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案件裁判方法的反思与构建

裁判方法是逻辑三段论法在司法领域的运用。由于制定法体系的封闭性,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推理方法无法涵盖社会生活事实之全部。在司法实践中,疑难案件的审判实际沦为一种权威式审判。在构建疑难案件的裁判方法时,需要将单一的演绎模式转变为演绎、归纳、溯因、类比的综合模式,同时可以借助法律论证的方式,论证判决的合理性。     

疑难案件裁判的“唯一正确答案”与“最佳答案”

德沃金以疑难案件为切入点,提出了司法裁判的"唯一正确答案"命题,晚近又修正为"最佳答案"命题,强调司法裁判以保证个人权利为宗旨;对于疑难案件,没有可以依据的明确规则进行审理,则寻求原则作为准则,对现有法律进行建设性解释,而不能运用政策进行审判;原则是确定的,具有道德价值属性,因而法律问题具有"唯一正确答案",退一步讲,通过合理的整体性、建设性解释,将表面上看似实体问题的法律问题转换为程序问题、方法问题,总会找到疑难案件的"最佳答案"。许霆提起申诉要求旧案重审,这其实再次体现了疑难案件裁判的法治困境,而"建设性解释"往往是在现实规范与国民期待之间寻找博弈平衡点。     

论死刑案件刑事裁判对公众舆论的涵摄——基于刑事裁判规范生成与证成的考量

公众舆论与刑事裁判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由于涉及人的生命,死刑案件的裁判更能引发公众舆论的关注。死刑案件中的公众舆论是死刑文化的征表,司法审判时需要加以考量,在死刑改革中更需予以正视。在死刑裁判规范的生成过程中,公众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危害性的征表,其可以作为合法性的事实理由存在;在死刑裁判的证成阶段,公众舆论可以作为裁判的合理性理由存在。但是,死刑案件的裁判结果并不是必须与公众舆论相一致,提倡在坚持死刑适用的实质标准前提下,同时兼顾死刑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可以使死刑裁判更具公信力。     

“立”字的演化

甲骨文、金文的“立”字，像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形，人的脚下一条横线代表地面，表示一个人站立在地面之上。所以，“立”的本义就是站，引申为树立、设立、建立等义，如立功、立法、立威等。     

刑法规范适用中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目的解释的展开

刑法规范在适用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刑法文义的多重性、文义解释的瑕疵以及法律漏洞等现实问题,文义解释并不总能合理地解决疑难案件。刑法规范的具体应用是裁判者基于各种利益而进行的目的性建构,解释活动并非不折不扣地完全地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进行严格解释。刑法解释是一种目的性的论证,裁判者对规范的理解是实质性的知识建构,以此来弥补刑法规范适用中的困境。在裁判者建构刑法规范的过程中,目的解释是实质判断常用的基本方法。     

“养鱼执法”的经济学解释

近期来,由食品安全等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养鱼执法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养鱼执法行为偏离了政府部门的监管目标,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其背后所涉及的行政执法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对养鱼执法执法行为进行了经济学解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防范这种违法行政行为的对策。     

读书之“破”与“立”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唐代诗人杜甫的名句。后人对这两句诗的前一句作过不同的解释。其中,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举有三说：一日“胸罗万卷,放左右逢源而下笔有神”;二日“书破,犹韦编三绝之意,盖熟读则卷易磨也”;     

在“破”与“立”中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观念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传承人类崇高理想的一种载体,在整个教育发展历程中已经取得显著成就。但是传统教育中不健全的理念尚存,这就充分体现了"破"的必要性。与此同时要在"立"的支撑下,在推进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把立德树人贯穿于教育工作的全过程,全面推进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以此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观念,不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跨越,最终开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规范解释的创新何以艰难——兼论我国规范法学研究的创新问题

本文在三个方面分析了规范解释的创新何以艰难的原因 ,即 :实在法 (规范法学的研究对象)自身的理性特征使得规范解释的创新是对理性的实在法的再创造 ,其创新之艰难可想而知 ;规范解释不可避免地和现实政治的关联使它的创新会受到来自政治的干扰乃至法学家自身“心魔”的影响 ;规范法学的强制实践品格也不太倡导过分浪漫化的创新。但规范法学的创新是必要的 ,这不论对法学的独立而言 ,还是对法治的保障而言都是如此。特别在我国 ,规范解释的创新尤为必要。在此基础上 ,文章检讨了我国规范解释研究的现状以及规范解释创新的对策     

