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区和城乡经济发展差异——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来看

以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为代表的政府公共支出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建设投资以其对总需求的直接效应,对私人部门经济生产成本降低的间接效应,以及以其道路网络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而我国交通基础建设的供给,在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城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质量上。这种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上的差异加剧了我国地区和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要改善我国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城乡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还应该从如何发展落后和贫困地区的道路基础设施入手。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应强化政府公共投资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和短缺,是我国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存在的差别以及政府公共投资的职能等方面,阐述了政府公共投资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应发挥的作用,并提出若干建议。     

异质性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分析异质性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使用2005-2016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方法研究异质性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均有助于缩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2）异质性人力资本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3）经济干预因素和经济开放程度对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较为明显,而固定资产投资的政策偏向因素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提升均有利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适度性理论及实证检验

针对中国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注重扩大建设规模实现区域覆盖的建设模式,以及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竞争造成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不断增长的现状,不少学者提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过度的警示。文章着重研究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度"的问题,提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在适度性的观点。首先,在古诺模型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对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影响效应以及相互关系进行了理论模型构建。其次,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以公路为例,采用中国各省份1978-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经济发展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在交通基础投资建设初期,交通基础设施规模的增加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促进经济的发展。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继续扩大化,将超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对经济产造成不利影响。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达到一个适度的程度能够实现经济产出的最大化。再次,在适度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最优路网密度模型,说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动态均衡的关系。通过运用部分OECD国家的国际数据估计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适度规模,以此评价中国各省市路网密度的适度性。评价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省份处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状况,其中西藏、新疆等中西部省份交通基础设施严重匮乏。而北京、重庆等直辖市以及旅游型城市海南则出现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过度的情况。最后,提出建议: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应当遵循适度性原则,避免盲目的进行规模扩大化建设,应更加注重质的提高,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利用率;充分结合各地区的实际需求实现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差异化,注重地方政府间区域间的协调与合作,实现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沟通和衔接,提高中国交通基础施设整体水平。     

基于灰色关联的物流产业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研究

本文在构建物流业地区发展差异评价指标的基础之上,运用基尼系数来描述我国物流业地区之间在产出方面、需求方面和供给方面的差异程度,然后以产出(物流业增加值)序列作为参考序列,需求和供给方面的指标序列作为比较序列,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物流业地区间发展差异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文章以充分利用物流业"加速器"的作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为目标提出了鼓励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优先发展现代物流业,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来促进消费水平以促进物流产业的发展,鼓励基础设施水平落后的地区优先进行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鼓励基础设施水平较好的地区在现代物流设施设备的投资和物流信息系统建设方面进行投资,中央政府应对物流业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倾斜。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与效应检验

梳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实证检验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交通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强化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三条路径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并引发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扩散,从而表现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省级空间尺度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本地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效应,产出弹性在0.043～0.057之间;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会通过经济联系抑制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出负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水平、人口数量、城市化率、工业集聚等其他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同样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     

交通基础设施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关系分析

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与交通网络布局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网络布局的梯度基本一致,由中部地区向东部和西部递减.同时,东北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问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促进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地区结构优化模型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地区之间的分配问题进行了研究。在综合考虑投资效率和地区公平分配的基础上,运用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相关理论与方法,提出考虑公平约束的多阶段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地区结构优化模型,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是否考虑公平约束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地区结构有明显的影响。本模型为决策者提供了一种优化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地区间分配的定量方法,能够兼顾投资的效率与公平,从而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为了从外部性角度说明目前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资在地域上存在的问题，为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向提供理论帮助，基于陕西省2009~2017年间各市相关数据，在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基础上，加入空间要素，构建生产函数和空间权重矩阵，通过自相关检验（莫兰指数）、LM检验和 Hausman检验，选取合适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溢出情况进行研究。研究认为，2009~2017年间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显著）整体为负，但依然存在正溢出的局部地区，即以西安为首的经济聚集区（西安、宝鸡、咸阳）和榆林、延安联合的陕北经济聚集区，资源过于集中和两个高地之间缺乏互联互通是整体呈现负溢出的重要原因。在地域分配的量和质上应充分考虑交通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在西安，在两个经济高地之间打通一条经济要道，并重点扶持相对落后又有发展前景的城市可促使陕西经济发展由总体集聚向总体扩散转变。     

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区域比较——基于中国30个省区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选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多对数函数计量经济分析模型,并选取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在0.02～0.09之间,有着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但这种带动性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在区域之间存在差异,东、西部地区比较显著,中部地区不是很显著.据此,提出各个地区应充分利用政策契机,发挥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所带来的优势交通条件,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生产劳动的转移,增加农民收入.     

