通畅;二,表达平台非组织化,农民利益表达缺乏稳定的组织化平台支撑;三,表达方式非合法化,农民利益表达行为容易突破合法化底线;四,表达内容非权利化,农民利益表达内容主要集中于资源性权益,而非政治性权利;五,表达意识非主体化,农民缺乏利益表达所需的政治主体性。     

组织化利益表达:理论假设与经验争论

多元主义以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为经验模版,将组织化利益表达作为多元民主体制的核心要素,然而,在对非西方转型国家的经验研究中,研究者却对于组织化利益表达的现实影响产生了争论。一些研究者认为,组织化利益表达可以推动组织性社会力量的成长,从而有助于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进而,它还防止人们通过原子化和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去寻求利益的实现,从而有助于保持国家的自主性和内聚力,维系政治的稳定;这种组织性的社会力量还有助于提供克服既得利益的改革动力,推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深化。另外一些研究者却认为,对于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的非西方国家而言,它们在政治发展和经济改革中面对着更多的挑战和困境。组织化利益表达之中潜藏了不平衡的利益代表所导致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转型社会政治制度化程度相对滞后和社会不平等的急剧扩大可能带来的政治不稳定问题;组织化的社会力量也并不总能够提供改革的动力,自主的国家更能够在经济发展中扮演关键的角色。这些争论告诉我们,国家建设与国家逐步开放组织化利益表达应该是同时推进的两个发展目标。在转型期中国,对于两者中任何一者的单方面强调,都不利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稳步发展。     

增能与赋权：农村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路径

当前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农村弱势群体问题突出,成为威胁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因素。农村弱势群体的产生,既有农村弱势群体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经济等外在原因。农村弱势群体由于能力不足和权利缺失,致使在利益表达的过程中存在权利意识非主体化、维权渠道非制度化和利益表达方式非法化的困境。借助社会工作学的增权理论,可从个人、社区、组织和社会参与四大层面构建出农村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可行路径。     

共识与分歧:转型期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研究综述

学术界对当前我国越来越严重的失地农民利益表达问题予以了高度关注,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成果的梳理发现,研究者的观点共识和分歧并存。共识主要体现在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原因、利益表达方式、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倾向及其行动选择机制层面上,分歧则主要体现于研究视角差异化背景下如何重构有效和有序的失地农民利益表达机制问题上。建议未来研究在微观层面应关注失地农民行动策略选择的动力机制,在宏观层面应关注整体性政策组合的建构,以推动对失地农民由非制度化到制度化利益表达的转向。     

农村计划生育特困家庭利益表达的障碍及其对策①——基于江都市部分镇村的调查

基于江都市部分镇村的调查,对计划生育特困家庭利益表达与诉求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表明:问题主要有表达意识不强、表达失真、表达非制度化和表达的影响力不强.问题原因既有制度层面的,如法制建设不完善、政府职能异化等;也有非制度层面的,如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政治和经济地位缺失、文化素质不高等.要排除这些障碍,必须建立农民及时表达利益诉求的有效机制,并通过相关组织建构,将农村计划生育特困家庭的利益表达与诉求落到实处.     

主题·问题·难题·破题：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表达机制研究

在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背景下,人民享有更多的利益表达权是必然趋势,公共政策制定中健全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不仅是现实利益分配的需要,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公共政策制定的利益表达机制中,主体、客体、渠道、方式“四位一体”的协调贯通是主题;目前尚存在主体不平衡、客体不作为、渠道不畅通、方式较激进等问题;妥善解决弱势群体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通过四大措施健全和完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表达治理机制是破题之道。     

西方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分析

从现代西方国家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代表性理论流派以及美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实践层面进行了阐述,以期对当下转型中的我国在此领域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结构功能主义、反馈环、行为主义、政治系统理论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搭建了必要的理论基石,而集体谈判、相关法律制度、社会组织以及国家与政府等平台设置为解决社会矛盾,实现利益有效表达,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起到关键性作用。     

我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路径探索

利益表达是政治过程的开始,是民众影响公共政策的有效渠道.当前我国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影响了农民的利益表达.在制度化层面行不通的前提下,农民诉求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事件层出.本文从利益表达的界定出发,阐释我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成因并探索解决的路径.希望通过这方面内容的探讨,对提高农民的有序政治参与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新权威主义视域下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困境的根本原因解读

