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影片的人类学实践

民族志影片应用到人类学实践之初只是将它作为人类学研究的记录工具;随影视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才将其用作表达方式。现阶段民族志影片的创作在人类学理论的指导下冲破了资料记录的束缚,表达人类学信息时不拘泥于影视体裁的限制,把表现人类学信息的故事片也纳入了民族志影片的创作范畴,以使人类学信息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论民族志电影制作者进入影片的必要性

在民族志电影的拍摄和剪辑过程中,有的制作者愿意让自己的影像和声音出现在影片中,可是有的制作者采取拒绝进入自己影片的态度和立场。制作者应该在合适的场景、合适的时间点、合适的关系状态下进入到自己的影片中。理由有三:作为文化解释之媒介的民族志电影,应该呈现制作者和摄像机对被拍摄者的影响和刺激结果;民族志电影作为文化解释的证据时,只有呈现制作者进入影片的场景,影片才具有作为证据该有的可信赖性;作为跨文化交流结果的民族志电影,理应展现制作者和被拍摄者关系演进的过程,展现制作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场景。当然,民族志电影的制作者应该把握合适的"度",不要为了进入自己的影片而在形式上"进入"。因为民族志电影应该是作为"人"的制作者,和作为"人"的被拍摄者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尊重、共同建构的一个人工产品。     

“学者电影”的主张与逻辑

"学者电影"不是某种影片类型,而是一种学术价值取向,是强调学者主体论(作者论)和学术独立性,反对迎合强势媒体和主流的话语体系,反对模仿商业化工业化的制作流程和方法的创作观念。它抵制在影视人类学和人类学电影制作上的泛学术化倾向,同时鼓励学者为学术表达而不拘泥于传统的或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像作者写作一样建构影像志民族志作品。"学者电影"也有构建独有的叙事流派影响社会生活的企图心,也可以说,"学者电影"是人类学影片"作者论"的代名词。     

后现代理论观照下的人类学与文化遗产民族志的理论导向

后现代理论为人类学框架下的文化遗产研究开辟了具有启发性的方法论路径。后现代人类学"多声部"的民族志为人类学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了一种整体观方法;同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启发又为"文化遗产空间"概念下的文化遗产民族志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整体观方法论支撑。在后现代理论观照下的人类学文化遗产民族志研究将引领跨学科的文化遗产研究实现物质与非物质、自然与文化、历史与现实及未来的多重整合。     

论民族志电影的内涵和外延$

如今,民族志电影或者被理解为关于少数民族的电影,或者被理解为关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知识的电影。然而,这些理解都没有触及到民族志电影的真正本质:非虚构的影像获取方式、跨文化交流特征和实验特征。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电影,应该借助影像纪录的设备和工具去发现和探寻未知的知识,而不是复述既有的知识;揭示潜藏在表象背后的真相,而不是机械复制和呈现表面化、场面化的内容;展现影片制作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简单遵循某种表述模式而刻意回避或建构关系状态。除此之外,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应该充分施展娴熟的拍摄和剪辑技能,让民族志电影摆脱民族志文字研究表述惯性的影响和制约。同时,民族志电影制作者也应该坦然面对影像叙事的局限性,并试着把民族志电影理解为一种探索世界的方法,从而确立民族志电影的独立人格。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启示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人类学领域最有影响的民族志著作之一.它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发意义:在参与观察中理解人的行为的社会意义;文化现象与人的行为的分析必须在整体的视野中完成:田野调查必须注重"勤、细、全、深"四个方面的环节;参与观察对象的选择必须是能够反映文化整体意义的事项.     

影像民族志: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与实践

影视方法正在更加广泛而深入地运用于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影像民族志不仅仅是纪录、描述文化的载体,也是人类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从方法论角度讨论了影像民族志在表达异质性文化方面的独特价值,且进一步阐释了影视或者影像民族志方法在传达默会知识、促进跨文化理解,以及在人类学展开非语言社会行为研究、促进知识的分享和进行社会干预等诸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与实践。同时,本文也指出影像民族志也只有回应人类学理论发展、参与人类学知识生产,才能制作出真正的"影像民族志"。     

看事物的方式:欧美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取向

电影作为一种视觉文化,已成为人类学者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文本.当代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已成为人类学者观察社会的文化视窗.电影研究进入人类学研究视域,带来了电影研究方法论的变化.人类学者将电影视作文化系统中的文化符号与视觉表征,并采取不同研究取向展开影像研究.当代人类学电影研究已出现符号学取向、民族志取向、感知人类学取向及新艺术史取向,他们从各个不同取向的影像中观看社会的文化意义与社会结构.     

看事物的方式:欧美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取向

电影作为一种视觉文化,已成为人类学者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文本.当代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已成为人类学者观察社会的文化视窗.电影研究进入人类学研究视域,带来了电影研究方法论的变化.人类学者将电影视作文化系统中的文化符号与视觉表征,并采取不同研究取向展开影像研究.当代人类学电影研究已出现符号学取向、民族志取向、感知人类学取向及新艺术史取向,他们从各个不同取向的影像中观看社会的文化意义与社会结构.     

