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志电影的内涵和外延$

如今,民族志电影或者被理解为关于少数民族的电影,或者被理解为关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知识的电影。然而,这些理解都没有触及到民族志电影的真正本质:非虚构的影像获取方式、跨文化交流特征和实验特征。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电影,应该借助影像纪录的设备和工具去发现和探寻未知的知识,而不是复述既有的知识;揭示潜藏在表象背后的真相,而不是机械复制和呈现表面化、场面化的内容;展现影片制作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简单遵循某种表述模式而刻意回避或建构关系状态。除此之外,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应该充分施展娴熟的拍摄和剪辑技能,让民族志电影摆脱民族志文字研究表述惯性的影响和制约。同时,民族志电影制作者也应该坦然面对影像叙事的局限性,并试着把民族志电影理解为一种探索世界的方法,从而确立民族志电影的独立人格。     

影像民族志: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与实践

影视方法正在更加广泛而深入地运用于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影像民族志不仅仅是纪录、描述文化的载体,也是人类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从方法论角度讨论了影像民族志在表达异质性文化方面的独特价值,且进一步阐释了影视或者影像民族志方法在传达默会知识、促进跨文化理解,以及在人类学展开非语言社会行为研究、促进知识的分享和进行社会干预等诸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与实践。同时,本文也指出影像民族志也只有回应人类学理论发展、参与人类学知识生产,才能制作出真正的"影像民族志"。     

超越民族志电影:视觉人类学近期的争论和目前的话题

对于许多人来说 ,视觉人类学是民族志电影的产物。结果大多数的教学计划为了使学生创作电影纪录片 ,都着眼于他们的应用训练。与这种观念相反 ,作者这篇论文的目的是要强调视觉人类学也包含有民族志电影制作以外的研究。首先 ,作者要唤起人们对在最初的 30年里 ,视觉人类学领域的争论中占优势的主要话题的记忆。接着 ,作者尝试去简述一些目前研究的领域     

民族志影片的人类学实践

民族志影片应用到人类学实践之初只是将它作为人类学研究的记录工具;随影视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才将其用作表达方式。现阶段民族志影片的创作在人类学理论的指导下冲破了资料记录的束缚,表达人类学信息时不拘泥于影视体裁的限制,把表现人类学信息的故事片也纳入了民族志影片的创作范畴,以使人类学信息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看事物的方式:欧美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取向

电影作为一种视觉文化,已成为人类学者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文本.当代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已成为人类学者观察社会的文化视窗.电影研究进入人类学研究视域,带来了电影研究方法论的变化.人类学者将电影视作文化系统中的文化符号与视觉表征,并采取不同研究取向展开影像研究.当代人类学电影研究已出现符号学取向、民族志取向、感知人类学取向及新艺术史取向,他们从各个不同取向的影像中观看社会的文化意义与社会结构.     

看事物的方式:欧美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取向

电影作为一种视觉文化,已成为人类学者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文本.当代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已成为人类学者观察社会的文化视窗.电影研究进入人类学研究视域,带来了电影研究方法论的变化.人类学者将电影视作文化系统中的文化符号与视觉表征,并采取不同研究取向展开影像研究.当代人类学电影研究已出现符号学取向、民族志取向、感知人类学取向及新艺术史取向,他们从各个不同取向的影像中观看社会的文化意义与社会结构.     

论民族志电影制作者进入影片的必要性

在民族志电影的拍摄和剪辑过程中,有的制作者愿意让自己的影像和声音出现在影片中,可是有的制作者采取拒绝进入自己影片的态度和立场。制作者应该在合适的场景、合适的时间点、合适的关系状态下进入到自己的影片中。理由有三:作为文化解释之媒介的民族志电影,应该呈现制作者和摄像机对被拍摄者的影响和刺激结果;民族志电影作为文化解释的证据时,只有呈现制作者进入影片的场景,影片才具有作为证据该有的可信赖性;作为跨文化交流结果的民族志电影,理应展现制作者和被拍摄者关系演进的过程,展现制作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场景。当然,民族志电影的制作者应该把握合适的度,不要为了进入自己的影片而在形式上进入。因为民族志电影应该是作为人的制作者,和作为人的被拍摄者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尊重、共同建构的一个人工产品。     

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讨论

艺术人类学研究有必要借鉴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民族志具有“文体”和“方法”双重内涵,对艺术研究的民族志讨论应包括“作为方法的民族志实践”和“作为文本的民族志书写”两方面的研究。在作为方法的艺术民族志研究实践中,“整体观”原则对帮助转换既有的知识传统中以孤立地谈论艺术品来解决“艺术”问题的倾向、模式,以及对“艺术”认知的“祛魅”,具有基础性意义;对“观察—体验”的实践理念的标举,正面回应了“体验”在民族志实践中的长期蛰伏状态;以“当下”地“共域在场”为具体操持方案,强调研究者对“场域”结构关系保持自觉并调动自身“在场”的能动性,机动地采取有目的的行为从调查现场获致所需信息。适应于实践的具体情况,艺术民族志书写将呈现为一系列的、调动多种手段的实验性写作。     

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探索

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是音乐人类学家对“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应用。研究者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音乐人类学大致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20多年来,许多音乐人类学家纷纷把民族志研究方法应用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逐渐成熟起来。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包括确定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对象、作为搜集资料方法的“参与观察”、作为研究成果的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报告的撰写等。     