转型时期,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面临诸如进京上访、群体性事件、以命相搏等非制度化方式的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实行的权威体制。这一体制的实行是建立在我国现实情况和历史文化基础之上的,是为实现现代化而作出的必然选择。权威体制所具有的弊端造成了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方式的非制度化困境,成为"不得已的代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参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参与研究经历了起步、发展和繁荣三个阶段。在繁荣阶段,我国学者对政治参与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尚没有出现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经典著作。近十年来,我国学界关于政治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参与的概念界定和分类、政治参与的价值判断、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私营企业主和农民的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以及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等领域。当前中国一方面制度化政治参与不能满足公民政治参与的需求,导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频繁发生;另一方面社会群体间政治参与具有不均衡性特征。因此,今后的政治参与研究要在科学借鉴西方政治参与理论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研究理论框架和体系;重视我国政治参与的不均衡研究,探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和路径;加强如何理性引导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研究,防止公民非理性化政治参与的扩大和失序;加强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和成本研究,力求减少公民政治参与成本,提高政治参与效率;重视政治参与不同利益群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推进我国政治参与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城中村农民利益表达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城中村农民的利益表达面临着制度内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呈上升趋势、利益表达缺乏组织性等困境,政治制度建设滞后、城中村农民的政治素质低、利益表达缺乏组织性是城中村农民利益表达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为此,必须从健全城中村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城中村农民的政治素质及组织化程度等方面入手来提升城中村农民的利益表达水平。     

基于利益视角的农民群体制度保护研究——以经济法制度为重点

农民问题是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对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群体保护问题进行研究,从法律制度架构层面去分析农民群体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必然选择。从利益和利益机制的角度对农民群体保护问题进行分析,努力架构起保护农民群体的制度化利益机制体系：利益代表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利益产生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保障机制。在经济法保护农民群体的制度体系中,要创新经济法主体,从经济主体法角度保护农民群体;要优化农民群体生存发展环境,从市场规制法角度保护农民群体;要合理配置对农民群体利益的调控规范,从宏观调控法角度保护农民群体。     

工会:农民工利益表达的组织选择

针对我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利益表达缺乏组织平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当体制内的组织不能为农民工利益表达提供平台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非制度化的组织,但这不利于其群体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工会作为农民工利益表达组织具有更多优势,是农民工利益表达组织的必然选择。     

制度化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的建构研究

新时期,农民工问题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利益问题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实质是农民工的利益保护问题,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成为解决农民工利益问题的关键。面对农民工利益表达意识缺失、表达能力弱、表达组织不健全以及表达渠道狭窄与表达方式非理性化的现状,结合我国现有制度化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存在的问题,健全人大、政协、工会、信访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等农民工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完善法律法规、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对于我国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     

转型期利益分化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现象日益凸显。各类利益群体的出现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既有积极作用又有负面影响。我们必须提高政府的整合能力,可以采取完善国家权力结构形式和政府组织形式、加强民主的制度化和程序化、理顺利益群体与政府的关系,提高社会利益主体的参政议政能力等措施,充分发挥利益分化条件下所形成的利益群体的积极作用,消解其负面影响,大力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基于利益博弈视角的群体性事件剖析

基于利益博弈视角,群体性事件是经济生活中正常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弱势群体同强势群体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非均衡博弈,导致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是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通过提高弱势群体的组织化程度以增强其力量,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促使政府职能转变,克服司法工作行政化倾向以实现司法公平,从而为实现均衡博弈和妥善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创造必要条件。     

“组强村弱”结构下的征地博弈及启示——基于赣西H村的考察

延续既有征地研究中利益博弈的视角,研究发现“村庄治理结构”是影响征地博弈样态的独立因素。区别于将行政村默认为利益博弈中的村级主体,研究关注“组强村弱”治理结构下小组作为博弈主体的征地实践。基于赣西H村的实证分析发现,“组弱村强”治理结构的产生与村庄分布形态、宗族认同和土地集体所有等因素有关。它对征地博弈的影响在于：对外博弈中,小组因一致行动能力而具备更强的议价能力;在组内博弈中,小组具备排除行政能力干预、自主决定利益分配的空间,这种宽松的环境加剧了利益分化的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的双层博弈导致村庄公共利益消失、村庄认同弱化以及村庄矛盾激化等一系列后果,动摇了村社共同体的根基,由此产生的纠纷矛盾对基层治理能力提出挑战。     

基层民主建设中村民选举参与的矛盾及其化解

管理民主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村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选举参与是村民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制度化渠道,是实现管理民主的基础和关键环节。但在基层民主建设的过程中,村民选举参与仍然面临着选举制度安排的原则性与实际操作的随意性、村民组织化程度低与参与诉求高、村民利益期待高与参与效能低之间的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民选举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并将限制和弱化村民利益表达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势必会影响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     

社会转型期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探析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弱势群体,是和谐社会视角下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十六届六中全会有关社会体制改革所关注的一个焦点.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有利于利益均衡和社会发展,也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通过构建有效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使其能够拥有平等的利益表达权利,自主、理性、合法地进行利益表达,从而由权利均衡走向利益均衡,是促进弱势群体走出困境的一种有效制度安排.     

我国弱势群体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政策选择

近年来,弱势群体问题逐渐成为我国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弱势群体在就业、利益表达、维权、心理等方面所面临的困境严重制约和影响了社会安定与和谐.在论述当前我国弱势群体的特征、困境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消解当前我国弱势群体困境的主要对策,这包括:实行就业援助,不断提高弱势群体的就业竞争力;努力构建起理性的、畅通的和制度化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加强司法救济,大力完善弱势群体权利保护制度;积极构筑起弱势群体的精神支持和人文关怀机制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