“为生民立命”——张载命运论的新解读

张载为生民立命的命题涉及两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认定其异文,二是如何解读其思想。这一命题既有对孔孟命论的传承,也有对儒家命论的创新。张载为生民立命的命,与孟子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的命一样,都不再指天的命令,而是指人的命运。他受孟子划分正命与非正命的影响,第一次把人的命运分为德命与气命,认为对这两种不同层次的命运都应当予以安立,但格外强调要以德命驾驭气命。张载的立命观是沿着孟子所开辟的方向立说的,但孟子仅着眼于士人君子的修身立命,而张载则要为社会大众立命,即为民众确立命运的道德价值方向,使民众能够据以做出正确抉择,从而掌控自己的命运,赋予生活以意义。     

“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原则的法理基础与形成路径

近年来,“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原则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在得到学理关注的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亦开始运用。作为一项源于西方的现代司法原则,“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原则的本土化发展,需要以厘清法理基础与探明形成路径为前提。就法理基础而言,“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原则以纠纷解决为目标,其既是国家权力配置下司法权定位的内在要求,也是公民权利配置下诉权保障的应有之义。就形成路径而言,在相对性逻辑框架下,“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原则的形成依托于国家权力的生成与运行、公民权利的行使与保障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平衡。     

再释《左传》中“与立”连用之“与”

《左传》中有“与立”连用的句子共两处,诸多注书对这两处“与”的解释各不相同,甚至同一本注书中对其也是随文释义,这违反了词义的同一性原则,“与”有“一起承担”,“参与”之义。本文认为,“与立”连用中的“与”就是“参与,共同做某事”之意,而不可译为“辅助”,“自立”等。     

汉语“规范”浅说

我国古代没有＂规范＂专名,但并非没有＂规范＂观念。我国＂规范＂观念通过＂规矩＂、＂权衡＂等其他一些用语表达出来,而且颇具特色,很早便用于刻画＂法＂。西方法学引入＂规范＂观念,比较突出地反映在近代。中西＂规范＂观念,本身差别不大,可以互通互译。近代以来,＂规范＂译名经由日本传入我国。考察规范语源,有助于挖掘其理论意义,也有助于理解法或法律乃至法学本身。     

规范辩护与动机解释——康德与休谟的分歧及其当代弥合

规范辩护是一种元伦理学分析,它不是应用特殊的道德规范去辩护具体的行为,而是追问道德之所以具有规范性力量的理由或根据。对道德要求的权威进行规范辩护就是要说明规范性的来源,外在主义、内在主义和建构主义代表了规范性来源的三种立场。康德主张理性必然也是实践的,休谟则坚持实践理性的工具主义和动机怀疑主义。康德回答了道德的客观性问题,休谟则回答了道德的动机有效性问题。在两者基础上提出的欲望-信念的动机解释框架,既可以看做是对康德与休谟的调和,也可以视为解决道德客观性与动机有效性相统一的有效路径。     

我国行政法规范解释司法审查的反思与重构

对行政与司法职能特性的理论分析表明,在现代行政国家时代,要想既维护行政法治又保障行政效率,法院对待行政机关作出的法律解释就应当保持一种"既审查、又尊重"的态度。据此,未来在修改我国《行政诉讼法》时,应当明确法院在法律解释问题上的权威并确立一整套关于行政法规范解释的司法审查标准。     

农地“三权分置”下的土地经营权——物权塑造与规范解释

“三权分置”是指农地权利分化为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种权利,其核心在于土地经营权的分离.现有土地制度规范过多置重于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而忽略了其财产性流转功能.基于实践需求和改革精神,“三权分置”进行权利分离是权利变迁的必然结果.分离出的土地经营权不宜作为一项财产权和债权,应是一项独立的物权.土地经营权的物权塑造不仅具有规范解释的合法性,也能破解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困境.土地经营权尚且只是一种政策性权利,立法须将其创设为新型物权,释放“抵押”权能.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构造有采取授权立法形式暂时制定行政法规和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两种可能路径.     

孙中山以“主义”立党学说

孙中山非常重视主义在政党中的作用,他认为主义是一种信仰,一种力量,这种信仰可以使得天下仁人志士同趋于一主义,共同致力,而这种主义又可以聚天下英才建立一个党。主义立足于党只是第一步,在立足于党之后,主义还要立足于民,使得百姓支持这种主义,达到使党立于民之中,并最终实现以党治国即以党的主义治国,以期最终完全实现主义。而在这所有过程中,主义必须贯穿始终,以主义立党,以党实现主义。