媒体中的人类学:刊物、年会和电影

较长时期以来,人类学研究的对象通常被认为是文化,而且主要是关于异邦或远方的民族志书写。这其实是不对的,至少很不全面。就其作为一门学科的总体情况来讲,人类学无论在起源、分布还是过程等方面都难以被限定于任何单一的定     

论民族志研究方法及其在商务实践中的运用

经典的民族志与人类学的传统密不可分,目前,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商管理世界。人类学民族志与工商管理民族志的主要区别在于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人类学家的民族志研究传统上以奇异的文化为对象,而工商管理民族志研究的重点则在于工商组织及其经营领域。这一人类学方法也区别于其他定性和定性的研究。民族志方法应用于对企业文化、消费行为、区域、民族群体及其对工商业务的影响等方面,具有其他研究方法难以替代的价值和作用,为解释人们的反应以及影响他们行为的原因提供一个更好的路径,从而从中揭示了那些不容易看明白的非正式的社会结构以及紧张的行为模式。     

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与上海民族志:以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个案

本文把王安忆的《长恨歌》看作是关于上海城市空间的人类学的民族志,并以该假设为出发点进行探讨。笔者的依据如下;首先,王安忆在上海生活已久却以"移民"自居,这种态度与参与观察者的姿态相符。其次,对《长恨歌》的背景——上海怀旧热,虽然作家持有否定的态度,然而却又表现出"有意提供怀旧资料"的创作动机。她这样的创作态度,即与其一味地接受某些现象,不如把关于上海的众多读物(1)作为创作基础,通过彻底认真的事先准备进行验证,这超越了人文学的方法论,更接近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最后,作者的辩证书写或者两面书写方式,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文本的厚度。     

人类学电影的信息传递方式

解决并真正实现人类学电影在学术规范下的“电影化”表达 ,而不是概念式的“论文化”表达 ,已成为今天影视人类学发展 ,尤其是影视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急待解决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影视人类学与“书面人类学”的简单比较 ,讨论影视人类学自己的视听表述语言、人类学电影特有的信息传递方式。     

天真的人类学家与人类学的"天真"--民族志反思的反思

民族志是人类学的翅膀和根基.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学内部出现了学术反思潮流,传统民族志进入了一个实验性的时代.<天真的人类学家>就是一部有代表性的文学性民族志作品,它以轻佻嘲讽的口吻,幽默辛辣的手法,开启了对人类学深沉、严肃的反省.本文试以<天真的人类学家>为分析文本,揭示出当前人类学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总结其提出的问题和给予我们的启示.     

纪录片的文化批评与对影视人类学的重新认识——从电视文献片《发现卓尼》制作前后获得的启发

影视人类学片，也叫民族志电影，是纪录片种类中历史较悠久者，早期西方纪录片中，影视人类学片占有较大比重。但纪录片的文化批评功能，在早期人类学理论的环境下，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随着大众媒体商业化的发展，特别是“解释人类学”理论的出现，影视人类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相应了的变化。在新的媒体文化环境下，探讨影视人类学的批评性功能和意义，是非常必要的。     

人类学研究方法比较——以《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为例

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同等重要，研究之初其方法就已决定了成果的指向。人类学的经典著作，不仅可以作为现实研究的有效指导，其理论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反思。文章以《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和《安达曼岛人》二书为例，通过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研究方法异同的比较，阐述一种民族志学的新研究范式。     

大后方电影研究:思路与方法

"大后方电影"是中国电影史"战时中国电影"时段的主导性维面.作为相对复杂的电影历史现象,"大后方电影"研究应该确立动态通连的观照态度,侧重针对官营电影体系的建立、电影创作和电影文化建设几个重点维面,注目于内在联系性,灵活采用多种方法,真正理清复杂交错的内在纹理.     

人类学家乡研究的反思与辩护——基于两项教育民族志的研究

“家乡研究”是中国人类学的特色领域,其长短得失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作者以自己的教育民族志研究为经验基础,对人类学家乡研究作了反思和辩护。     

民族志与作为过程的人类学:读英戈尔德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讲座上的演讲稿

蒂姆.英戈尔德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讲座"上发展演说,认为人类学不是民族志,或者更精确地说,人类学不等于民族志;人类学不是"研究谁"的学问,而是"和谁研究"的学问。说人类学不是民族志或民族志不等于人类学是个偏激的说法,比较贴切的表述是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一部分,二者不存在对立,也不能截然分开。民族志和人类学共同构成一个开放的研究过程:一是纵向上运动中的时空连续;一是物质为一端、精神为另一端的"心物"连续。     

民族志动画中的跨越“在场”与记忆“再现”——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的实践反思

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凝聚群体、实现文化认同的重要内核,其中族群仪式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行为深嵌于特定的社会情景场域,对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构筑起到关键作用,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民族志动画通过一套特别的视觉媒介符号体系进行知识生产与意义呈现,在表达回忆、经历等抽象经验方面可跨越“在场”时空屏障,为新时代的影视人类学提供新的范式实验和新的模态可能。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实践,通过与文化持有者开展互为主体性合作和反身性对话,可生成饱含原住民真切情感的民族志动画影像文本,在影像志的“抒写”中实现仪式记忆的“再现”与族群文化记忆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