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实克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

在普实克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性特征既受到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直接影响,也是中国古典文学抒情传统的现代发展。西方浪漫主义抒情传统注重自我情感的抒发,中国古典文学抒情传统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是一种感时忧国的思想情感。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性融合了中西抒情传统,内涵更为复杂。由此,普实克不仅细致分析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与欧洲浪漫主义抒情传统的不同,展示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独特性,而且深刻把握了中国现代抒情文学发生的根本动力。     

论海外“中国抒情传统”命题的内在悖反及偏狭性

海外"中国抒情传统"命题经过广泛讨论衍变至今,部分论述逐渐显现出对古典文体功能观念定位的偏失和文体阐释范围的过度扩张,造成了论者内部的相互抵牾,从而导致论述上的内在不稳定性。以王德威为代表的当今汉学界,将中国古典文体论的"兴""怨"概念简单等同对应于西方的"权力反抗""启蒙革命""个人集体"等意识形态内容,仅看到了"个人之情"或个体与外界的紧张关系,使抒情本身工具化为一种政治性的对抗姿态,遮蔽了作为传统之另一面向的"相与之情"这一公共性情感维度,暴露了海外抒情传统论述在古典精神承接上的简单化与偏狭性。这也提醒我们,在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现代转化和现实继承方面,不能简单地"以西律中",也不可盲目地"以中律西",而应格物致知,中西融通,力求中国传统诗学资源的现代性阐释与创造性转换。     

中国古典戏曲的抒情表征

中国是一个抒情的国度,抒情的传统一直是中国一切艺术形式的本质特征,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的重要形式之一,中国的古典戏曲也深受这种传统的影响。中国古典戏曲的抒情表征主要表现在其源流与抒情传统的关系;情节设置的奇幻性和情感的真实性与自然美;曲词的抒情诗的意境;宾白的诗词化倾向及科介的舞蹈化的抒情等方面。本论文将试着从这几方面来探究中国古典戏曲的抒情表征。     

海外中国抒情传统理论的发展脉络

中国抒情传统理论是海外汉学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中国抒情传统理论体系开创者为著名华裔汉学家高友工,其完成了对中国古典文学抒情美典理论的建构。其学生将抒情传统理论分别应用于诗歌、小说、词学及戏曲等各体文学的研究之中。港、台和新加坡学者则对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完成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而后中国抒情传统理念逐渐渗透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并成为海外研究中国文学的一种主要方法。     

诗史传统的来源与影响——对抒情传统说的一点补充

以具体史实为本事的诗、史对应阐释方式萌芽于春秋赋《诗》,此后毛传郑笺孔疏建构了《诗经》诗史阐释体系，使之成为汉唐《诗经》学主流。这一传统是杜诗在晚唐被界定为“诗史”的观念来源，在撰述体例、考辨角度等方面影响了宋人注杜诗偏重梳理杜甫行迹与唐王朝治乱关系的阐释特点，杜诗在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与价值由此奠定。“五四”新文化的“歌谣运动”否定《诗经》的诗史阐释传统，强调《诗经》的抒情属性，启发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说。尽管抒情说对《诗经》大部分篇章的理解更符合实际情况，《诗经》的诗史阐释多为后起追加的误读义，但诗史阐释传统在中国诗学的历史地位与实际影响已经成为事实，不容忽视。只有引入诗史“副线”作为对抒情“主线”的合理补充，才能解决抒情传统说无法解释杜诗“诗史”特点的内在矛盾。     

抒情与叙事——中国文学表现之两大传统研究述论

就文学表现基本手段来看,中国文学存在抒情与叙事两大传统.近年来,对这两大传统的研究,学界取得一些新的成果.其中董乃斌先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有关中国文学两大传统,特别是对它们在文学史上的互动关系之考察,现仍处于初步阶段,很多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拓展与深入,今后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在抒情与叙事之间的认识调整——20世纪初王国维文学观建构的一个侧面

20世纪初,王国维一改中国传统文学观中褒扬诗、词等抒情文学而贬抑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的倾向,将叙事文学放在抒情文学之上,这一文学类型观的重要变化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就王国维个人而言,这主要源于在以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晚近文学、美学理论的影响下,其文学认同向西方文学的转移,特别是其文学观和审美观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但由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对于其影响的持续以及个人的性情等因素,王国维对于抒情文学仍然难于忘情,这导致他的文学论述中涉及传统抒情文学时的内在的矛盾。而在后期的戏曲论中,王国维纠正了个人的认识偏颇,强调叙事与抒情两者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打破了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的二元对立。王国维的这一心路历程具有深刻的启示性。     

诗意的追寻——林庚文学史论述与"抒情传统"说

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论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课题。相关论述以陈世骧之说最有影响,而其说又与北京大学的学统关系极大,与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观亦属同一脉络。上世纪三十年代清华大学的林庚与北京大学的陈世骧同时于北平文坛活动。从林、陈之关系及师友渊源,可知二人论述同调,并非无因。陈世骧提出整体而言,中国文学传统就是一个抒情传统。林庚也认为中国文学史在宋以前的重心离不开诗歌;宋元以后虽然小说戏剧当道,但其中还是存有许多的诗意;因此中国文学史事实上乃是一个以诗歌为中心的文学史,中国文学的贡献是以十五国风代表的抒情传统。由此观之,林庚的文学史论述可说是陈世骧等人的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论的先声。     