文化与文本的复象:格尔茨与民族志“诗学”形态的发生

民族志诗学作为文学与人类学相交叉的理论研究形态,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诗性要素。自现代人类学研究以来,民族志研究的诗学倾向肇始于克利福德·格尔茨,其文学性首要体现于民族志文本的书写体制之中。它作为田野经验的文本化呈现,既包含着“在场”与“离场”的交错杂糅,也关涉着“观察”与“理解”“表述”与“阐释”之间的缝合。格尔茨认为,从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化”视为“文本”所进行的一种“诗学”或“文学批评”向度上的阅读、分析与反思;而人类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作为“人学”的文学。在此,民族志作为一种召唤与回忆的拟像之物,通过具身化的方式而对文化的“他者性”勾勒一种复象的真实。     

“他者”到“你我”——中国人类学电影开山作品的理论启发

人类学与民族学是从国外引进的,迄今已近百年。引进的路径有二,其一是从欧美直接引入,其二是经过日本媒介间接引入。人类学原生语境里,他者与人类、民族志与文化理论、具体与一般,它们的平行与交叉构成学科的基本形式。本文透过对中国人类学电影开山作品的解读,展开"你我"这一具体的、民族志的视阈,进而提出一种学科基本形式更新的可能性,即你我与人类、民族志与文化理论、具体与一般,它们的平行与交叉。     

超越民族志电影:视觉人类学近期的争论和目前的话题

对于许多人来说 ,视觉人类学是民族志电影的产物。结果大多数的教学计划为了使学生创作电影纪录片 ,都着眼于他们的应用训练。与这种观念相反 ,作者这篇论文的目的是要强调视觉人类学也包含有民族志电影制作以外的研究。首先 ,作者要唤起人们对在最初的 30年里 ,视觉人类学领域的争论中占优势的主要话题的记忆。接着 ,作者尝试去简述一些目前研究的领域     

欧美人类学电影发展史论

发端于十九世纪末的人类学电影肇始于“文化救险”和保护文化“活化石”的目的,后来同应用人类学一起,服务于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为人类学和比较文化思想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人类学电影滥觞于法国,后流行于欧洲,在美国最后成熟并获极大发展。人类学电影不仅是学术电影,而且影响到了艺术影片,商业影片甚至故事影片的内容与风格。不论对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和电影理论的发展,它都有着无可比拟的推动力和影响。     

“荣耀与辉度”:一种政治建构维度——对《尼加拉》的再解读

格尔兹的民族志《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通常作为阐释人类学的经典被解读,实际上本书的另一大启发在于通过"剧场国"概念,提出"荣耀与辉度"的政治建构维度,它不仅诠释国家权力和社会正义的诗性,并且是政治建构获得历史意义的真正来源。     

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探索

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是音乐人类学家对“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应用。研究者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音乐人类学大致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20多年来,许多音乐人类学家纷纷把民族志研究方法应用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逐渐成熟起来。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包括确定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对象、作为搜集资料方法的“参与观察”、作为研究成果的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报告的撰写等。     

平坦的地球与流动的影像——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再思考

《地球是平的》为中国电影事业全球化创造了机遇,但也带来了挑战。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瓶颈并不仅仅是产业化程度不够、影片内容表达狭隘、缺乏专门的译制机构和标准、版权发行不畅等问题,还在于思维上的偏差。中国电影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扬弃"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和"走向世界的中国电影要恪守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这两个策略和观念上的悖论,因为对民族性的执意坚守有可能造成人为的壁垒,使地球变得不平起来。中国电影要真正走向世界,就要把民族文化转化为世界文化,在电影创作中倡导世界多元文化的融合与普世价值的传达。     

关于中国人类学影片创作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人类学电影的创作实践始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人类学影片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影视人类学者的努力下,人类学影片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渐缩短了与西方影视人类学理念的距离,并结合本土情况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本文对中国人类学影片问世几十年来的创作做一简要的回顾,并对人类学影片的未来做一个展望。     

中国彝族人类学影视片述论

彝族人类学影视片是彝族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最早的彝族人类学摄影是在本世纪初出现。本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始拍《凉山彝族》这部民族志影片，是为新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开创性工作。八十年代又拍摄出一些彝族人类学片。今后彝族文化的更新和交融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剧烈，因此拍摄彝族或彝区人类学影视片的题材与日俱增。彝族人类学影视片的拍摄将是一项任务繁重且前景广阔的工作。     

民族志与作为过程的人类学:读英戈尔德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讲座上的演讲稿

蒂姆.英戈尔德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讲座"上发展演说,认为人类学不是民族志,或者更精确地说,人类学不等于民族志;人类学不是"研究谁"的学问,而是"和谁研究"的学问。说人类学不是民族志或民族志不等于人类学是个偏激的说法,比较贴切的表述是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一部分,二者不存在对立,也不能截然分开。民族志和人类学共同构成一个开放的研究过程:一是纵向上运动中的时空连续;一是物质为一端、精神为另一端的"心物"连续。     

叛逆,还是回归?——电影《阿凡达》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电影《阿凡达》通过叙述未来后现代人类与外星原著民的对抗,表达出对人类现代文明异化的忧虑和对文化平等共存的美好希冀。该片中,大量人类学知识得到了完整和完美的呈现。文章运用人类学知识和理念,从文化相对主义、人类群体意识和泛灵信仰三个人类学研究视角,探寻影片《阿凡达》所隐含的深刻意义,从中引发对文化异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