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传播与社会性别关系分析

本研究从社会性别视角切入,分析在艾滋病(AIDS)传播中,男女两性性观念差异、以男性为中心的性行为模式以及社会性别不平等因素对妇女健康的负面影响,探讨体现性别因素的个人及社会防范艾滋病的对策。     

结构性行为干预的社会学探索——一项针对娱乐服务业女性风险性行为的研究

结合个人认知过程和社会影响因素的整群随机抽样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尝试,通过对724名娱乐服务业女性的干预和比照发现,以小组为单位、同伴教育员参与的结构性行为干预在降低艾滋病风险性行为的社会影响因素方面是有效的。这对今后在该人群中开展降低艾滋病风险的行为干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此外,结构性行为干预作为一种社会学实践,对于社会学从解释社会现象到改变社会行为的转变也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青年女性流动人口收入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女性流动人口、尤其是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收入及影响因素,不仅事关国家的流动人口市民化政策的实施效果,而且事关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成败,是人口学、社会学应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但目前学界尚缺乏基于最新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本文基于国家卫计委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个人特征、婚姻生育、流动经历、性别四个维度深入分析青年女性流动人口收入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以上四大因素均对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收入有着重要影响,能够较好地揭示青年女性流动人口收入问题及其性别差异。在此基础上,从个人、就业单位和政府部门三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艾滋病检测进行时

哪些人要进行艾滋病检测 定期做艾滋病检测,是有效预防艾滋病传播的关键.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暂时无法做到人人都检测.那么,哪些人需进行艾滋病检测呢? 1.性行为泛滥者.众所周知,不安全的性行为是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之一.性行为较为泛滥者,必需定期做艾滋病检测. 2.有偿献血或输血者.有偿献血、输血都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事后应做艾滋病检测.但预防比检测更为重要,在献血和输血时,千万不要共用针头或其他器具.     

我国政治精英晋升的性别比较研究

本文从性别视角出发,认为政治精英的地位获得是具有性别差异的,这种差异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与身份政治的变迁。本文使用2010年全国获得的1870位科级及以上政治精英的资料,以性别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影响两性晋升的因素。研究发现,影响两性政治精英晋升的共性方面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作用;差异性方面则是性别因素,女性政治精英地位的获得会更多地受惠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身的性别平等观和平衡工作与家庭角色的能力。男性政治精英向更高层次晋升时亦受到性别观念和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能力的作用,但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度弱于女性。我国在向上流动上依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性别身份依然作用于人们的向上流动,男性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便能进入政治精英成长之路;而女性既要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还要有赖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个人的性别平等观和平衡工作、家庭角色的能力。     

流动人口对艾滋病的认识与防"艾"体系构建——以云南省为例

目前流动人口既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人群,又为艾滋病扩散的重要媒介。本文通过运用实际调查数据对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重灾区云南省流动人口对艾滋病的观念、态度和行为的分析,从小的视角出发,揭示出流动人口作为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原因用社会管理和控制缺陷,为政府建立有效的艾滋病反应机制,有效预防艾滋病,降低艾滋病危害提供依据。     

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流动人口职业发展状况"专题调查收集的数据对流动女性职业地位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流动女性的职业地位普遍不高。通过多元回归估计和分析,检验所提出的理论假设,研究结果表明,本研究所构建的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理论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受教育程度、是否掌握专业技能、成就动机、社会网络规模、社会网络顶端、进城务工时长、到过的打工地区数等是影响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在此分析结果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提高流动女性职业地位的对策建议。     

就业流动人口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模型估计与政策涵义——基于重庆的经验数据

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背景下,人口流动有利于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然而,在中国“特色”的转型发展中,流动人口红利也带来了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教育回报率对于收入影响十分显著,男性就业流动人口收入显著高于女性就业流动人口收入,非农村户籍就业流动人口收入显著高于农村户籍就业流动人口收入,已婚的就业流动人口收入显著高于未婚就业流动人口收入,跨省流入的就业流动人口收入高于市内流动的就业流动人口收入.     

社会性别理论：女性农民工流动研究的新视角

传统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制度下,家庭是女性日常生活的核心。但是,最近几十年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农村女性大量流向城市寻求工作机会的现象。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更多从户籍制度变革、产业结构调整、个体理性选择等方面去解释原因。在这个解释路径中,相对缺失社会性别视角。社会性别理论——从社区、家庭和个体三个层面具体探问：社会性别机制如何制约和影响女性农民工流动,反之,女性农民工的流动对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又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可以看作是另外一个解释女性农民流动原因的新路径。     

中国老年流动人口初诊就医行为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构建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综合分析个体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流迁因素分别对乡—城、城—城和全部老年流动人口初诊就医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老年流动人口初诊就医行为的选择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风险,乡—城和城—城老年流动人口受年龄、自评健康、收入、就业状态、生活状况、医保参保情况、本地健康档案建立情况、迁入地区、首次流动与否和家庭化流动与否等多种因素的不同影响。对此,应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加快推进异地报销结算进程;应加快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应重点关注农业户口的老年流动人口,给予医疗上的政策倾斜;全面提升流动老年人口的基本公共卫生知识素养,让老年流动人口的初诊就医行为更加科学,进一步降低老年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以此助力《“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战略目标的实现。     

流动人口规模、结构及特征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并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2010年山东省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流动人口的规模持续快速扩大,其年龄结构年轻化,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其受教育程度主要以初中为主;人口流动长期化趋势明显;跨省流入人口主要来源地分散,而跨省流出人口的流入地集中,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农村的城镇地区;务工经商是流动人口的主要动因,不同类型和性别的流动人口,动因差异显著;绝大多数流动人口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和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了解山东省的流动人口状况,对于把握全国流动人口状况、结构及特征,具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典型意义.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研究——对江苏省的实证分析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必然有一个逐步磨合的过程.通过定量化的模型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主要影响变量进行分析和研究发现,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因素是多元的,收入水平、宗教信仰、民族类别等因素的影响在模型中均不显著;显著的影响因素除了性别、文化水平和配偶情况之外,还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信息来源和地方政府是否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历史文化方面,对流入地宗教的看法及流出地域等文化和历史造成的因素影响显著;经济方面,收入高低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行业影响较为显著.     

