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与近代中国东南社会变迁

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尤其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出现早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无论在政治与经济、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的活动,在瓦解中国古老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买办的作用从沿海城市直至穷乡僻壤,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深度不容忽视。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侵略的加深,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买办阶层,可以说买办是东南社会变迁的产物;另一方面,买办阶层的形成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新型阶层,他们的商务经营与社会实践活动则促进东南社会进一步变迁。因此,在研究东南社会变迁这一命题上,买办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近代买办群体中的广帮(1845-1912)──以上海地区为中心

买办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产生的一种形式,是近代中国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在上海。在由地缘关系形成的各商帮中,广帮是其中的大帮。本文旨趣,在探讨广帮买办是如何由广东区域性商人群体发展为买办的主流的,探讨以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为代表的广帮买办所从事的诸方面的活动,以及这个群体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力图作一些适当的评价。     

论近代买办的企业主形态

从买办所从事的进出口业务、买办组织、买办合同及买办收入来看，买办是中国近代市场经济中形成 的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商人，是中国近代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形成的一种较特殊的独立商人，已初步具有了独立的企业主形态，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导致他们采取了买办这种畸形的市场主体形式。     

二十世纪前期买办及其社会生活状况研究

买办是近代中国通商口岸显赫的、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阶层。在以往的研究中,较多关注十九世纪买办的兴起及其社会状况,而一般认为到了二十世纪以后买办逐渐走向衰落。从三四十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征信所等所进行的调查中整理出大量有关买办的资料显示,在二十世纪前期买办呈现更为复杂的样态,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仍具有一定的势力与影响。     

试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构成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是买办出身、官僚出身还是商人出身都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相对于外国资产阶级而言的,买办、官僚、地主等出身的资产阶级只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阶层。因此,近代中国只存在一个资产阶级,没有独立于民族资产阶级之外的另一个或几个资产阶级。     

毁誉不一的“买办”阶层

“买办”是近代世界范围内欠发达国家（旧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今为第三世界）的共有现象，但程度不一。百年租界史中，中国特色买办阶层长期存在，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这是不能回避的历史真实。中国租界（主要是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近代化，是在外贸洋商侵入的推动下完成的，而不像西方近代化是由欧美本身的产业革命得来的，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由此，买办的生命线首先是受西方列强雇佣的“商”，前者是辅助洋商经营贸易和金融投资；其次的生长点才是“产”即引进科技产业、厂矿实业，以催生民族经济。中国买办阶层在五口通商后逐步发达。到1920年，买办人数超过10万。本文指出一个参照系——以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日本租界及买办阶层的嬗变历史作为借鉴，揭露和分析中国买办固有的封闭性、虚荣性、懦弱性，指出这些特性导致大多数买办富豪家族在20世纪繁荣奢华之后，必然走向衰亡。行贿成为洋商打开中国市场的一个潜规则，大量腐败案件与外贸有关。洋商通过商业贿赂，垄断市场、垄断技术。中国的官僚买办为私人利益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严重阻碍了国内的自主技术。我们必须牢记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此外，本文对“买办研究第一人”——PaoKuangYung（包培之即包光镛）做了考证。     

从唐廷枢看买办在洋务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从唐廷枢看买办在洋务企业管理中的作用李志英洋务企业是中国土地上第一次出现的使用机器的近代意义上的企业。怎样管理这样的企业是中国人面临的新课题。买办，因其最早接触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成为中国最早熟悉了近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人。正是随着买办的介入，洋务企业的...     

买办与上海钱庄的近代转型

近代买办与传统的钱庄相结合,促使了传统的钱庄向近代金融机构的转化.在买办云集的上海此种影响尤为显著,首先是,买办将钱庄纳入近代商业、工矿、交通企业中,为钱庄开拓了广阔的金融市场;其次是,大量买办投资于钱庄,或是钱庄成员侧身买办行列,使钱庄的组织成分进一步地资本主义化;最后是,买办的加入钱庄行列,促使钱庄功能的资本主义化.     

关于近代中国“买办”历史作用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近代史上的买办或买办出身的人的评价一直很低,有些研究者认为买办或买办出身的人充当了“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封建地主相互勾结的媒介”,并最终导致“官僚买办化和买办官僚化”局面的形成,把它归结为一个“反动的阶级”。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买办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出现和存在,并不以某些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市场,走向近代化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因此,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将它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作具体分析,才有可能恰如其份地评价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作用。     

百年之后看“危言”——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

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一生从事工商业活动,是中国近代出身于买办而逐渐走上维新之路的著名民族商人,是从传统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初期最早的一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是中国从西方文明中的盗火者。     

从买办到民族资本家的朱志尧

从买办到民族资本家的朱志尧聂好春朱志尧，字宠德，号开甲，１８６３年生于上海南市董家渡，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企业家。他是从买办转变为民族资本家的典型人物。２０世纪初年，在“实业救国”的旗帜下，朱志尧投资创办了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和其他一系列民族工业，成为近代...     