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水平总体上在不断得到提高的同时，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以及社会群体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且这种收入差距还在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已经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应当认真分析原因，研究对策，加以解决。     

文化消费、区域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以中国2008-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文化消费、区域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研究显示:(1)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显著缩小了我国各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但作用效果相对薄弱;(2)东、中部地区文化消费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较为显著,而西部地区则尚未发挥出来;(3)经济干预程度和文化产业人力资本水平则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其中,东部地区文化产业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中、西部地区这一效应并不显著,而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干预程度均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重要原因。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中部地区资本形成的效应——兼与东西部地区比较

依据我国大陆地区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西藏、青海除外)1985～2005年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及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中部地区、全国总体、东部和西部地区资本形成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显示,当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中部地区以及全国总体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当期资本形成都有正效应,但这种正效应呈现出在中部地区最弱、西部最为明显、东部次之的地区差异,且滞后1期特别是滞后2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总体及东、中、西部当期的资本形成有负效应,其中对中部地区资本形成的负效应次于西部地区但大于东部地区.因此,应该通过发挥中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外资多进入我国中部地区,从而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对各地区资本形成的地区差异,并进而缩小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促进全国经济的和谐发展.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增长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很大.我国铁路、公路的空间分布以及它们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十分密切,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与铁路、公路的空间分布差异极其吻合.为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政府应该大力加强中、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目的/意义】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推动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视角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支持。【设计/方法】基于数字鸿沟的视角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指标评价体系，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机制及异质性。【结论/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深入分析其中的机制发现，由于存在数字鸿沟，数字基础设施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但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促进效应还尚未显现。对全国分地区样本检验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在西部地区、非沿海地区更为显著，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不存在显著影响。最后，采用门槛模型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存在非线性效应，当教育达到门槛值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农村金融发展低于第一门槛值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达到第一个门槛值和第二个门槛值之间时，数字基础...     

交通基础设施投融方式及管理创新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交通基础设施这种典型的公共物品,采用单一的政府供给方式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建立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供给模式是必然趋势。根据不同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特性,明确不同投资主体的作用范围,分别采用政府直接投资方式、政府投资与法人团体运营方式、政府与民间资本共同运作方式以及政府管制下的民间资本运作方式。此外,还可采用ABS、BOT等投融资方式。在投融资管理上,要引入全民参与的项目公共选择机制、全系统的项目综合规划以及全过程的招投标机制等投资管理新机制,以充分发挥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效用。     

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方式及管理创新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交通基础设施这种典型的公共物品,采用单一的政府供给方式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建立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供给模式是必然趋势.依据不同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特性,明确不同投资主体的作用范围,分别采用政府直接投资方式、政府投资与法人团体运营方式、政府与民间资本共同运作方式以及政府管制下的民间资本运作方式.此外,还可采用ABS、BOT等投融资方式.在投融资管理上,要引入全民参与的项目公共选择机制、全系统的项目综合规划以及全过程的招投标机制等投资管理新机制,以充分发挥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效用.     

积极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基于20省80县（市、区）的问卷调查分析

通过对一项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认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显著差异更主要地体现在城乡之间。这种差异既表现在公共文化设施供给或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方面,也表现在个体文化生活、社区公共文化生活方面。而且,民意决策影响到社区公共文化生活和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应着力改善城乡之间公共文化服务的不均等现象,加快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在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应积极探索建立健全民意决策机制。     

交通基础设施对城镇建设用地效益的影响——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CSSCI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产业和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可能带来跨区域的影响,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溢出效应。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以交通基础设施和城镇建设用地效益为主要研究变量,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两者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交通基础设施对城镇建设用地效益的影响随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而变化,呈现“倒U型”的变化关系;(2)交通基础设施对城镇建设用地效益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3)京津冀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在城市群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中存在异质性,2014年以前表现为正向的溢出效应,而2014年后表现为负向的溢出效应,同时,北京和天津溢出效应的影响较大,而河北的溢出效应较小。     

湖南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人口因素探讨

湖南东、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教文化发展状况等四个方面存在着经济发展差距;而人口因素的差距及其时经济发展影响是湖南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全面提高人口综合素质是发展湖南西部地区经济的可行性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