论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的变革

中国正面临艾滋病广泛流行的临界点,导致艾滋病更大规模流行的社会因素普遍存在。对其他国家与地区以及中国不同阶段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艾滋病的污名化、对边缘化人群的否定性裁决(惩处)、采用传统公共卫生的强控制手段以及公民社会发育迟缓等因素,构成了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有效建构的根本障碍。中国要采用最有效的措施和最合理的社会经济成本控制艾滋病的流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必须变革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设立国家传染病基金制度,鼓励民间捐赠,培育公民社会,建立政府、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的互动合作关系。     

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一个多维的研究视角

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是经济收入低、个人能力差、社会支持网络弱化和权益缺失的综合体,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流动人口的贫困特征主要为非居民化的,地域聚居的居住模式;流动儿童教育受到排斥;就业培训机制不完善、培训错位;存在健康风险;就业权益受损;社会保障严重缺乏等.应从改革和创新现行制度;建立流动人口权益保护制度;加强政府责任;建立政府、社会、社区、个人四者相结合的社会整合机制等角度来实施对贫困人口的减贫.     

社会变迁背景下我国流动人口产生动因及状况分析——基于广东ZS市实证调研

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大量需求以及国家政策对人口管制的松动,在"推-拉"双重合力下,上世纪80年代成千上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追寻他们的"城市梦",从而形成了浩大的人口流动潮.由于转型时期我国人口流动诱因主要是经济因素,所以流动人口集中分布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东部沿海人口流入地区,人口流动规模大,空间分布集中;流动人口性别、年龄结构以中青年女性为主,学历结构以中小学为主;流动人口留城意愿强烈,持续居住时间长.     

流动人口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由于户籍制度、养老保险的碎片化管理等限制,流动人口参加流入地的社会养老保险面临诸多障碍。本文通过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流动人口的参保现状,并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影响参保的主要因素。回归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整体水平较低,仅为17.92%,且存在户口、区域的显著差别。除了受教育程度、户口和婚姻等因素影响参保以外,流动人口的流动类型、流入时间和就业单位性质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参保有显著影响。     

马拉维的性暴力与妇女对艾滋病的易感性:权利问题

本文探讨性暴力、性别不平等与艾滋病传播之间的联系。本文的前提是:艾滋病是一种有性别倾向的泛流行病。作者指出了艾滋病病毒传播的模式如何由性别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建构。其原因部分在于妇女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受社会文化期待的控制,受妇女社会地位低的影响。本文以非洲国家马拉维的个案为例,说明性暴力对妇女艾滋病易感性以及妇女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的影响性质如何,程度如何。文章特别注重性暴力概念的形成以及当地经济和渔业中的性交易,并关注性别和性的建构,因为它影响着文化习俗以及妇女对艾滋病的易感性。本文认为,马拉维妇女所处的环境,在社会、法律和政治经济上维持了不平等的性别权利关系,这种关系助长了针对妇女的暴力,使她们面对艾滋病的感染和自身性健康、生殖健康权利的侵害而无能为力。     

论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的关系

本文通过援引广阔真实背景下的论据,从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医学视角出发,论证和归纳了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之间至少存在三种关系:第一,同源性,即被相似甚至相同的社会张力和社会结构驱动;第二,直接相互作用,即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宏观、中观、微观因素会增加具体情境的艾滋病风险、社会易感性和脆弱性;第三,更微妙的间接相互影响与联系,即二者相互交织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效应分别反作用于艾滋病防治与人口流动问题。     

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作用——以“多伴侣性行为”的调查分析为例

考察多伴侣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是研究社会对个人行为作用的最佳切入点之一。本文以全国随机抽样调查的分析结果为例 ,检验和比较了 5种相关理论思路的解释力。作者把阶层归属、社区性文化和个人的性关系态度作为社会作用的代表 ,以性爱现状和个体的性状况作为对照物 ,分别考察了这 5种因素对男女两性多伴侣性行为的作用强度。数据分析表明 ,“社会对个人的多伴侣性行为发挥主要作用”的命题可以成立 ,但阶层归属的作用非常微弱 ,而社区性文化对男性的作用和性关系态度对女性的作用却极其突出。这说明生物制约论、社会结构理论及交换理论的思路不适用于解释个人的多伴侣性行为 ,环境制约论和脚本理论的思路则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流动人口居留时间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文章运用“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流动人口居留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对于流动人口在京居留时间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社会经济背景特征的影响则相对较弱。总的来说,当前人口流动趋于理性,在社会分层处于优势地位的流动人口更具有长久居留倾向,但仍然面临较大的社会融入困境。政府部门应当尽快着手改善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并为初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提供充分的培训和服务,并且将居留时间作为城市公共福利分配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