甲午战争与台北李春生家族

甲午战争改变了台湾历史。它不仅影响了海峡两岸的政治与政治人物,也改变了民间个人与家族的命运,台北大稻埕李氏家族的开台祖李春生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案。目前关于李氏家族的研究多局限于对李春生思想层面的研究,对于其家族在台湾,特别是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似乎仍相当缺乏。李春生原本是厦门的买办,清末来台后依然如此,但也自己开设茶行,出口乌龙茶经由厦门转运美国,随着茶叶贸易的兴盛而致富。1895年日军来台后,李氏家族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经济方面,李氏家族还取得了近代商品煤油的代理权,到1910年代后期并把触角伸向金融与保险业,成立了近代银行与保险公司,可谓近代中国自买办成为新兴资本家的典型。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外贸体制演变研究(1820-1850年)

行商制度在以农业为主体经济、对外贸易需要有限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的开辟,短时期内暂时未对中国内地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条约对海关税率的修改客观上对中国对外贸易有利。上海开埠后,作为新型贸易代表的买办逐渐兴起,成为对外贸易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新因素。1842-1850年间英国尚未取得贸易优势,茶叶和生丝仍然是中国出口产品的大宗。但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开始向以伦敦为中心的金融汇兑贸易网转变。     

香山籍买办与宁波籍买办特点之比较

在中国近代众多的买办中,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是最大、最典型的两个群体,也最受研究者关注,但是对它们两者的不同特点尚少研究。综观这两者的产生发展过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香山籍买办由于有澳门和广州两个对外贸易中心,使之首先具备生成的条件而得以产生;宁波籍买办虽因缺少生成条件而尚未产生,但宁波所具有的外贸环境为它在后来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良好的基础。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香山籍买办虽然盛兴起来,但因不能很好地利用有利条件而使其发展受到制约,表现为一种保守型和单线性的发展,并导致其势力逐渐衰退;宁波籍买办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才开始出现,但它能主动而充分地利用有利机遇而得到全面快速的发展,其势力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超过香山籍买办,表现出多线发展的特点,具有较多的开拓性。     

中国近代档案法规更新与转化的社会影响

将我国档案法规的近代转型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审视,便可见其对社会生活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与作用.中国近代档案法规的更新与转化,在政治活动中推动了国家各级行政管理部门日常事务处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与高效率;在经济发展上首次对经济生产记录、经济秩序维护、经济效益提高给予应有的法律调整;在思想领域则对近代涌现的民主、平等、自由意识与原则加以确认和保障.     

步入近代之际中、日商力比较

步入近代之际 ,日本的商力明显低于中国一个档次 ,尽管中国资本原始积累并不充分。两国间 ,无论手工业商人、航运商人 ,还是金融商人 ,都存在明显差距。此外 ,近代中国还有日本不曾出现过的特殊商人 ,如享有特权、资本上千万两的两淮盐商和广州行商 ,以及最先接受西洋商务思想的买办。先天商力条件 ,再加上两国政治气候大不相同 ,决定了中、日选择各异的近代化道路。     

抗日战争前汉口的洋行和买办

洋行买办制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深入经济侵略下的特殊产物.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它曾经是到处喋食中国人民血液的毒蛇;它操纵着中国的对外贸易,使中国国民经济不得不日益深刻地受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影响,从而把中国陷于帝国主义国家附庸的地位.汉口在抗日战争以前是华中一个进出口货最多的城市,洋行买办在这里有着一定的发展.通过对洋行买办的研究,可以窥见帝国主义深入经济侵略的一般情况.一洋行     

近代军阀私人投资是官僚资本吗?

按照传统的观点,中国近代资本形式有两种: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其定义是这样下的,官僚资本:即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也即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在中国的通称。(《辞海》第1016页1979年缩印本)民族资本: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民族独立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本,一般为中小资本。(同上,第1806页)那么,近代军阀的私人投资到底属何形式呢?史学界一般把军阀的私人投资也算作官僚资本,因为军阀亦军亦政,他们利用政治特权,通过滥发纸币、募借外债、商业投机     

百年之后看"危言"——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

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一生从事工商业活动,是中国近代出身于买办而逐渐走上维新之路的著名民族商人,是从传统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初期最早的一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是中国从西方文明中的盗火者.郑观应和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是中国思想界中一部较早地认真考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     

两宋太学制度与太学生的参政活动

宋代太学生参与政治活动业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而太学生积极的爱国运动又与当时的太学制度是密不可分的。深入探析宋代太学生的救亡图存活动及其特点,追寻他们在民族危难之际,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敢与权奸作斗争,死而后已的顽强精神。这对近代中国的学生运动乃至近代中国民主意识的唤醒都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