篇末言悲 曲终奏雅——先秦文学中的一种抒情模式及其演变过程

近年来,对中国文学尚悲善悲的民族传统,对这种传统的表现形式、历史成因、发展轨迹及其影响等等,有了较多的探讨。但是,广泛存在于先秦文学抒情之作中的一种模式——篇末言悲,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其实可以这样说,这种模式在先秦抒情文学中是很普遍的,而且在后世的诗、赋、词等文学体裁中,都常常可以找到其发展踪迹,     

苏曼殊文本的自叙性及文学转型意义

苏曼殊的译、画、诗与小说有着鲜明的自叙性特征,为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提供了三方面借鉴自叙传小说的开启、抒情小说的开启、第一人称叙事小说的试验.分析其文本叙事策略与其个体性生命体悟的深刻关联,有助于厘清苏曼殊的自叙文本怎么引领着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转型,怎么成为五四一代重要的精神资源、成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发生和勃兴的重要桥梁.     

“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的发轫之作——论《野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样式意义

蒋光慈的小说《野祭》作为“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发轫之作，具有此种流派文学的典型特征：崭新的革命题材与人物形象、“革命＋恋爱”的结构模式、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主观性“散文化”的情节结构等。《野祭》虽然存在一定缺陷，但它丰富拓展了现代文学多样化形态的艺术探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文学样式意义。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确立“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体系和选择文学话语方式的必然途径.二十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并屡次尝试以全新的标准确立新的“文学经典”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重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通过“洋为中用”评价外国文学经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新经典”的建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经典”体系建构,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梁启超:重新勘定中国文学的现代认同——兼及其对于新文学家文化人格的构建

在早期致力于政治改良的宣传时代,梁启超积极借镜日本和欧洲近现代的文学经验,这对其启蒙主义文学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他强调借助欧洲文学革新中国文学,其文化认同明显向前者倾斜。欧洲之行中梁启超认识到作为国人现代想象的主要参照的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盲目推崇科学理性的偏颇,而将强调理性与情感均衡发展的文艺复兴作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样板。与此同时,他回归"诗言志"的诗学传统,对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给予高度肯定,并将中国古代诗人的崇高情怀和抒情精神作为新文学家文化人格建构的典范。这显示出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的独特性。     

《诗经·关雎》英译之我见——兼论语篇把握在汉诗英译中的重要性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作品以抒情诗为主流,开拓性地运用了赋、比、兴等表现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关雎》是《诗经》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汉文化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因此,翻译工作者都不遗余力地将它译介国外。许渊冲先生、韦利先生是《诗经》翻译的佼佼者,分析研究他们的译诗策略,对于总结汉语古典文学西译的经验,构建现代翻译理论,自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益处。     

从《诗言志说》到《诗言志》——朱自清“诗言志”研究“重写”的学术史考察

《诗言志说》是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初期成果,1944年他“重写”此篇为《诗言志》。《诗言志》除补充新证而增大篇幅外,有两处术语的改动值得关注:“意念”的术语凝定,这是借鉴西方“新批评”文艺学观念的结果;术语“缘情”取代早期的“抒情”,体现了中国学术研究本体化的追求。“诗言志”研究在抗战中相隔七年的“重写”,反映了朱自清文学批评研究的学术历程,也体现了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现代转型。     

论中国电影在尝试期与文学的交融与间离

中国电影在尝试阶段从文学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电影指称的形成和确立、电影的摄制等方面可见明显的文学元素。中国电影是在对文学作品的转录和改编中起步和发展的。中国电影的尝试期与文学的变革期恰好发生契合,这种契合给二者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提供了语境。此际,中国新文学力主破旧立新,而中国电影一方面极力从中国传统文学中汲取养料,一方面有着强烈的独立诉求,使得二者在深度交融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间离。这种交融与间离既推动了二者的发展和成熟,也给中国文学艺术增添了新的元素和新的发展动力。     

非虚构--抒情历史小说--《心灵史》文体论

一方面,张承志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发挥训练有素的民族史学者的专业功底,在叙史方式上主要采取严谨缜密的史学著述方式反映哲合忍耶的信仰史,使<心灵史>"远离了文学";另一方面,叙述者"我"走入信仰的中心--哲合忍耶而产生的强烈抒情倾诉欲望,又使<心灵史>具有鲜明的抒情诗的品质,回到了文学,从而形成了由非虚构的历史叙述与抒情诗式的倾诉相结合的新型文体,即非虚构--抒情历史小说.     

论王统照与新文学文体建设

王统照作为新文学第一代重要作家之一 ,对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主要贡献有三 :一是多样化的文体创作实践 ,二是小说体式的创新与探求 ,包括叙述视角的变换和抒情小说的试验 ,三是文学批评体式的研究与呼唤 ,即专业化、人格化、现代化批评以及批评方法论的倡导     

现代歌词中的诗歌形态

歌词与诗歌合一是一部既往史,如今歌词已从诗歌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文学体裁,然而,二者仍然有着密切关系.诗歌可成为歌词和歌词可以是诗歌的情况并不少见.现代歌词中的诗歌表现为三种形态,即诗歌被谱曲而成为歌词,古诗今译成歌词,歌词原作即诗歌.     

屈原诗歌艺术隐喻的创新与探索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楚辞体,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在抒情诗方面成就很大,创作了不少令人叹为观止的诗篇。这当然得益于他在诗歌创作中成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隐喻。屈原式隐喻方式的诞生和成功运用,不仅成就了他的诗歌创作,而且也为后人树立了典范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